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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和后现代地方诗学摘要：一、引言二、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1.地理空间的文学呈现2.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三、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发展与特点1.后现代主义对地方诗学的影响2.地方诗学的多元文化视角四、文学地理与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关联1.地理空间与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关系2.文学地理对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影响五、结论正文：一、引言文学地理学和后现代地方诗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存在交集。
本文旨在探讨文学地理学和后现代地方诗学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文学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以及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
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作家的地域背景对作品的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呈现等。
文学地理学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
三、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发展与特点后现代地方诗学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诗学理论。
它强调地方性、多元文化和异质性，认为地方诗歌应该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后现代地方诗学关注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倡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四、文学地理与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关联文学地理学与后现代地方诗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关联。
首先，地理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与后现代地方诗学关注的地方性紧密相连。
地理空间的呈现往往能够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体现出地方性。
其次，文学地理学对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后现代地方诗学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促进后现代地方诗学的发展。
五、结论文学地理学和后现代地方诗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关联，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关于《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作者：未知【主持人语】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前辈学者即已提出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
当然，将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纳入地域空间进行审视和探索，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方法。
虽然如此，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学科意识的自觉。
“文学地理学”真正的自觉，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文学地理学”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无论是理论的构架，还是方法的运用；无论是宏观的辨析，还是实证的研究，都能激发起众多学者的热情和兴趣。
而且，这种势头发展到今天，仍然只能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方兴未艾”。
本期以专栏形式，发表二篇文章及一篇观点综述，以期推动这一学科的研究。
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本土逐渐兴起的一个学科。
本文总结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明确了文学地理学的任务与目标，阐述了文学地理学的意义，并首次提出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新兴学科；文学地域性［中图分类号］Ｉ206．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4－518Ｘ（2012）01－0005－09曾大兴（1958―），男，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词学与文学地理学。
（广东广州510006）一、文学地理的意识和方法源远流长“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的（见《中国地理大势论》），但是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编辑成书的年代。
春秋时代的学者把《诗三百》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
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在“襄公二十九年”这一部分，记载了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这一段话所体现的，也是文学地理的意识。
（两材料）关于“文学地理学”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小题。
材料一:中国古人凭着经验和智慧，发现人类居住的地球表层的山川水土的差异，影响了生物存在和器物制造的品质，又体验到山川水土上氤氲着一种“气”，与人类呼吸相通，生命相依。
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种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
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地理环境制约较多，又以为“万物皆灵”，崇拜自然物象，特殊地域的万有物象就在冥冥中嵌入其心灵深处，形成原始信仰，并携带原始信仰这份文化行李，习惯成自然地走向文明。
在中国，“地理”向来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史部”的分支，这种“以史为干、以地为支”的原生知识结构，使“中国地理学”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
“言其地分”“条其风俗”，成为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并将之与圣人的学统联系起来，有所谓“凡民含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剔除其间的圣王教化说教，可以看出其在知地理中强调“观风俗”，形成非常深厚的“风俗地理观”早期文献是史地纵横，文学蕴含于其间，而蕴含则是以“风俗”作为萃取剂的。
众所周知，中国诗歌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
《诗经》的收集，《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六艺略》提出了“采诗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这里也隐含着一个“风俗地理观”。
如此采诗，自然采来了不少平民的或泥土的声音。
那么，朝廷乐师又是如何对之结构和编撰，最终经孔子删定的呢?《诗经》分为三体:十五国风，大小雅，以及颂。
这个顺序就是由地理的民俗，通向士人阶层，通向朝廷的政教，一直通向宗庙的祭祀，穿越了原野、朝政、天国三界，而这一切是以地理作为基础的。
论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摘要]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
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关键词]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中国古代文论得益于西方空间学研究的兴盛与丰硕成果，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与地方化的辩证认识，地理学研究包括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环境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与推进，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发掘、现代转化与中西对话，以2011年11月11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为标识性事件，文学地理学研究作为当下学术研究热点之一不断升温。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形势来看，关于文学地理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两大研究队伍的双重取向：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大体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期（起步期）”，90年代的“多元发展期”，21世纪之后的“整体研究与理论建构”期[1]。
从学科建设而言，主要代表学者有杨义、邹建军、潘正文、梅新林、刘小新、王兆鹏等人，这些学者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范畴等作出过积极探讨，然而，“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兴起的新学科，中国文学地理学还远没有完成学术体系的建构。
”[2]因此，立足于文学地理学中国本土化的学科属性，发掘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以实现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形成中西对话与共建，必然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的独特贡献。
一文学地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以人-地及其关系为核心所形成的地理与整个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立，邹建军认为：“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只是在于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主要在于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曾大兴李仲凡*[编者按] 曾大兴教授，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
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负责人，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词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代表作有《柳永和他的词》、《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等。
曾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先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二届年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二辑。
本刊特委托文学地理学学者、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李仲凡副教授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对曾教授进行专访，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科定位知识体系顶层设计[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一、为什么要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李仲凡：曾教授您好！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读过您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和《文学地理学研究》这两本专著，还读过您发表在国内一些重要报刊上的多篇文学地理学论文。
据我所知，在2011年以前，您的成果基本上属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研究，也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
2011年4月19日，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此后又陆续在该报和《江西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地理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
从您这两年来的成果来看，您已经开始由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转向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探讨。
请问您为什么会有*作者简介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广州，510006）；李仲凡，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陕西汉中，723000）。
第38卷第3期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06月Vol.38No.3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Jun.2016多种文学地理学研究路径的交汇———以什刹海地区文学作品分析为例周尚意，刘晓凤（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100875）摘要：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由于国内外研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文学和地理学，所以有学者强调文学地理学为交叉学科。
暂搁置学科属性的讨论，从目前发表的研究来看，由于研究者学科训练的背景不同，对文化地理学的定义或理解不同，目前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展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
即便是受过文学学科训练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研究路径。
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地理学会呈现多研究路径并行的现象，甚至是分裂的可能？目前学者研究文学地理的路径大致有景观、区域和地方三种，分析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历史文学作品，其结果便可回答这个问题。
该案例研究的结论为：第一，地理学有不同视角，因此导致文学地理学有不同研究路径；第二，三种主要研究途径的共同目标是发掘地方景观之美。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研究路径；北京什刹海中图分类号：K901；I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16）03-0050-06DOI：10.13950/ki.jlu.2016.03.010一、引言文学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其研究热度高于国外主要地理学领军的国家。
中国文学地理学兴盛发展，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
而这些年中国地理学界文化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也使得文学地理的成果逐渐多起来。
当文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相遇于学术交流的会议，大家发现彼此的研究着力点、研究路径有很多不同。
这主要是由于大家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目的没有统一的认识。
地理学者强调文学地理学必须回答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
文学研究者强调，地理学是一种工具，文学地理学用这种工具辅助文学评论的研究，从自然环境、时空特征和地理意象等角度解读文学作品。
文学地理学研究蓄势已久作者：刘川鄂黄盼盼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湖北赤壁，古战场的狼烟散尽，风光依旧旖旎，源远的长江水和悠久的历史魂孕育了众多文人豪杰，曾大兴教授便是其一。
其人气质楚狂，酒入豪肠，绣口一吐，便是《词学的星空》大观。
虽不是羽扇纶巾，却也在谈笑之间，实现了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的想望。
他担任会长，常为学会事宜四处奔忙，但初心不忘，学术著作亦不耽误，陆续出版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等大著，研究深入，领域宽广。
新近又推出多年在此研究领域之集大成之作《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相信必将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此书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做通盘考虑的第一书，这对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学科具有突破性意义。
此书提纲挈领，清理学科的发展脉络，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细分学科的研究内容，高举学科的目标定位，探索学科的批评方法，论证有理有据，分析鞭辟入里，引例翔实生动，它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一份独立宣言，是曾大兴教授献给世界文学地理学研究者的一份珍贵礼物。
一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文学研究领域。
2011年至今，文学地理学学科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学科定位，有没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体系），有没有重要的学科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真切地告诉世界，文学地理学学科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它吹响了学科独立的号角。
《文学地理学概论》共分九章，另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
首章提纲挈领，明确学科的基本概念，概述学科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研究意义。
作者对文学地理学的定义清晰明了，它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前沿意识与创新意义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
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梅新林教授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前沿，努力通过创建文学地理学的新探索，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突破，积数年之功，终于著成80万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一、建立文学地理学新兴学科的创新意义。
基于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创新需要，梅新林力图跳出现有学术理路之局限，紧紧围绕文学地理学不同于一般文化地理学以及中国文学地理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独特内容与范式，展开建立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理思考：（1）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在此基础上，梅新林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在理论创新上，梅新林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创立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旨在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
“场景还原”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版图复原”说，与“场景还原”一样，首先表现为空间直观，但同时又表现为时间的迁延。
20 世界文学评论2014第2辑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读《文学地理学会通》偶得杜雪琴杨义先生集10余年之功，精心打造出一部论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贡献于学界，实乃“鸿篇钜制，照耀寰区”（皮锡瑞35）。
此书一经问世，即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启发，因此有必要进行精细阅读，从而引发再思考。
全书之精妙在于“会通”二字。
《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周易正义系辞上》79）意谓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并观察其贯通与会合之处，从而能够推行社会的典章制度。
宋人郑樵的《通志总序》，主张学术之“会通”：“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1）明末学者徐光启上呈崇祯皇帝奏折《历书总目表》（1631），主张文化之“会通”：“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徐光启374）认为中西文化应当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种超越的新文化。
杨义先生更是将“会通”之义引入文学地理学研究，讲求通观与通识，而执意打通古今、融通诸子、纵通俗雅，以此达至学术“会通”之境。
本书在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创设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纵通”之研究方法；②“贯通”之学术理念；③“会通”之生命境界。
一、“纵通”之研究方法作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运用，其开篇即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1）后设专章论及，再次强调其重要性：“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
”（杨义55）[1]①可见其对文学地理学所持有的极大兴趣；②可见其对此项研究所怀有的美好期待；③可见其努力以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解读而亲身实践之；④可见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在当今学界已形成“风生水起”之势。
[2]开篇《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一文即言：“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
”（38）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
”（38）因而，在研究比较重大而复杂的命题时，应该“穿越多个领域，进行综合的会通的研究。
综合的会通研究有三条思路：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以及交融性思路。
”（38）作者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本质乃“会通”之学，那么，此处所言之“会通”应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言，而谈到研究方法，自然会想到方向、办法、门径或线路等。
论文将作为研究方法的“会通”，理解为“纵通”之意。
《楚辞七谏沈江》有21杜雪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云：“不别横之与纵。
”（林家骊258）这里的“纵”，有“直；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南北之间”（《辞海》3279）之意，如“纵横”、“纵深”等，更多侧重于“术”，而指向线路、方向等。
钱钟书先生曾言：“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学科。
”（钱钟书，《诗可以怨》44）钱钟书先生突破了时空与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及理论，其中“跨越”、“衔接”、“贯串”之视野与方法，正是我们所言“纵通”之精要：在于融会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在于打通中外文化之经络，在于吸纳古今典籍之精要，在于时空纵横捭阖之妙境。
《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作者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理论视角，纵贯古今、融通中外、取精用宏，对纷繁复杂之历史年代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文献学、职官与姓氏等文化景观做整体观照，不断进行深层次的个案发掘与剖析，不断加以清理与还原，并努力推究和追问其中隐藏的多重文化本质，朝向真理的最高天宇而不懈攀登再攀登，正是“纵通”方法的丰富实践。
表现有二：①各种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指文学与地理、历史、政治、哲学、美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连接与沟通）；②“三条研究思路”的纵横勾链（指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与交融性思路的交叉与综合）。
此书由五部分组成，收录有16篇文字，是在整体性思路指导之下，各种方法互动、交融性综合运用的结果。
全书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即“总论编”四文：侧重于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的总体论述。
此编纵贯古今、追根溯源，系统梳理和剖析了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内容与方法，并明确其本质与内涵，成为本书的重中之重。
其余四编则是对“总论编”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做不同层面的探究、论证与延伸。
“地域文化编”四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深受长江文明熏陶的屈原诗学，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吴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之对角戏效应等问题。
“民族文化编”两文，从民族文化的角度，阐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问题。
“中外论衡编”三文，分别从利玛窦、《四库全书》、上海世博会看西学东渐的400年，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东亚文化的合体形态，从文学认知的角度透视百年中国和朝鲜在文化精神上的同异分合与内在联系，均是比较文学方面的典范之作。
“现代人文地理编”三文，探讨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京派与海派之间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沈从文“凤凰情结”及小说之人文地理特质，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等问题。
以上各篇论述翔实，内蕴丰厚，各具特色，且有一个总体的线索勾连（“总论编”），其余四编则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比较文化、现代人文地理等角度分而阐述，因此，形成“一总四编”的模式，创构了一个圆融的艺术图式。
其总体目的在于：“从各个角度展示作者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的思考。
”（570）于此，全书既有对文学地理学宏观理论的阐释，也有对《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学个案的解析，还有对鲁迅、沈从文、京派与海派等现当代作家及流派的论述；有古与今的链接，有中与外的结合，有地域与民族的融合，有中心亦有边缘，所有的分线索进而指向一个总的命题。
由点而成一线，由线而成一面，由面而成一体，点、线、面相互连接、组合，而成为一个有序、有容的立体大空间，此所谓“纵通”。
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之道亦在“打通”，而进入化镜。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
”（转引自郑朝宗124）可见，钱钟书先生研究文学的方法乃是求“打通”，在于打破文学范围内时代、地域、文类等诸界限，在于整个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门类之汇通，正是比较文学视野之反映。
“综合的会通的研究”采取的“纵通”或“打通”方法，正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文学地理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要求古今中外、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时间空间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纵横贯通。
本论著亦是此种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①注重文、史、经、地四学的互证、互释与22 世界文学评论2014第2辑互补，论文学则以史实作为阐述的基点，述史事则以诗文曲径而通幽，谈文史则以经学为其辩证之术，论文史经则以地理学为方法与视境。
注重整体宏观的论证，是整体性思维的具体体现。
②融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如文化学、类型学、语义学、文本细读、文献考证、图表解析、叙事分析等工具方法，交互而使用、量体而裁衣、因势而得法、顺手而拈来，因此进入一种看似有形却无形，法无定法、大而化之的方法论境界。
注重多样性方法的互动与互补，亦具有“互动性思路”的特点。
③注重各类材料的综合运用，既重视国学经典的解读，亦参考史家之典籍，还融合现代文学之案例，同时融会东亚朝韩等地理与文化，丰富而厚实材料的融会贯通、互证互释，从而使全书内容厚重而意蕴深邃。
注重多种材料的融通，亦是“交融性思路”的综合体现。
于此，本书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而生发出的“三条研究思路”，它们之间又相互纵通而彼此勾连，后来篇章探讨的诸多命题，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原凝聚力”、“边缘活力”、“太极推移”、“江河源文明”、“剪刀轴”、“汉字文化圈”等，均是在此研究方法之下缔结的重要成果。
二、“贯通”之学术理念“纵通”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此种思想来源于作者一直坚持的“贯通”之学术理念。
如果“纵通”侧重于“方法”、“路径”，那么“贯通”则侧重于“交融”、“创新”。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义先生就明确提出：“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以期创新”（杨义，《中国叙事学》492）的学术思想，不仅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而且以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身体验而实践之。
他亦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那就是希望新的世纪能够建立起一种“大文学观”（567），2001年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之构想与此相呼应，其在“后记”中有言，这个命题要求六个“贯通”：“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
”（56）他认为学术生长点就在于一个“通”字：“做学问，‘通’字很重要，要下功夫做好‘通’字的文章，融通，汇通，贯通。
”（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接着他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寻找现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关键之一也是讲究一个‘通’字……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当代意识，现代文学学科要把现代和当代贯通，要把港澳台文学以及国内各区域的文学贯通。
”（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而更为重要还是，“现代文学学科要有潜力和活力就必须古今贯通”（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
可见，“贯通”是作者一直秉承的重要的学术理念之一，而“古今贯通”则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也应是作者之所以要在其著作中运用大量的古典文献、现代文学等资料之缘故罢？《汉书》有云：“亦其涉猎者广博，贯串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班固622）《论语》有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朱熹30）两处引文中的“贯”字均为“通”之意。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亦言：“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殊。
”（钱钟书，《管锥编》1279）意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都有一贯之道、不变之宗，应融古今于一体，汇中西于一心，从而观其同，存其异。
于此，“贯通”之意为，以“一”而贯彻其中，进而能够“融会”、“旁通”、“超越”与“创新”。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在“贯通”二字，讲究时间、空间、文化、历史、哲学、雅俗等各类型，在上下勾连、纵横捭阖、左右组接的“纵通”之中，而进入“贯通”豁达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