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第33卷第6期一般认为，直觉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在先前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未经过严密的逻辑程序而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活动，是一种浓缩或省略的思维方式。冯友兰先生曾认为哲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前者是可思的、清晰的、假设的概念，后者是不可思的、神秘主义的、直觉的概念；前者是西方的，后者是东方的［1］。换言之，可以说哲学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其长处和特色。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善于从整体上以直觉、顿悟的形式获得智慧。无论是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言论，还是后来佛教禅宗的经典语录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是只提供结论而不加以逻辑论证，全靠主体的悟性来把握真理，在思维形式上都有明显的直觉性特征。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因而也以直觉思维为其主要思维方式之一。1“医者意也”与直觉思维“医者，意也”，可谓中医学对直觉思维的早期定义。南朝范晔《后汉书·郭玉传》云：“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这里所言的“意”，在于静心息虑，细细体察感受，专志于诊病。后世医家则不断诠释，广为引用。如清·许宣治《怡堂散记·又病制方》说：“医者，意也。临症要会意，制方要有法，法从理生，意随时变，用古而不为古泥，是真能用古者。”裘沛然［2］解释说：“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理有未当，则意有未惬，医理难穷，则意有加。”孟庆云［3］认为：医者意也，是古代医家对引发创新意识的概括。医生在临证时，当患者的病证无规范可循，或虽有规范其病情又不尽适合，在此情况下就要发挥医生的悟性，在体察精奥、覃思熟虑之后，突破思维定势，“由意达物”，打破常规，以理法的创新和方药的活用出奇制胜，获得疗效。同时很有见地的指出：“以‘医者意也’为主流的医学，是经验医学的特征之一。”总之，虽然古今医家对“医者，意也”这一名言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中蕴涵着直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因素，则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故廖育群［4］指出：“‘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直觉，中医学也常称之为“心悟”、“心法”等，其在中医学的广泛应用，从中医古籍题名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如刘完素的《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窦材的《扁鹊心书》、朱丹溪的《丹溪心法》、薛己的《外科心法》、万全的《万氏秘传片玉心书》和《痘疹世医心法》、吴谦的《伤寒心法要诀》、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黄元御的《四圣心愿》等等，不一而足。2诊法辨证与直觉思维
“王教授现象”引发的思考——谈中医入门儿的思维方式与理解方法一、匪夷所思的王教授现象网络里曾经流传着一篇文章：《我负中医，中医负我》（大家可以在网上读到这篇文章），署名为“王教授”原创。
“王教授”自称是广西中医学院的一位教师，19岁进入中医学院，毕业后行医、留校任教，一步一步地晋升为“教授”。
这位“王教授”，自认为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
他希望留一个“时间囊”，把他的“真知灼见”留在世界上“任人评说”。
附：王教授言论（时间囊）摘录（1）王教授说：“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
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2）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
中医无论诊断或是治疗，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有点随心所欲。
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却能够一一得到验证。
（3）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
“王教授”的确是个有心人，一进中医的校门，就爱问“为什么”。
这是一个好习惯，也是很多求学者走过的道路。
但是，他学了大半辈子中医，这个好习惯，却因为他认识中医理论的标准，是使用西医的解剖实证方法，使用西医的细胞、细菌、化学分析、物理定量等知识来学习分析中医理论，这就好像用显微镜看天文星象，用高射炮打蚊子，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看到星象，一辈子也没有打到蚊子，一辈子也没有能够进入到中医学的大门之中。
这种“王教授现象”，在学院派中医里并不少见。
一批批从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医，越来越治不好病就是实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应该说，根本原因在于，近现代以来，中医学教科书，没有能力说清楚中医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好像不管是中医学界的理论名家，还是时间名家，都不肯涉及！然而只要解决了这一根本性问题，学习中医，就能够事半功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领略中医学那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真谛。
关于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思考李旋珠;孟文静【摘要】基于病机的辨证论治和基于方证的辨证论治是两种各具特色的中医临床思维模式.20世纪50年代,前者被写入中医教材,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理论界将其视为中医的基本原则和特色,不断加以强化,后者逐渐被淡化.两种思维模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而且彼之所长,正是己之所短,反之亦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为用,有利于更加精准地对病证进行诊断与治疗.分析和探讨两种思维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及其区别与联系,从而更加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不同的临床思维模式,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必然要求.【期刊名称】《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年(卷),期】2014(012)003【总页数】2页(P1-2)【关键词】辨证论治;方证相应;思路;方法【作者】李旋珠;孟文静【作者单位】云南中医学院,昆明,650500;云南中医学院,昆明,650500【正文语种】中文基于病机的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临床思维模式之一，但不是全部，更不应该成为一种教条。
在历代中医文献中，还蕴藏着另一种临床思维模式——基于方证的辨证论治。
为了更全面地学习和灵活运用不同的临床思维模式，从而更加精准地对病证进行诊断与治疗，下面对两种思维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及其区别与联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供同道参考。
为了便于讨论两种不同的辨证论治，本文将前者称为辨证论治，将后者称为辨方证论治。
辨证论治一词，出自章虚谷1835年成书的《伤寒论本旨》。
《中医基础理论》：“证，是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论治，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这一概念中所说的“病理概括”，实际是“病机概括”，所以《中医基础理论》又说：“中医治病，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1］。
也正因为如此，中医的证型或证候名，由某种病机加一“证”字构成，即以病机名证，如风淫证、寒淫证、中气下陷证、气滞血瘀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