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中国城镇适龄青年个体结婚概率_范红忠

历年结婚登记对数【最新版】目录1.导语2.我国结婚登记对数总体情况3.各年份结婚登记对数对比4.影响结婚登记对数的因素5.结论正文导语：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登记的对数。

本文将对我国历年结婚登记对数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和趋势。

一、我国结婚登记对数总体情况根据我国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0 年至 2020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2013 年达到峰值，为 1347 万对，之后逐年下降，至 2020 年为 1003.4 万对。

总体来看，我国结婚登记对数在经历一个下降的趋势。

二、各年份结婚登记对数对比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我国结婚登记对数的变化情况，以下是从 2010 年至 2020 年各年份的结婚登记对数对比：- 2010 年：941.3 万对- 2011 年：926.8 万对- 2012 年：981.4 万对- 2013 年：1347 万对- 2014 年：1278.3 万对- 2015 年：1224.4 万对- 2016 年：1146.7 万对- 2017 年：1064.4 万对- 2018 年：1010.8 万对- 2019 年：952.4 万对- 2020 年：1003.4 万对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结婚登记对数在 2013 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但在 2020 年有所回升。

三、影响结婚登记对数的因素结婚登记对数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人口结构变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适婚年龄人口比例逐渐减少，导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

2.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对婚姻的期望和要求也相应提高，导致结婚年龄推迟，结婚登记对数减少。

3.教育程度提高：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深造，延迟进入婚姻。

4.婚恋观念变化：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自由恋爱、晚婚甚至不婚，从而导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

结婚率新低现象的人口学解读作者：宋健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08期【关键词】结婚率低谷人口学【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发布的、自1986年以来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相关数据，笔者得到了1987—2018年共32年的结婚率，并绘制了年度变化曲线图（见图1），发现近30年来，结婚率最低值是2002年的6.10‰，最高值是2013年的9.92‰。

由此可将近年来中国结婚率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7—2002年，结婚率呈缓慢下降态势。

1992年之前中国结婚率超过8‰，在8.20‰—8.60‰区间范围内变化;1993年降到7.75‰，此后直到1999年，结婚率在7.05‰—7.80‰区间范围内变化;2000年结婚率降至6.70‰，并在2002年达到最低值6.10‰。

第二个阶段是2003—2013年，结婚率在波动中呈较快上升态势。

2003—2005年结婚率仍在6.30‰—6.65‰的范围内波动;2006年上升到7.19‰，2007年继续上升到7.50‰;2008年达到8.27‰;2009—2013年期间均在9‰以上水平，从2009年的9.10‰逐年上升到2013年的9.92‰。

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结婚率呈迅速下降态势。

2014年和2015年结婚率均超过9‰，分别为9.58‰和9.00‰;2016年回落为8.3‰;2017年和2018年继续回落至7.7‰和7.3‰。

从近30年来中国结婚率的变化来看，目前中国结婚率水平并非最低，尚未达到第一个低谷期间的最低值，但从趋势看似乎正在走入第二个低谷。

公报数据还透露了另外两个信息，一是关于结婚率的水平。

在1996年之前，由于结婚登记还需要经过申请—批准的程序，批准比例大约在95%左右，因此实际结婚登记对数少于申请结婚对数。

自1997年起，至少在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不再出现申请和批准的字样。

如果将1987—1996年期间各年申请但未经批准的结婚对数考虑进来（反映结婚需求），并以此计算相应年份的结婚率，会或多或少提升当年结婚率的水平，如1987年和1994年可能的结婚率就会分别达到9.02‰和8.11‰，比实际结婚率8.60‰和7.80‰分别高0.42个千分点和0.31个千分点。

规模 850，农村样本规模 1116。
表远低于平均水平，5 代表远高于平均水平。
（二）变量
社会因素：参与的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地位自我感知。参
1、因变量
加的社会保障项目以未参加为参照组。社会地位自我感知选项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具体操作化为理 设为 1-10，1 代表最底层，10 代表最顶层。
频数
268 1345 77
6 1 1697
百分比 （%）
15.8 79.3 4.5 0.3 0.1 100.0
频数
227 1393 69
8 — 1698
百分比 （%）
13.4 82.1 4.1 0.5 — 100.0
总体上，我国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处于理性状态。表 2 说 明，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理想状态下，超过半数育龄青年希望 能有 2 个孩子，22.8% 的人希望有 1 个孩子，没有或者有 3 个
为，要想提高预测未来生育水平的有效性，就应进一步细化研 村和城市（参照组），剔除蓝印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和其他。
究对象。此外，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体制背景，不 文化程度具体为：小学及以下（参照组）、初中、职高、普高、
同空间的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理应也有所区别。因此，本文利 中专、技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
为 0.9344，其城乡均值的差异明显大于想要女孩的城乡均值的
差异。这表明我国育龄青年生育意愿城乡差异显著，农村育龄
青年生育意愿强于城市，且更偏向生男孩。
布 , 而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4]。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收入、 家庭人口数量、祖辈意见和养老观念。2015 年国家卫计委对 全国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有 74.5% 的家庭因经济 因素不愿生二孩 [5]。具体说来，个人非劳动收入的增加会刺 激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 [3]；住房压力会对初次生育家庭的生育 意愿产生激励效应，对再次生育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 应；共同生活人数越多和收入越高的家庭更愿意生二孩 [6]。祖 辈的支持对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亲朋好 友的意见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7]。关于养老观念，相关定量文章 通过对数据 CGSS2010-2015 的分析证伪了“多子多福论”[4]， 但在 CGSS2010 的数据分析中只有农村育龄人群通过了养老责 任与生育意愿的显著性检验 [8]。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新型生育文 化、社会公平感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国家经济增长。家庭 结构的缩减、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衡、“丁 克家族”的出现、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东亚地区生育 欲望的低迷都对我国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降低有一定的影响作 用 [9][10]。当代中国的生育观已逐步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转化 为注重生命的意义与情感的体验；生育期望已逐步转化为重质 量，轻数量，淡化性别偏好。社会公平感知、国家公共财政支 出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 [11][12]。宏观上，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也将对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在短期内，国家经济增 长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去影响育龄青年的生育成本和能力；在 长期内会改变生育环境和生育观念从而左右育龄青年的生育意 愿 。 [13]

上山下乡运动是指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被派往农村、山区等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和劳动锻炼的运动。

这场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面将从男女比例失衡、异地婚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探讨上山下乡运动对知识青年婚姻的影响。

首先，男女比例失衡是知识青年婚姻状况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统计，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大量的知识青年被派往农村和山区，在这些地方，男性知识青年相对较多，而女性知识青年相对较少。

由于男女比例失衡，知识青年男性在寻找对象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

因此，很多男性知识青年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农村地区的女性，寻找适合自己的结婚伴侣。

而对于女性知识青年来说，虽然他们相对较少，但由于知识和城市背景的加持，一些农村地区的男性会较为青睐他们，这也促使了一些异地婚姻的产生。

其次，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了知识青年婚姻中异地婚姻现象的增加。

由于知识青年被派往各个地区，在接受再教育和劳动锻炼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人接触并发展感情是常有的事情。

一些知识青年与当地的农村青年结婚并留在当地，形成了一种异地婚姻模式。

这种异地婚姻产生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差异，知识青年在农村地区的劳动锻炼生活艰苦，与当地人结婚后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也希望通过与当地人结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此外，上山下乡运动还对知识青年的人际交往产生了影响。

在农村和山区，知识青年和当地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使得双方的交流存在一定困难。

尤其是男性知识青年在寻找对象时，由于文化不同等原因，很难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造成了一些愿望困扰。

而女性知识青年由于相对较少，与当地人之间的交往会更加困难。

他们需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当地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于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总结起来，上山下乡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男女比例失衡、异地婚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特殊时期，知识青年的婚姻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