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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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185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2.2011BimonthlySerial.185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变
顾乃华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本文借助最新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对我国全要素生产演进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有助于扭转市场分割格局和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而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就各地区平均而言,分税制可促使GDP增长63%。关键词:分税制;全要素生产率;产业融合;财政收入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11)02-0016-06
从财政角度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历来是转型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事
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就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在改革初期,地方政府和企业最希望中央政府
让渡的权力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与之对应,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也会发生改
变[1]。政府希冀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恢复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的国民经济活力。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根据文章的切入点不
同,可将相关文献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研究分税制对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影响。刘玲玲和冯懿男认为,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实施分税制后,由于将几个主
要税种的大部分收入都划归中央,从而为中央财政获得50%以上的税收收入奠定了制度基础[2]。赵
志耘和杨朝峰发现,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增长波动较大;按贡献程度排序,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出口依次构成推动地方税收快速增长的部门推动因素[3]。第二,研究分税
制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如刘勇政和赵建梅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转移支付制度从
整体上不利于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此外,就转移支付对中国不同地区财政努力的影响看,转移
支付在促进东部发达省份的财政努力的同时,抑制了中、西部落后省份的财政努力,并可能导致地方
财政的荷兰病现象[4]。第三,研究分税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张晏和龚六堂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前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而在1994年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系数显著正相关。他们进而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
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5]。
收稿日期:2010-09-20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珠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分工与合作研究(09JDXM79007);2010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演化机制及其政策支撑体系研究(2010B070300071)作者简介:顾乃华(1977),男,江苏响水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教授。16与以往文献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关注分税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TFP是宏观经济学中测度经济效率的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本文的
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分税制导致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从而为未来进一步
完善分税制以促进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
一、分税制改革促进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尽管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的比重,但其在客观上对
我国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一是中央政府完全掌握了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动权,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提高;二是全国统一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加强,全国经济一盘棋
的局面悄然呈现;三是中央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力,将有力保障和支持区域均衡发展[2]。中央与地方
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而对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关
联产生影响,最终改变整体经济效率。(一)分税制与经济效率:基于地区竞争视角的分析
从1980年到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这段时期,我国先后推出了分成、包干等多种不同的财政体
制模式,从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确立起分灶吃饭的格局,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则实行减税让利。此外,在此期间,主导我国各地产业发展的主要是产权关系模糊的国有
企业和乡镇企业。它们为了在当时的灰市场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往往主动向地方政府让渡掉
部分决策权,使地方政府成为其企业的一个模糊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
济增长和保护税基,它们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各种方法来避免中央、其他地区企业对本地企业利税进行争夺。比如,在与中央的博弈中,为了提高财税的实际边际分成率,地方政府往往实行所谓的把肉
烂在锅里的政策,即对本地企业减税或鼓励它们隐藏利润,或干脆将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乃
至于体制外收入。为了使本地企业尽量避免外地企业竞争的影响,很多地方政府通常会有意识地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短缺经济期间,这主要表现为限制本地原材料外流,当时
盛行的羊毛大战、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等便是最形象的注释。到了90年代初期,随着买方
市场的逐步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借助提高外地产品准入条件(主要是各种行政性的收费
或者技术壁垒)等措施,限制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虽然对于单个地区而言,在地区竞相发展经济的博弈中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占优策略,但从全局来看,国内市场分割则不利于发挥经济
增长的规模效应,阻碍了整体经济效率提升。
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财政体制改革,尽管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同时却也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据高培勇提供的数据,在财政收入方面,伴随
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93年的123%,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则由1985年的384%下降至1993年的220%;在财政支出方
面,财政支出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增加至1993年的4642.20亿元,15年间增加了21倍,年均增加21%[1]。针对放权让利财政体制改革的弊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财政收入集权。其核心内容是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划分中央税、
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分税制改革的
直接结果是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同时也作为重要因素之一,扭转了此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分割严重的局面。从中央与省收入划分来看,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实行了较为规范的分税
制,对非税收入也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按某种比例分享的收入。中央财政获得的税
收收入包括75%的增值税、60%的所得税、3%的营业税、不到1%的城市维护建设税、97%的证券交易印花税、10%的非税收入和全部的消费税、关税、进口产品消费税、进口产品增值税、船舶吨税、车辆
购置税;地方财政获得99%的城市维护建设税、97%的营业税、25%的增值税、40%的所得税、3%的
证券交易印花税、90%的非税收入和全部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等。分税17制还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将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为33%(后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同时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
基金。此外,分别建立了独立国税和地税体系,前者负责征收中央独享税和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后者
只负责征收地方独享税。国税系统的建立强化了税收监管,大大压缩了地方政府原来通过转移收入来扶持本地企业的空间。税制和征税方式两方面的调整,与同一时期逐渐展开的地方国有企业、乡镇
企业改制一起,使地方政府难以继续利用税收工具扶持当地企业发展以及打压竞争对手,从而有利于
弥补市场分割的不足,提升整体经济效率[6]。
(二)分税制与经济效率:基于二、三产业互动视角的分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围绕财源抓经济,围绕效益抓财源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识。各地普遍
根据分税制后的财源结构和本地实际情况,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而言,分税制把来自工业产品
的全部消费税和绝大部分增值税划归中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盲目发展高税率工业产品的倾向,对过去难以解决的争上小酒厂、小烟厂、小棉纺厂等重复建设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同时,
分税制把来源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几乎全部划归地方,这有力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会产生产业间溢出效应,从而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服务业(主要指生产性
服务业)高增值、强辐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它能胜任如下角色:充当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刺激商品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郑凯捷从服务业在工业分工体
系拓展中的功能角度,深入分析了其在经济内生发展中的地位。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之间存在着
深度关联和互动的关系,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介入、引导、衔接、协调服务活动从而形成紧密黏合的社会生产网络的过程[7]。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容量的不断
扩大,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属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将日益突出,因为它决定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深
度与广度,进而成为促进产业发展和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事实上,近10年来在国际上,工业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服务化趋势。工业企业为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正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型。有统计表明,在典型的工业企业中,售后
服务和零部件销售贡献的收入份额约为25%,它们贡献的利税比重则高达50%左右。另有统计数据
表明,部分OECD国家制造业中约有40%人员在从事服务活动;美国制造业企业员工中约有65%~75%承担的是研发、后勤、维修、产品和过程设计、会计、法律、融资等服务任务。
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本文基于技术效率的前沿函数测定方法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分税制改革影响中国TFP演进的推
论。该方法将TFP的变化分解成技术前沿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两部分。所谓技术前沿,指在现有技
术水平下能够实现的最大可能产出。所谓技术效率,指某个经济体实际所处的生产曲线同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接近技术前沿,说明效率越高。如果把GDP表达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函数,那么技术
效率越高也即意味着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利用同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生产出更多的增加值。
测定前沿函数既可以采用经济计量方法,也可以选择数学规划方法。一般认为,经济计量方法适合用于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数学规划方法对于处理管理决策问题更有优势;在模型设定合理且采用
面板数据的条件下,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要优于数学规划方法。有鉴于此,本文选用经
济计量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并以Battese和Coelli在1995年提出的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front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