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德鲁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

从文化史的立场考察翻译——读A ndr Lefevere 编《翻译õ历史õ文化》X一单从译(translating )的角度看,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双语转换的过程,是将一种语言文字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

我们大多数翻译研究针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翻译过程。

可是要完整地看待翻译现象(translation),有许多问题就不是单从语言可以解释清楚的。

站在翻译史的立场上,不论中外,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从外部引进文本?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自身文化的不足?2)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了外国文化中的文本?换言之,是谁翻译的、为什么而译?是译者选择文本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3)译入语文化(r eceptor culture)的读者是否信任译者和译本?可以说,译本是那些不需要译本的人译给不懂原文的人看的,因此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这些译本起的作用应同自己母语文化的文本的作用一样。

4)是不是还应考虑到,在一定历史阶段,并不是所有语言都平等,有些语言比另一些语言享有更显赫的地位?就像在特定文化中,某些文本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如《圣经》,如《古兰经》等。

5)为什么会产生替代外国文本的译本?为什么不是先以自己的语言产生类似的文本?……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仅从语言上找到解释,还必须考虑文化,考虑译者(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的因素。

我们也可以带着种种思考中的问题翻阅美国学者安德列õ勒夫维尔(AndrLefevere )教授编的一本西方翻译论集《翻译õ历史õ文化》。

就像罗新璋(1984)编的《翻译论集》收集了中国近两千年间关于翻译的重要论述,这本《翻译õ历史õ文化》论集收集了两千年间(从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古罗马政论家西塞罗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学者思考翻译问题的重要论述,其中包括昆体良、哲罗姆、马丁õ路德、培根、施莱格尔、阿诺德、蒲朴、施莱尔马赫、洪堡特、歌德、伏尔泰、雨果、泰特勒、雪莱等五十余位西方著名作家、思想家的论述,论题丰富,有纵深的历史感,又有活跃的现实感。

•翻译理论片段在过去20年中，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不断著书立说，努力在翻译研究领域内进行沟通，架设通向翻译研究领域之外的桥梁。

1990年，他们率先提出，翻译研究应“转向文化”，从文化研究学者那里汲取营养。

在其新著《文化建构》中，他们以有力的证据说明了文化研究正在向翻译研究靠拢。

本书的后面，勒菲弗尔将对《埃涅依特》①的各种译本进行讨论，巴斯内特将对《地狱篇》②的各种译本进行讨论。

从中可以看出，新的研究策略从翻译历史汲取营养，不仅使译者能更洞察翻译的实际过程，而且为文化研究批评家研究当权者进行文化操纵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的观点武装自己，译者的主人翁意识日益增强，隐姓埋名的做法日渐减少。

•In their work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Susan Basse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have consistently built bridges with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developed interdisciplinary connections to fields of study outside the discipline. In 1990, they were the first to suggest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take the …cultural turn‟ and look toward work of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In their new book Constructing Cultures, they present a strong case for moving the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closer to translation studies.•New strategies gleaned from translation histories, such as we see in Lefevere‟s discussion of Aeneid translations or Bassanett‟s discussion of Inferno translations that follow, not only give translators more insight into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ut they also give cultural studies critics new insight into cultural manipulation by those in power. •Following Bassnett and Lefevere, translator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more empowered and less self-effacing, adevelopment that has allowed theorists to better view the process of mediating between cultures and /or of introducing different words, forms, cultural nuances, and meaning into their own respective cultures.•(Bassnett and Lefevere, 2000: ix)••洛丽塔·于晓丹。

勒菲弗尔及其操纵论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之后，对翻译的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80年代，文化已经被正式纳入翻译研究当中，成为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考核标准。

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操纵和重写，标志着操纵论的正式形成。

一、勒菲弗尔的翻译观勒菲弗尔的翻译观主要包括三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操纵论、翻译的“三要素”理论。

第一，勒菲弗尔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他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之内进行的，所有的翻译活动都会受到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会对翻译造成影响。

例如，我国“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处于大变革时代，中西交流频繁，知识分子呼吁改革时弊、救国救民，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文本都是按照这一主题来进行选择的，对于异域文化也是采取积极吸收的态度。

其次，译者的文化立场也会对翻译造成影响。

每个译者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不同民族的译者也会持不同的翻译态度，因此，译者通常会按照自己的立场对译文做出不同程度的改造。

例如，鲁迅坚持“拿来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文化的薄弱决定了翻译必须积极吸收外国的东西，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来充实自己。

因此，他提倡直译。

第二，翻译的操纵论及“三要素”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文的操纵与改写。

译者的操纵来自于三个力量：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

也就是说，翻译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译文赞助人以及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翻译的操纵论及其“三要素”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原貌。

因此，他把各种形式的翻译一律称为“重写”，而且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利服务的有效手段。

他的观点是受到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所有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都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者：谌芳来源：《科学与信息化》2016年第02期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是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介到中国。

二十多年以来，从对他的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到将其应用到政治文本翻译、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英汉文学作品翻译、新闻翻译等各个领域，国内的翻译研究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通过回顾操纵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归纳我国学者近五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特点、现状及趋势，展示操纵论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勒菲弗尔；操纵理论；国内研究1 引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欧洲“翻译研究派”兴起，此时正值我国第四次翻译高潮。

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翻译研究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操纵理论，明确指出翻译即改写，改写即操纵。

同时提出“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创造性地对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介到中国，自此开始，国内学者对其理论创新加以研究，分析其理论的不足，并将纯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使其更具生命力。

本文着眼于翻译研究学者的研究内容，归纳研究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近五年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 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述评和反思2.1 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及述评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该理论创新性地对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而在1985年，勒菲弗尔首次提出了“改写”的概念[1]。

国内对他的翻译思想的引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关理论迅速受到了翻译研究者的接受和重视，大家纷纷从理论和个案研究等方面对他的翻译思想深入研究。

第一类文献就是研究者对勒菲弗尔翻译思想进行整体的初探、述评、阐释，主要内容涉及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翻译是对文本对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诗歌翻译[摘要]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改写理论强调译者的能动性，翻译过程受翻译目的、目标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改写诗歌翻译译者能动性诗情。

一、译事难，译诗更难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丰富的语言内涵、优美的语言形式在语际转换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冲突彰显突出，总是无法兼顾。

诗歌翻译历来也是翻译界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有句名言“Poem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极好地说明了译诗之尴尬。

诗歌不可译论者认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诗歌民族性，其文学形式也是该民族与语言所特有。

难道语言的差异真的就剥夺了我们欣赏外国诗歌的资格了吗？几千年的翻译历史与实践证实，诗歌还是可以翻译的，并且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只有正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改写，抛开于诗次要的华裳，完美再现原诗的意境和诗情，诗歌翻译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诗歌翻译诗歌是文学中的精品，诗歌翻译乃文学翻译的极高境界，翻译文学之极致。

诗歌翻译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据郭延礼考证，中国翻译文学最早面世的是诗歌。

要谈诗歌翻译，须先弄清什么是诗歌翻译？其本质特征在哪里？这些历来都是诗歌翻译研究和实践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信”或“忠实”的翻译标准堪称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和演进的基石。

要研究诗歌翻译，应首先回答诗歌翻译中应“信”什么，“忠实”什么？我国的诗歌翻译，一开始就清楚意识到诗歌的审美特质，和美学、文学结下了不解的“姻缘”。

尽管“求美”并非诗歌翻译之惟一目标，但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而表达阶段则是再现诗美的过程。

译诗中不能不谈的是诗之格律。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指导下《长恨歌》四个英译本的隐喻意象张萌萌 刘亚楼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唐山063200摘 要：本文以《长恨歌》为例，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为指导，选取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许渊冲和两位英国汉学大家Herbert A. Giles和William J.B.Fletcher的英译本，对比分析了其中有关隐喻表达的翻译，分析“思想观念（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这三大元素是如何影响译者进行改写的，为古诗的英译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勒菲弗尔“改写”；《长恨歌》；英译本；隐喻一、引言白居易唐代的著名诗人，其代表作《长恨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爱情诗，主要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凄美爱情。

其诗“思维上注重对‘变’的总结，情感上注重对‘感伤’的体悟。

”1这首对于爱情的千古绝唱有很多的英译版本。

学界对于《长恨歌》英译的研究也很丰富，但使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来分析《长恨歌》的英译略有不足。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指导，选用杨戴夫妇、许渊冲、Herbert A. Giles和William J.B.Fletcher的英译本，对比《长恨歌》中部分隐喻表达的翻译，分析“思想观念”、“诗学”和“赞助人”三大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进行改写的，旨在为译者英译古诗提供新思路。

二、勒菲弗尔“改写”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西方翻译文化操纵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受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影响，他先后提出“折射”和“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更加注重译者的主体性，颠覆了原文至上，译文只是附庸品、寄生虫的传统观念。

他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受到“思想观念”、“诗学”和“赞助人”这三大元素的操纵。

“思想观念”是指译者的思维。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译者在其固有的思想观念的操纵下，或随意添加译者自己的理解，或删除那些译者理解不了的原文。

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论与“改写”论之再思作者：程可杨晓麟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23期【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本文介绍了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和“改写”理论的要点，将其与西方先前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其所创导的理论观，希冀借此了解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影响。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改写操纵【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3-0008-02一、引言最早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引用“操纵”一词的是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1985，10），他指出：“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

”译学界认为这个界定和操纵学派的核心观念极其一致，但是否为缘起还待补遗。

译学界普遍认为翻译研究学派关于操纵的理论观发端于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

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张南峰，2002：19）。

关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佐哈尔的理论倾向于关注“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却忽略了翻译对“的语”文化的影响（程可，2012：213）。

针对这一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对前人的翻译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他的翻译思想包含了对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诗学研究及文化研究，融合了操纵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

可以说，“操纵学派”理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飞跃，“文化转向”新趋势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促使翻译研究学派及其理论兴起后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主流地位。

安德烈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陈海兵【摘要】传统翻译学主要研究语言转换和文本分析,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开启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全面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勒菲弗尔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其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带来的重大意义,并在"译之为译"的层面做出理论上的反思.【期刊名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8(026)004【总页数】4页(P94-97)【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改写;积极意义;反思【作者】陈海兵【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恩施,445000;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传统的翻译研究视翻译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将翻译活动完全局限于文本分析和语言对照。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翻译研究的重大范式变革：它突破了传统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继而形成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作为其代表人物的比利时裔美籍翻译理论家AndréLefevere （1945－1996）不仅使国家译论学派走向欧美成为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向纵深发展。

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范畴不仅大大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对文学研究也颇有启发。

本文试图就其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做出理论上的反思。

1990年，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其合著的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1998）正式开启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他们强调翻译和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了翻译标准的变化，寻求具体意识形态下出版商所受的影响，诱发了西方翻译研究者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与翻译关系的探讨与发掘。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核心就是把翻译研究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翻译与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学术界和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156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领域影响重大的理论家。

勒菲弗尔于1992年出版《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并于前言部分正式提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

勒菲弗尔“操纵论”的提出，正式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勒菲弗尔“操纵论”与传统的中国译论具有重大差异，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国内译界对“操纵论”的研究和思考，意见不一。

最为突出的一个分歧点在于，国内学者对于改写的操控因素究竟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还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没有统一的答案。

本文从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出发，解析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的分歧。

一、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勒菲弗尔“操纵论”为我国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视角。

但从国内学者的论文来看，研究者在应用勒菲弗尔“操纵论”解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时，在操控因素这一点上，意见不一。

李天普、李佳玉提出：“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英汉互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

程思茜提出：“《哀希腊》的五种译文受到译者所处时期和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纵” [2]。

张白桦、胡雅洁提出：“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要素的操纵” [3]。

由此可见，李天普和李佳玉，程思茜，张白桦和胡雅洁(2017)都认为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包括三大操控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以此为基础，探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

与上述观点有别，徐静怡提出：“文章应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两方面重新评价和审视晚清小说翻译”[4]。

石新华提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5]。

改写理论对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解读1987年由著名作家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中国读者见面，为原著作者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的读者带来了这样一部文学著作。

改写理论是翻译文学学派的著名理论，由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从而使原著和译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解读。

这也成为研究韩少功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重要方法，论文根据“改写”理论对韩少功的译本进行了分析。

可以说，对于文学的复译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韩少功运用自己的文学功底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带给大家，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一、改写理论的相关概述“改写”理论是由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翻译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的，也就是著名的“控制因素”理论，他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和原著有所差别，不可能保持原貌。

其中社会主流的诗学和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的两个重要因素，诗学的因素属于内在因素，而意识形态属于外部因素。

对于诗学，安德烈认为其是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形态，组成诗学的有两个部分，一是一些文学技巧以及情景等因素的应用，另一个则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承担的任务和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制约和限制，在翻译中必定会不同。

而意识形态则是表现一种客观事实和世界原有的形态。

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一种意志形态，它对翻译活动的走向以及整个文学作品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文学翻译更是改写的集中体现，译者所接受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思想的不同以及风格的不同都会导致翻译的最终结果的不同。

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会导致译者和原著作者之间思想的碰撞，这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和面临的问题。

翻译既存在一定的约束性，也存在着很大的描写性。

改写虽然和原著不同，但是能够让更多拥有同类文化的人对它进行解读和欣赏。

二、韩少功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概述（一）对翻译的理解韩少功作为我国著名的作家，其文学功底深厚无比，相比较专业的翻译工作者有所不同。

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

《文化构建》一书第一次把这一领域两位开创者―翻译家、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论文集合成册。

论文集所收文章延续并深化了两人近几年来所进行的主要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化转向的研究。

书中探讨的主题有：中西译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何时并非翻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

有的论文是针对一定体裁，如戏剧翻译、诗歌翻译；有的重在个案研究，讨论了维吉尔。

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

在其后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其中进行的较多的是翻译的描写行研究工作。

由此，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禁有些困惑：除了描写性研究外，翻译研究今后向哪个方向发展？1990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

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与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共收录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八篇论文。

他们不仅向读者讲述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总结翻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两位学者还指出这一学科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

在序言部分，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翻译发展。

他们认为，翻译工作者在促使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

勒菲弗尔在第一章中阐释了文本模式对进行比较分析的帮助和影响。

巴斯内特在第二章中指出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约，原文有时往往以译作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这样的翻译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亦存在“共谋”（collusion）.在第三章，勒菲弗尔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的《埃涅伊特》（Aeneid）几个英译本作了历史研究。

浅谈翻译中译作不忠现象【摘要】：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译作之不忠”现象一直是中国译界研究的敏感区域，文章从语言的差异，文化差异和译者的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译作之不忠”的原因。

【关键词】：翻译；忠实；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译者在跨文化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忠实原作向来都是一项最重要的原则，不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还是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亦或是江枫的”形似而后神似”，都是来强调翻译过程中不能背叛原作，要忠实于原作，以达到理想的翻译境界。

然而，任何翻译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以至于会不忠实于原作，出现译作不忠的现象。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背叛原作。

文章旨在浅析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本身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差异。

在词义联想方面的差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西风”之争了。

由于东西方地理位置和气候差异很大，在汉语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同样是”夏季”，词义联想也不一样。

汉语中”夏季”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

可见，这些语言本身差异的存在无疑会引起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不一致,造成翻译的不忠实甚至背叛。

2. 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中西不同的文化造就了翻译的障碍。

以宗教为例，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在西方许多国家，人们信奉基督教，《圣经》对西方人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支配性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于宗教了解不深刻，那就会造成”不忠”现象。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把”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

这样的译文大大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

翻译除了要考虑原文的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照顾到文化的差异。

这种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最终导致译文的不忠实乃至被背叛。

- 224-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视角下莫言作品的翻译研究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医学学院/李雪梅【摘要】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改写理论引起了翻译领域的激烈讨论。

勒菲弗尔主张“翻译即改写”，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在翻译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他的作品在国外享有很高关注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翻译家的努力。

本文试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分析莫言作品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方面的体现，并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英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改写理论 莫言作品 翻译研究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国内外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翻译理论一直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勒菲弗尔认为，文学是一个“人为”的系统，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换句话说，文化，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

同时，两个控制因素使得文学系统与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不至于脱节，一个是文学系统的内部因素，即专业人士；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因素。

而对翻译而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为“改写”，而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等都是“改写”活动。

勒菲弗尔《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与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操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勒菲弗尔的理论可以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可以视为勒菲弗尔该翻译理论的萌发时期，即传统译论时期。

1976年，勒菲弗尔发表了《翻译学的学科目标》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Goal of the Discipline)。

他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元文学学科比另一种元文学形式评论更适合推广文学作品，也更具有科学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的思想发生转折开始转向系统和描写研究范式，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范畴和概念。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l）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需求迅速增加，非文学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应运而生。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ntt?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代表理论有：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由于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与原文文本至高无上观念紧密相关的等值标准逐步被侧重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的观念所取代。

１．２．１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了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对功能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奠定了基础。

１．２．１．１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包含以下组成因素：语境（context）：语言的“表现功能”，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说话者（speaker）：语言的“表达功能”，涉及符号和说话者的关系；受话者（hearer）：语言的“感染功能”，涉及符号与受话者的关系；符号（sign）。

西方当代译论家勒菲弗尔译论简论黄蕾董小骥翻译学经过漫长的语文学、语言学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进入了文化研究转型期，使人们意识到要将翻译纳入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历史地探讨。

译论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密切相关。

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

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

该派主要研究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译文对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对原文及原文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范式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该派理论的逐渐发展与完善，近年来更加强了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关系与影响的研究。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比利时的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英国的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

该派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与操纵学派的理论与观点，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从词语到文本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对比模式，从而扩展到对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

一、勒菲弗尔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把“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科的名称是由勒菲弗尔在1976年的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中提出来的。

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也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

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撰文集和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

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

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勒菲弗尔提出翻译要在文学体系内发挥作用受三个因素的控制。

一是文学体系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Le-fevere，2005：14），包括批评家、书评家、有权决定选取教材的老师和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