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环境公益”的类型范围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ＮＯ．５．２００９　

环境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环境　公益＂　

刘卫先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的类型范围　

摘　要：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和实践向我们揭示，其所指称的“环境公益”在外延上包括两种类型的利益，　

即与环境相关之公众人身、财产利益和纯环境公益　这两种类型的利益在法律本质上是不同的，对它们进行保护　

的法律诉讼途径应归于不同性质的诉讼法律制度。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类型范围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３５Ｘ（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４１—０４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环境公益的类型范　

围　在因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中，涉及的利益往往非　常复杂，其中既有纯环境公益的损害，即环境损害，又有以环　

境为中介而导致的广大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损　害。在传统法律理念的影响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因环境损　

害而遭受的人身、财产利益的损失，并非环境本身所受的损　害。但由于在请求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的同时，如果不要求　环境污染破坏者停止其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还是不能够有　

效地保护受害者的人身、财产利益，故此，一般都对阻止环境　

侵害的请求与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一并提出。并且由于　环境损害而致广大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损害与传　

统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损害相比，具有受害人数众多、影　响范围广、直接源于环境损害、致害行为与受害结果之间因　果关系复杂等特点，从而在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被区别于　

传统的民事诉讼，称之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中最为典　

型、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日本的公害民事诉讼，如熊本水俣　病诉讼、新泄水俣病诉讼、富山骨质疏松症诉讼和四日市哮　

喘病诉讼等。这些民事诉讼的请求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基　于违法行为的侵害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二是阻止某一侵　权行为继续侵害或者某一有损环境的设施予以停止建设、施　工的请求ｏ［１］（Ｐ３３）“从公害具有波及范围广受害者多的特殊性　

出发，每一个人的受害程度一个一个地进行判断是不容易　的，不得不用一并作区域性判断来代替”，所以，“公害停止行　为请求诉讼，大多数是以由多数当事人提起集团诉讼的形态　

出现的”，“享有停止行为请求诉讼提起资格的人通常是相当　多的”，这种“解决社会集团性纠纷”的诉讼，无论在“审判技　术”方面，还是在“诉讼法的法理”方面，与过去民事诉讼“个　

对个”的纠纷处理技术相比，都有许多不同之处。［　］　”　”如　果单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请求停止环境侵害行为是必　

需的，也远比请求损害赔偿更为有效。但如果“宽泛地认可　

停止行为请求”有可能使得有用的社会性事业活动被迫停止　或废弃。故此，司法实践中认定停止行为请求的成立要件比　

损害赔偿更为严格，其法律依据有以下几种：以所有权等的　物权性情求权为根据；认可基于人格权提出停止行为请求；　以侵权行为为根据ｏ　Ｅ２］（Ｐ３］）这也表明，此时，虽然存在提起阻　

止环境侵害的请求，但这一请求是以侵害人身、财产利益为　前提条件，其并不以保护环境为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保护相　

关公众的人身、财产利益。虽然这种请求在客观上确实起到　

了保护环境的效果，但这只是保护公众人身、财产利益的一　种附带后果。　

随着环境损害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扩展与人们对环境　系统本身认识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和环境保护责　

任意识也不断增强，对纯环境公益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高，　环境利益逐步跨人“受到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行列，逐渐出现　

了为了纯环境公益而进行的民事诉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的民事诉讼。美国环境公益诉讼，　即公民诉讼（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最早出现在１９７０年的《清洁空气　

法》（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　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　

人依该法提起诉讼。此后在２Ｏ世纪７Ｏ至８Ｏ年代的美国联　邦环境法律的立法浪潮中，绝大多数的联邦环境法律都包含　了公民诉讼条款。虽然就美国联邦环境法律中的公民诉讼　

条款而言，环境公民诉讼属于美国民事诉讼，在种类上也可　

以分为两类，即针对违反授予公民诉讼条款的联邦环境法律　特定法律条款和内容的行为提起的公民诉讼和针对不作为　

违法提起的公民诉讼（主要是针对执行联邦环境法律的行政　机构不履行属于其非自由裁量领域的行为和义务），但其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刘卫先（１９７８一），男，河南商城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环境法学。　

４１　容十分广泛，既包括涉嫌违反授予公民诉讼条款联邦环境法　

律的任何条款和依据该法授权颁布的任何行政规章的行为　以及联邦环境法律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不作为违法行为，也包　括违反授予公民诉讼条款联邦环境法律特别规定的排污标　

准、限制、排污许可证及其条款、行政执法机关根据上述标　

准、限制、许可证所作出的行政命令、要求以及行政规章等具　有明确含义的事项和其他具有特定内容的行为。这些内容　

广泛的诉讼，不仅包括发生于私法领域内的普通民事诉讼，　而且还包括广义的司法审查诉讼，即行政诉讼和宪法诉　讼。＿３　在这些诉讼中，其原告资格非常宽泛，包括除官方以外　

的“任何人”或“任何公民”，即既包括公民个人，又包括代表　其成员的组织。口　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对原　

告起诉资格的不同限制，①但其判断标准已从“法律确认的　

权利”转向“法律保护的利益”，从“定量”标准转向“定性”标　准［４３也就是说，环境利益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无论损害　

大小，只要有损害的存在，就可以提起诉讼。　有关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内容可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　

即其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广大公众的人身、财产利益，而是　

为了纯粹的环境公益。不论是针对排污者的诉讼还是针对　行政机关的诉讼，都不是公民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进行的诉　

讼。如果污染者的排污行为侵害了某一公民的财产权或者　生命健康，则可以借助于普通法上的民事侵权诉讼获得救　

济，而不必通过公民诉讼。由于污染通常会造成许多人受　害，因而环境侵权案件通常可以由若干个受害者对污染者提　

起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与美国　

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种团体诉讼或者集团诉讼有所不　同　虽然集团诉讼是受害者共同的诉讼，也“蕴涵着公共利　益，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且判决的效力亦　

仅局限于诉讼的实际实施人及其所代表之人”。公民诉讼在　性质上属于公益诉讼（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它是“以公益　

的促进为建制的目的与诉讼的要件，诉讼实际的目的往往不　是为了个案的救济，而是督促政府或受管制者积极采取某些　

促进公益的法定作为，判决的效力未必局限于诉讼的当事　人。’’［　］‘　。　我国环境法学者在有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论述中对　“环境公益”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清楚明晰的表述，具有一定　

的模糊性，但根据所描述的有关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目的可　以得知，学者们所言之环境公益对与环境相关之人身、财产　利益和纯环境公益皆有所指。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　

“针对民事主体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损害环境公共利　

益的情形下，由社会个体成员提起的诉讼，其中有具有法律　上直接利害关系者，在兼顾私益的情况下提起的，也有不具　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者提起的，在诉讼过程中都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动　

者本身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即具有私益，但其出发点　

则不限于此，而主要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是“公民或者组织针对其他公民或者组织侵害公共　

环境利益的行为，请求法院提供民事性质的救济。就诉讼主　体和诉求而言，它表现出‘私人对私人，私人为公益，的特　

点”，而“公益”则是指“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　

益”，　等等。　

理论上的模糊清楚地体现在我国所谓的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司法实践中。２００８年５月初，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　

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受理检察院、环保部门、　

环保社会团体及社区物业管理部门提起的诉讼。２００８年９　月８日，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　

也是国内第一项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性规定。从《规　定》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所指的“环境公益”主要是与环　

境有关的广大民众的人身、财产利益，附带也包括纯环境公　

益。此外，我国媒体所宣传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绝大多数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中，也是为了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公益，即与环　境有关之公众人身、财产利益和纯环境公益。如：贵阳天峰　化工污染红枫湖案为了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群免遭环境污染　

侵害而保护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红枫湖；雁　

江区石材厂违规排污堵塞河道案是为了解决石材加工厂违　

规生产，擅自向清水河排污，造成河道污染和堵塞，致使４个　村的８００亩农田无法灌溉，２３０户７００人饮水困难的问题；＿８］　

在被誉为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第一案的“塔斯曼海轮溢油　

污染案”中，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进行的赔偿也只不过是整个　

案件赔偿数额中的－－４，部分。②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环境公益的类型范　

围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另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中，其所要保护的“环境公益”也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　

“环境公益”所指一致，包括与环境相关之广大公众的人身、　

财产利益和纯环境公益。　

在日本，环境行政上的诉讼，根据其在不同场合以何种　

形态出现，分为两类：一是受到限制的事业者不服过于严厉　

的限制和其他行政措施提起的环境行政诉讼；二是受害者方　面提出的行政机关的措施过于宽缓的环境行政诉讼。过去　

的环境行政诉讼主要考虑前一种场合，对后一种几乎没有加　

以考虑的余地ｏ［２￣（Ｐ１７２）前者只是为了与环境有关的个人私　

益，不应属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后者则主要是为了　

①２Ｏ世纪７ｏ至８Ｏ年代，在美国联邦环境公民诉讼领域实行的是比较宽松的起诉资格，从２ｏ世纪９０年代的鲁坚案（Ｌｕｉｉａｎ　ｖ．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ｏｆＷｉｌｄｌｉｆｅ）为转折，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起诉资格限制，主要是在事实损害标准方面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被控行为的具体的、特定的、　真实的、或即将发生的损害。（参见陈冬《严格的起诉资格规则》，载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②该案在天津海事法院经过两年的审判，先后６次开庭，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众原告获赔４２０９余万元。其中，海洋　生态损失获赔９９６余万元（包括海洋环境容量损失７５０．５８万元，赔偿原告天津市海洋局调查、监测评估费用及其生物修复研究经费等２４５．　２２８４万元）；渔业资源损失获赔１５１３万元（包括渔业资源损失１４６５．４２万元，调查评估费４８万元）；渔民、养殖户渔业捕捞损失、滩涂养殖损失　和网具损失等共计１７００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