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乡村社会_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_评价与思考

传媒与乡村社会:

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Ξ

■　郭建斌

【内容摘要】　本文回顾了中国大陆大众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研究的历史。它把20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为蓝本,分别从研究的理论切入点、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

评述,对这20年研究总的印象是从理论支点到研究方法都显得有些单一。但是这20年研究的探索者

们作为理论和方法的“早期试用者”,功不可没。最后,作者就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问题从“对已有

的传播理论的追问”以及“朝‘传播社会学’方向努力”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　传媒;乡村社会;中国大陆;回顾;评价;思考

1980年以来的有关传媒与乡村社会的问题,有两道截然不同的景观;一是新兴的传播学学科的初涉研究人员对于传媒积极效果的乐观,其重点在传媒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二是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对于传媒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担忧,其重点在传媒危及传统文化方面。现代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类交往手段,从城市进入农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field),仅仅停留在媒介形态的优劣的争执上并不能完成研究赋予的使命,惟有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性探索,才是学界应该关注的重点。本文仅对近20年来中国大陆所进行的传媒与乡村社会相关的研究历史作一个粗略的梳理,问史以便明势,推陈以期出新。

20年,三个阶段传媒与乡村社会作为一类研究问题在中国大陆被提出并开展实际的研究工作,至今不过20年的时间。这类研究问题之所以能够成立,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大陆被引入,并且获得了局部“合法身份”。在传播学学科身份不断得到承认,其影响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国内研究人员从对外国传播学理论译介到在本土开展实地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传媒与乡村社会方面的研究工作自然属于在本土开展实地研究的一方面内容。自1982年开始的有关传播事业现状、受众与传播效果等诸多调查研究中,均涉及乡村地区的大众传播的问题(裘正义,1993年,第54页)。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称为传媒与乡村社会的“早期研究”,代表性研究有四项: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以及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裘正义,1993,P54-57)。这是中国大陆“传媒与乡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此后,在1988年至1995年间,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仍然是大陆传播学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冷门”中的“热点”问题。说它是冷门,是因为这段时间,大陆传播学研究受挫,跌入低谷。据国内学者对此间大陆新闻传播学权威学术期刊进行的分析表明:到1996年为止,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出现了两个高峰期,分别是1985年到1988年和1993年到1996年,其中在1989年到1992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①在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进入低谷时,应用性研究则未暗合这一论文发表的走低势头。“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作为此间进行的应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某些突破性的进展。最重要的研究一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裘正义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研究,二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部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的一系列关于大众媒介与个人现代化的研究,后者相当一部分涉及乡村社会,放归入“传媒与乡村社会”名下。在这一阶段,其实还有稍早一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王佑红的硕士论文———《论农业新技术传播》,以罗杰斯(EverettM.Rogere)的“创新—扩散”模式为理论参照,以天津武清县等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采纳新事物的过程(陈崇山等,1997年②,第30页)。这是中国大陆“传媒与乡村社会”

研究的第二阶段。

1995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此间,由于新媒介(网络)、新话题(网络传播、市场化、集团化、媒介管理、体制改革等)的不断涌现,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有被冷落的迹象,这表现在开展的相关研究项目以及出版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③　新闻学与传播学　郭建斌: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

Ξ在2002年10月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的一次主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的研讨会上,国

内很多新闻院系的知名学者、专家以及年轻教师、学生围绕这一主题提交了论文,对“传媒与乡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本文是在会前完成的,会上发表的新近成果未纳入本文分析的范围。

　44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3年第3期(总第122期)但是,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为核心的研究群体中还有人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传媒与乡村社会的问题,如张国良教授主持的“新闻媒介与扶贫”,以李双龙博士后主持实施的“江西赣南调查”、“上海青浦调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④,以及目前张国良教授主持实施的“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等等。这些研究有的还正在进行,有的未在国内公开发表⑥,我在这里所进行的评述只涉及在国内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成果。

在“现代化”的影子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这其中,是来自官方的政策导向左右了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为官方提供了政策导向,我在这里不去追问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与“发展”主题相关的现代化问题的确是当代全球范围内从政界到学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后,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最流行的最丰富的理论(裘正义,1993年,第18页)。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与“发展”、“现代化”等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到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并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commu2

nication)。在这里,我不打算花更多的笔墨来回叙“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轨迹,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现代化”和“发展传播”双重的理论话语框架内。在20年的研究中,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所有的理论提问,均是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绝大部分是从“现代化”(主要是个人的现代化)这个点上来切入的。上面提到的三个阶段的有关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明确的理论提问,或者说是为了解决某一理论问题而进行的,如杨云胜等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调查,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以及1987年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从调查设计到结果的表述,均没有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只是一般的描述性研究。而除此以外的其它几项调查,如张学洪调查、裘正义调查、陈崇山等人调查,其中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是传媒与个人现代化。这一点,从各项研究结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如张学洪调查其中一条结论是:调查中反映,多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裘正义,1993年,第55页);在裘正义调查的三个研究子项中,第一项研究,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框架与假说是:(1)个人特征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过程总体上是一致的。在“传统”社会状态下,个人的特性较具有传统性,而在“现代化”社会状态下,个人特性较具有现代性;(2)人的现代化,是互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状态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最终将影响和改造整个社会状态;(3)传播事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影响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裘正义,1993年,第64页)。在第二项研究中,直接设计现代化的问题是在“意见领袖”的特征假说中提到———这些人(指“意见领袖”)比较年长,男性,较多接触大众媒介和参与人际传播,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较高,现代性程度中等偏低(裘正义,1993年,第111页)。在第三项研究中,“传播者个人的现代性程度”已经作为一个因变量设置在调查问卷中。在陈崇山等人的调查中,课题组在总结了以往大陆、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总的理论框架,可以表述为:第一,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可能与个人现代性相关;第二,个人的媒介接触也可能直接与个人的现代性相关;第三,在整个影响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可能是三组因素(个人、社会、媒介接触)综合作用的结果(陈崇山等,1997年,第47页)。在以后,主要是第三阶段的几项研究中,大多没有把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理论提问,研究的理论关注点有所转移,或是转到了对有关西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验证⑦,或是完全抛开了原有的传播学理论企图另起炉灶⑧。无论是“验证”还是另辟蹊径,只是给“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在理论上目前还没有出现重大突破。因此,回顾20年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亮点”还在于几项主题鲜明的关于传媒与现代化的研究方面⑨。

研究方法的缺憾研究方法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宜笼统地来谈论。在宏观层面上有抽样调查法、普查法和典型调查法,有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之分。从调查类型决定方法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也属于广义的方法论问题。在微观层面上,又有着不同的调查、测量手段和分析方法,其中更有名目繁多的分类;从抽样来看,又有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之分,并且随机抽样里也还有不同的抽样方法。在以往见到的类似回顾式文章中,对于这一问题谈到的不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考察20年中国大陆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为了更清楚明白,我把以上列举到的三阶段七项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列表如下:研究项目名称调查类型主要调查测量手段主要分析方法

研究类型

杨云胜等湖北调查抽样调查问卷定量(描述)量化

祝建华上海郊区调查抽样调查问卷定量(分析)量化

张学洪江苏调查抽样调查问卷定量(分析)量化

中宣部、广电部调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问卷定量与定性(描述与分析)量化

裘正义调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⑩问卷、内容分析定量(分析)量化

陈崇山等调查抽样调查问卷、实验定量(分析)量化

1999云南调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问卷、内容分析定量与定性(描述与分析)量化郭建斌: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　新闻学与传播学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3年第3期(总第122期)45 在这些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抽样调查方法,抽样方

法多数为随机抽样,也有个别属于非随机抽样的󰁠λϖ;最主要的调查测量手段是问卷,只有个别涉及“内容分析”、

“实验”的方法。另外,在所有这些调查中,都不同程度地

查阅了调查地区与研究相关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背景资料;在分析方法上,主要是定量分析,个别结合了定性分析的

方法,在这其中,虽然同样是使用数据说话,但是在数据

的使用上,却有描述和分析的不同侧重点。在定量分析中,如张学洪调查、中宣部等调查、裘正义调查、陈崇山调查、

云南调查都使用了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如“相关分析”等;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所有这些研究都可以归入“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