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悲剧文学与西方悲剧理论的对比
艺术是民族审美方式的体现，悲剧作品是民族悲剧精神的体现。
由于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作品形成了不同的特殊品格，以至于一些人产生了中国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的看法。
其实，从中国悲剧内部联系和深层结构进一步深入探索，就会发现中国悲剧具有较为完备的美学系统，有鲜明的美学特征。
通过与西方悲剧理论相比较，从悲剧精神、悲剧冲突与悲剧结局三方面揭示中西悲剧的异同，阐释中西悲剧的美学特征。
一、悲剧精神的差异
悲剧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特种类和艺术的“最高”阶段，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及文学构成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中的悲剧精神源自人们在为命运、理想和追求而奋斗时的受挫、失败或毁灭的审美反思，上升至精神层面即悲剧精神，它是悲剧的灵魂与生命，与民族的文化积淀及其形成和发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文化起源不同
据王国维评述，中国的苦戏起源于“巫”“优”的大众娱乐，据“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这种起源与中国发展状况影响了中国悲剧的情感价值取向，使其在选材上大多取自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表现下层人民在生活中所受的欺凌或不幸遭遇，传达出一种哀怜、同情、怜悯的情感。
如备受欺凌却无力还击的窦娥，历经磨难的赵五娘，死后化蝶的祝英台等。
西方各民族的悲剧精神则是抽象于古希腊悲剧的一个美学范畴。
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古希腊悲剧的形成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祭奠的宗教仪式。
这决定了希腊式悲剧是西方最高贵的艺术形式。
为了与所表达的崇高主题相呼应，西方悲剧总选择严肃、重大的政治题材，以王公贵族或显赫英雄为悲剧主人公。
因此，无论是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公主，还是莎翁四大悲剧中的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他们或人神合一，或威名显赫，或王公贵族，都塑造了一个个盖世英雄的人物形象。
（二）历史背景与文化浸染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讲求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心理，以“孝悌”为基本内容的本体追求。
从根本上讲，以伦理和谐为核心道德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伦和谐、亲睦为本体的伦理主义文化。
因此，中国悲剧从人伦和谐出发，担负着惩恶扬善的伦理责任。
纵观各种悲剧作品，皆以伦理批判为基础，以描写弱小个体的遭遇为主要内容，全面诉说了社会生活中的父母之哀、夫妻之怨、家国之仇，将中国悲剧精神中扬善抑恶的伦理批判本质呈现得淋漓尽致，其间暗含着一种对命运的顺从和圆满结局的期盼。
西方古希腊祭祀传统促使古希腊人将一些他们不可理解的社会发展和个人遭遇归于命运的捉弄，这使西方悲剧创作中带着浓厚的命运观念。
因此，西方悲剧也自觉担负起探索人类命运的审美使命。
无论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哈姆莱特，悲剧主人公坚持执着而崇高的追求，与残酷不公的命运、邪恶势力甚至自己懦弱的个性进行抗争，虽然最终抗拒不了命运，但其间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坚强的毅力，却使西方悲剧精神的抗争色彩光芒四射。
二、悲剧冲突的差异
（一）冲突的激烈程度
中国悲剧冲突主人公往往显示出个体与社会力量抗争的无能为力，自觉性不强，事事处于被动，徒发嗟叹。
如《琵琶记》中与蔡生的冲突对立有三：父母，牛丞相，皇帝。
他凡事都做不了主--辞试不许便再考，辞官不允便就任，辞婚不允便再娶，每一步都是服从
他人的指令。
但实施后，又总深深陷入良心的自责和痛苦中，这些异己的力量、地位，或直接或间接地高于他，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悲剧主人公的地位通常十分显赫与反面势力旗鼓相当，如《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与克劳迪斯地位相当，因而彼此间的矛盾斗争更加激烈，人物行动上也更加自觉。
《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执着地去寻找杀父娶母的凶手以至自身遭难，更表现了主人公主动抗争现实与命运的震撼力量。
（二）悲剧主人公的自我意识
中国悲剧主人公本身虽然受儒家思想影响，但表现得并不十分冲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例如，《窦娥冤》中，各种思想在窦娥身上内化为指向一致的伦理文化，她的刑场“三誓”,为婆婆免受刑罚而甘愿牺牲自己都是有力的佐证。
中国悲剧类型趋同，基本都具有压抑个人意识、讲究他律的理性牺牲意识。
例如，窦娥为了贞洁，为了尽孝，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达成目标。
这是因为，她接受传统伦理的教化，认同中国佛教的来世说、善恶报应等学说。
虽说窦娥意识中存在“理性”,但由于这种“理性”是外在压
力下产生的，不只是主观客体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主人公内心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因而悲剧冲突相对较弱。
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生命个体丰富而复杂，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面对屈服与抗争的艰难抉择，以及主人公思想中不同文化异质的对立，使人物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冲突，如哈姆莱特的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哈姆雷特本来是一
个人文主义者，但其生活在封建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带有基督教神学思想。
这就使他在实现理想与抗争现实之间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处于矛盾、困惑、彷徨之中，造成行动延宕。
因此，西方悲剧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冲突、自我心理的内在矛盾。
三、悲剧情感结构与结局的差异
（一）情感结构不同
从悲剧的情节结构来讲，中国传统悲剧总是“苦尽甘来”,重视苦难。
西方悲剧则是一悲到底，重视悲剧结果，所以常常浓缩过程以催化悲剧性结果。
中国悲剧在情感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一种苦乐相错、悲喜交融的曲线，一般是一场或一折作为一个点，一喜一悲，交替循环地递进。
我国古代的艺术家、戏评家都把笑乐视为戏曲艺术的重要职能。
汤显祖的戏剧与理论主张均体现出喜或苦乐二者不可偏废。
如《牡丹亭》的前半部以悲剧冲突为主，间以插科打诨，后半部则转入喜剧冲突。
总之，纵观中国悲剧，可以概括为“苦 - 乐 - 悲 - 喜”,呈现的是一个互动、互渗、互补对转的曲线之圆。
西方悲剧的情感结构一般都强调“庄严风格”在剧中的统一。
因此，戏一开场，就有浓
重的悲剧气氛，并越来越悲，直至最后结束。
如果在中间插入一些滑稽的喜剧片段就被认为破坏了这种悲剧气氛的统一性及悲剧效果。
因此，排斥滑稽调笑、追求悲苦成分的、单一发展的“直线”情感结构，是西方古典悲剧的主要特征。
（二）结局模式不同
无论中国悲剧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主人公多么不幸，最终都有一个团圆结局，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模式。
悲剧性大团圆可以使人喜从悲来，拍手称快。
即使
剧中主人公不幸殒命，也会本着大团圆的原则，以借尸还魂或借梦传音来实现未了的心愿，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象征性的大团圆，凸显出创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悲剧则以主人公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来刺激观众，使其对作品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
如《哈姆雷特》是几千年来西方艺术作品中以悲剧性人物的毁灭和正义事业被强大邪恶势力压制为结局的代表，创作者以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和横尸遍野的氛围，烘托主人公凄美、壮烈、崇高的死亡，营造出一种悲壮的美感，但换来的绝不是悲哀，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主人公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心理承受力。
四、结语
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是中西方悲剧的共同追求。
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实现这个统一，西方悲剧则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恶完成这个统一。
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不同之处。
从悲剧人物自身来说，中国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不仅是由于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且是由于他们追求自身
完美，受传统“善恶”观的影响深刻。
西方悲剧人物同样追求自身完美，但悲剧人物本身是有罪的，通过自我毁灭、自我惩罚，以赎前愆。
从悲剧冲突上来说，中国悲剧冲突主要发生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很少有悲剧人物自身的内在冲突，主人公对悲剧发生不承担什么责任，往往一概归咎于外在的邪恶势力，西方悲剧冲突尽管也表现在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但主要表现为悲剧人物自身的内在冲突，主人公往往在自我反省中主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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