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组织形式的避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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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避税的法律规制作者:郝晓霞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35期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在国际上日趋严重。
如何有效地规制跨国公司的国际避税,一直是各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税收难题。
尤其是避税港的建立,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打开了“方便之门”。
本文从国际避税的概念和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避税的现状入手,进而分析了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避税的原因及表现方式,并尝试提出反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避税应采取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跨国公司国际避税避税港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12(b)-0200-02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当代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角色。
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跨国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但同时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上主要的纳税义务主体。
国际上大量避税行为的存在不仅侵犯了各国的国家利益,使得各国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而且还扭曲了国际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造成税负不平,从而影响了国际收支的平衡。
因此,研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其必要性,本文仅从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的避税行为进行探讨,并提出国际上应对此类行为的一些防范策略。
1 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避税概述1.1 国际避税研究跨国公司国际避税的法律规制,首先要明确的是国际避税的含义。
国际避税,是指国际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或税收协定规定的疏漏之处,采取某种公开的或形式上不违法的行为,达到减轻或规避法律要求其承担的纳税义务的目的。
国际避税可以说是国内避税的延伸和发展,其特殊性表现为:首先是主体的延伸,进行避税的主体具有跨国性。
其次是跨国纳税人所逃避的法律既可以是一国国内法,也可以是各国间的国际税收协定。
1.2 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避税现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考验之下,跨国公司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主体。
当前国际社会,跨国公司避税的主要途径包括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利用电子商务、金融衍生工具避税、利用避税地避税等形式。
税务筹划、纳税筹划、税收筹划区分税务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纳税筹划,是指通过对涉税业务进行策划,制作一整套完整的纳税操作方案,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税收政策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自己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企业筹划行为.虽然,税务筹划、税收筹划以及纳税筹划在字面的表达上不大一样,但其实际上都是同一概念,其目的都是让纳税人的利益最大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将它们区分。
税务筹划也可称税收筹划、纳税筹划.节税、避税、偷税、逃税的区分节税,顾名思义,就是节减税收.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当存在着多种税收政策、计税方法可供选择时,纳税人以税负最低为目的,对企业经营、投资、筹资等经济活动进行的涉税选择行为。
就实质而言,节税实际上就是税务筹划的另一种委婉表述.通常意义上,凡是符合税收立法精神的实现税收负担减轻的行为都属于节税,节税在一切国家都是合法的也是正当的现象。
比如企业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我国对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不同的纳税规定,企业出于税务动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经营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进入一个立法者所不希望去控制或不认为是与财政有关的行为领域.节税具有合法性、政策导向性、策划性、倡导性的特征。
避税应是纳税人在熟知相关税境的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在不直接触犯税法的前提下,利用税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疏漏、模糊之处,通过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等涉税事项的精心安排,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的行为。
这是纳税人使用一种在表面上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但实质上与立法意图相悖的非违法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避税被称之为“合法的逃税”.避税具有非违法性、策划性、权利性、规范性和非倡导性的特点。
合理避税的60种合法手段摘要:I.引言A.介绍合理避税的背景和意义B.指出60 种合法手段的来源II.合理避税的定义和分类A.定义合理避税B.分类合理避税手段III.60 种合法手段的具体内容A.税收优惠1.利用税收优惠政策2.合理选择企业所得税税率3.利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B.税收抵免1.利用税收抵免政策2.合理利用投资抵免政策3.利用研发费用抵免政策C.税收扣除1.利用成本费用扣除政策2.合理利用捐赠扣除政策3.利用节能环保设施扣除政策D.税收筹划1.利用税收筹划方法2.合理选择企业组织形式3.利用税收协定优惠E.其他合法手段1.利用税收优惠政策2.合理利用税收法规漏洞3.利用税收争议解决机制IV.合理避税的道德和法律问题A.合理避税与偷税漏税的区别B.合理避税的法律风险C.合理避税的道德问题V.结论A.总结60 种合法手段的内容B.强调合理避税的原则C.展望合理避税的发展趋势正文:I.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税制的日益复杂,企业和个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税收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合理避税成为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的重要手段。
本文旨在介绍60 种合法的合理避税手段,以帮助纳税人合法地降低税收负担。
II.合理避税的定义和分类合理避税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手段和方式,使纳税人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行为。
合理避税可以分为税收优惠、税收抵免、税收扣除、税收筹划和其他合法手段等几个方面。
III.60 种合法手段的具体内容以下详细介绍60 种合法避税手段:1.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
2.合理选择企业所得税税率: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3.利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会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可以合理利用这些政策减轻税收负担。
什么情况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请举几个案例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什么情况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请举几个案例《合同法》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实就是“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单独成条款,只是强调而已。
任何民事行为都包括形式和目的,形式就是指行为的外在表现,目的其实就是行为的内心意思表示,这是民事行为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单独的“合法的形式”一说,因为“形式”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
所以,一个行为的意思表示非法,其外在形式必然是非法。
条文里之所以用“合法形式”其实就是指“看上去合法的形式”的意思。
立法者怕老百姓识别能力有限,就突出强调一下而已。
同理,楼上所说的黄金买卖的例子,买卖黄金是非法的,赠与的行为当然也是非法的,就显而易见了。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C《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举例,是举例!!10分比如,通过合法的买卖行为而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为滥发实物而采取合法的赠予手段等等。
这种行为就其外表来看是合法的,但是外表行为只是达到行为人的非法目的的手段。
由于被掩盖的目的是非法的,并将造成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损害,因此这种行为是无效的。
什么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事物都有两面性,合同固然是促进交易的手段,违法的合同不仅不促进市场的繁荣,还会扰乱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拟就什么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谈一下看法。
一、认定标准任何民事行为都包括形式和目的。
没有目的的形式是不存在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与实际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
比如某甲向银行借款进口货物,甲的目的就是将银行的钱为自己使用,形式是与银行签订一个借款合同。
浅谈国际避税的形式及防范措施孙辉兵吕孟云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之一。
而在其起到投资拉动、技术提升等正面作用的同时,投资者由于受“利益最大化”和“税收最小化”的目的驱使, 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逃、避税带来的税收流失现象日趋严重。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家,但一半以上都是“亏损”状态。
目前在中国境内的40多万家外企一半以上账面亏损,年亏损总额达1200亿元,尽管事实上不少外资企业处于盈利状态,但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以上,而200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全年累计共入库932.5亿元。
避税数额为全部涉外所得税收入的35.4%。
而据中国官方保守数字估计,跨国企业凭“转让定价”这一手段,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超过300亿元。
特别是其中涉外企业国际避税现象非常突出,虽然严格来讲,它并不违法,但这无疑违背了立法目的和税法精神,损害了国家利益。
采取相应措施, 积极防范涉外税收流失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国际避税的形式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纳税客体)进行的课征。
因此要规避税收,就要避免成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
国际避税的基本方式就是跨国纳税人通过借用或滥用有关国家税法、国际税收协定,利用它们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的纳税义务,不纳税或少纳税。
基本方式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1、通过纳税人的国际转移进行避税。
纳税人(包括公司、合伙企业和个人)的国际转移,是指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迁移出该国,成为另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以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国际避税方式。
如纳税人从高税国迁往低税国成为低税国的居民。
2、纳税人不迁移进行国际避税。
一般来说,纳税人要规避其纳税义务,就要设法迁移。
但利用有关国家税法和税收协定的漏洞和缺陷,纳税人有时不迁移也可以规避或减轻其纳税义务。
企业合理避税运用的各种方法企业合理避税是指依法合规地通过合法途径降低纳税负担的一种手段。
正确运用各种合理的避税方法,可以在保持合法性的前提下,为企业减少税务成本,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文将介绍一些常见的企业合理避税方法,并探讨其运用原理和注意事项。
一、开展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指企业根据公司的经营特点和税收政策,通过合理的组织和安排,利用税收政策的漏洞和调整余地,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
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税务筹划:1. 合理利用税率差异: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税率的差异,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选择适宜的营业地点和经营范围,以享受低税率或税收优惠政策。
2. 合理规划投资项目:企业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投资项目结构优化等方式,减少税务成本。
比如,在投资项目结构上,合理安排资金的运作,降低资金利息支出等。
3. 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了解并合规运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如减免税、退税等。
企业可以通过商业额度配售等方式,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二、合理利用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合理安排内部架构和业务流程,达到降低税务负担的目的。
常见的企业组织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的组织形式,并合理运用以下方法进行合理避税:1. 合理安排企业股权架构:通过调整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税务优惠。
比如,对分红、股权转让等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过高的税务负担。
2. 合理利用税务递延政策:利用企业组织形式的优势,合理运用税务递延政策,将税务负担推迟到未来。
企业可以通过合理运用资本金、利润留存等方式来推迟缴税,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
三、合理运用税收调节方法税收调节是指利用税收政策和法规中的灰色地带,通过合理运用,达到税负的优化和降低。
具体的方法包括:1. 合理调整成本结构:合理调整企业的成本结构,尽可能将应纳税务计入成本中,减少应交税额。
2. 合理运用税收抵免措施:合理运用各项税收抵免政策,如投资抵免、研发费用抵扣等,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
第一节当前国际避税主要方法跨国纳税人的避税方式犹如万花筒,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并且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下面,我们将作一简单的说明。
一、利用个人居住地的变化避税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同时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税收管辖权。
其通常的做法是对居民纳税的全球范围所得征税,被称为“无限纳税义务”。
而对非居民仅就其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税,这被称为“有限纳税义务”。
因此,以各种方法避免使自己成为某一国居民,便成为逃避纳税义务的关键所在。
每个国家对居民身份的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其中主要是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不一样。
住所标准是,只要一个人在一国拥有永久性住宅,那么这个人就是该国居民。
时间标准是只要一个人在一国连续停留一定时间(如半年或1年),那么这个人也同样被视为该国居民。
这些不同居民身份标准的确定,往往存在一些漏洞,使一些跨国纳税人游离于各国之间,确保自己不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
他们采用的方法有两种,即避免成为居民和避免成为高税国居民。
1.避免成为居民跨国纳税人为避免纳税,可设法使其不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
他们采取不购置住宅、出境、流动性居留或压缩居住时间等方法来避免成为任何一国的居民,逃避税收。
有的甚至长期住在轮船上,四处飘泊,成为“无国籍人”。
2.避免成为高税国居民高税国通常是指征收较高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的国家,但最主要的还是指较高的所得税国。
居住在高税国的居民可以移居到一个合适的低税国,通过迁移住所的方法来减轻纳税义务。
这种出于避税目的的迁移常被看做“纯粹”的居民。
一般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已离退休的纳税人,这些人从原来高税国居住地搬到低税国居住地以便减少退休金税和财产、遗产税的支付;第二类是在某一国居住,而在另一国工作的纳税人。
他们以此来逃避高税负的压迫。
一般来说,以迁移居住地的方式躲避所得税,不会涉及过多的法律问题,只要纳税居民具有一定准迁手续即可,但要支付现已查定的税款,按一定的资本所得缴纳所得税。
各国政府为了反避税,对旨在避税的虚假移民作了种种限制。
避税主要表现在哪些⽅⾯,反避税的措施⼜有哪些对纳税⼈来说,税款的征收⽆论怎样公平、公正、合理,它都是纳税⼈直接经济利益的⼀定损失。
只要征-税作为⼀种⽆偿的从社会成员⼿中取得收⼊的形式存在,纳税⼈就会千⽅百计的规避纳税义务。
由于各个国家对同⼀类征-税对象或纳税⼈可能设计不同的税种,也可能设计不同的征收制度(诸如税率的⾼低、计税依据的⼤⼩甚⾄税务管理机构和管理⼈员的⼯作程序、⼯做⽅法上存在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对同⼀类征-税对象或纳税⼈税收负担的轻重不同。
这种差异的存在是纳税⼈寻求避税的诱饵,也是避税成功的可能条件。
⽽税收条款的不完善、不全⾯也为避税者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避税的主要表现1、兴办假“三资”企业假“三资”企业是指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主要以内资在境外组建的公司或其他的经济组织,⼜以外商投资者的名义与我国企业合资、合作或独资在我国境内建⽴的“三资”企业。
这些假“三资”企业的投资者实际上都是中⽅投资者,其资⾦来源往往⼤部分甚⾄全部是国内资⾦,但却可与真“三资”企业⼀样,享受国家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切税收优惠。
假“三资”企业是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出现的⼀种独特的资本倒流的经济现象。
因它有税收优惠之利,许多国内企业或部门有意识的加以利⽤,⽽规避或减轻应纳的国内税收。
2、价格转移和费⽤转移价格转移这是跨国公司转移利润,降低税基,在税率上就低不就⾼进⾏避税的⼀种常见的⽅法,⽽当前则是外商⽤以规避我国税收的最主要⼿段。
因为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是跨国集团的联属企业,⽽且与外国母公司及关联企业存在着⼤量产品交易关系。
其价格转移形式主要有三种:故意抬⾼其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购买的机器设备价格;故意抬⾼其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购买的原材料、零部件的价格;故意压低其售给境外关联公司的产品的价格。
费⽤转移则是指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通过贷款,咨询等等服务⽅式,将不应分配给境内关联企业的费⽤转给境内关联企业,以达到降低其所得税税基,⽽少纳税或不纳税的⾏为。
公司组织形式的避税案例原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均以法人企业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实行法人所得税制,非法人营业机构由法人企业登记注册地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鉴此,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能汇总纳税与不能汇总纳税,其税率和税负就可能大不相同,甚至悬殊。
因此,选择有利的公司组织形式,就成为税务筹划的手段之一。
本文结合一起案例,试从法理层面分析某纳税人利用公司组织形式为什么由税务筹划沦为打击和遏制的避税行为,并针对该避税问题提出思考和对策。
一、案情简介A(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由设在欧洲某避税港的某跨国集团独资经营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地在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三级城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A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注册地有间集团内部称之为P厂的生产机构,主要从事建安材料类产品的制造、生产加工;注册地外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均属非法人的营销机构,主要从事在中国市场销售本公司的产品。
经调查,A公司名下的10多个分公司由设在上海的营销总部(登记为A公司的上海办事处)直接统一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将上海营销总部称为MO。
注册地机构实质上就是P 厂,注册地再也没有什么总部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10多个分公司)。
注册地P厂与上海MO分别直接接受集团的管理与控制,实质上就是集团设在中国的制造和销售的2家子公司,而不是法律形式的1家A子公司。
A公司仅仅是该跨国集团将分散的2家子公司利用总分支机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注册登记行为,有名无实,从而构成了虚设法人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一)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看,注册地P厂与设立的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同为二级机构,本应直接只接受总机构控制和管理,总机构再对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董事会)负责。
但是,经调查,挂名A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等均不在注册地上班,而在上海分部工作,因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所以从不过问注册地P厂的生产经营管理。
同样,注册地P厂则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机构管理层进行公司治理,管理权和经营权也不涉及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
同时,注册地P厂、上海MO均直接只对境外投资股东(母公司)负责。
因此,A公司仅仅是注册法人人格而已,没有总机构实体,从而形成了有悖公司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的做法和行为:10多个分公司不由注册地机构而由上海MO所控制和管理;一家公司并存2家公司治理结构,并列2个“老总”,违反了作为二级机构只能对上一级机构负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从经营管理看,A公司的住所不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通过对A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调查,并进行了功能分析,发现A公司根本不存在总公司管理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或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机构不是决策、管理和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集团在全球布局的一家制造商。
所登记A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营销职能则由上海MO机构承担,但上海MO却是与注册地制造商截然分开的一家分销商,两者泾渭分明,互不控管,独成体系。
因此,注册地住所的机构是承担单一生产功能的制造商,而不是集经营决策、产品制造、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功能的公司总部,法人公司是个“壳体”。
(三)从财务控制看,A公司不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账和核算,没有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存在的财务处理中心。
通过对A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查分析,发现注册地仅仅是P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控制的所在地,而不是包括众多分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核算地和管理地,即不具有总分支机构会计的特征。
该跨国集团在全球对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采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及其会计核算。
在早年,P厂和上海MO各自使用ORACLE和SCALA不同的外国版管理(财务)软件系统,在近年,尽管两者统一改用SAP软件,但仍是各自独立的2条网络化管理系统,径直受控于境外的集团供应链部门和亚洲地区总部,从不支持在A公司法人层面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无法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实现统一核算和集中管理。
因此,在没有总机构及反映各机构的账簿、凭证等情况下,为应付境内政府相关部门对报表管理的要求,A公司不得不采取了在上海MO合并会计报表然后在注册地P厂报送的做法,从而凸显了与一个法人身份不一致的二个会计主体,表明了注册地P厂和上海MO是集团按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谋划和管理的实质,从而违反了我国唯有母公司或集团才能对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法则。
(四)从总部经济看,A公司不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的总部经济特征。
具有战略品牌的跨国公司原则是将总部设在具有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特殊优势资源的一线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廉价常规资源的其他区域,实行“总部??生产基地分离”的组织模式。
企业总部不是简单等同于总部注册地,并不因法律形式的注册行为而实质改变总部经济内涵和运作。
因此,从总部经济特征分析及实地考察,A公司的注册地作为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上海几乎没有总部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既没有总部内涵,也不履行总部职能,不是总部入驻地,而是利用港口、土地、劳动力、税收优惠等优势资源的生产制造基地。
此外,还可以从人事权、财产权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也能印证A公司是在法人人格掩饰下的徒有虚名的实质。
二、焦点问题在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下,是否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都应由法人汇总纳税,只有一个纳税主体?A公司以公司的登记注册法律形式为由认为,应由法人作为独立纳税人实行汇总纳税。
而税务机关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认为,纳税人的认定不仅取决于公司的法律形式,而且取决于公司的法律行为,以事实为根据,重事实轻形式,否认法人选择汇总纳税的方式。
三、法理分析该跨国集团为A公司聘请了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应对税务机关的调查,并主动与税务机关接洽,经多次税务约谈后,不得不对注册地P厂和上海MO在法律形式进行了分立,一分为二,分别登记注册为两个不同的法人公司,最终解决了法律主体、会计主体和纳税主体三者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
在以法人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下,A公司尽管名为法人企业,但在税务处理和管理上却不能作为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一个基本纳税单位,这是基于上述事实所作的以下法理分析。
(一)税务筹划的驱使因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采用了以区域性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且生产性外资企业还享有定期减免税和低税率的优惠,在谋求利润最大化和税负最小化的利益驱动下,利用不同区域税率差异和生产性企业税收优惠就成为跨国集团进行税务筹划的主要手段和重要内容,因此,将销售子公司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合并到制造子公司中,一并作为制造子公司所在地适用的税率计算和汇总纳税,既可享受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开发区的区域性和生产性15%优惠税率,又可以避免销售子公司所承担的非生产性公司的30%高税率。
又因在生产经营初期往往亏损较大,如作为分支机构其经营亏损就能在汇总纳税时冲抵总机构利润,以减少税负,所以设立分公司则更为有利。
该跨国集团将销售、制造2家子公司以1家生产性法人公司在低税率区域登记注册,而在高税率区域则设立非法人营业机构的税务安排行为,为的就是达到规避税收、套取优惠的目的,其动机明确,目的性强,从法理角度看就构成了主观要件。
(二)法律形式的滥用《民法通则》第39条规定:“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公司法》第10条则明确规定:“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公司的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
因此,在我国,公司的住所就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所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通常是指公司发出指令的业务中枢机构所在地,如存在多个办事机构时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则是指公司的总部、总公司所在地。
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了汇总缴纳所得税的总机构“是指依照中国法律组成企业法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因此,只有符合总机构标准的所在地,才是汇总纳税地。
按照上述我国现行外资相关法律以及工商登记注册法规,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决策机构的设置地即总机构所在地应与企业法人的登记注册地一致,公司履行纳税义务必须在公司住所进行,分公司的纳税义务也要在总公司住所地履行。
因为登记注册的A公司作为总公司应对而不对名下的分公司实施过管理与控制,没有成为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也就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总机构实质要素,所以A公司住所不是公司的总部,并由此无法履行税法意义上的总公司住所地的纳税义务,造成了不纳税或少纳税的恶果,加大了地方税收监管的难度和税收增长的压力,损害了税收征管秩序。
因此,A公司的登记注册行为就构成了滥用法人公司法律形式的客观要件。
(三)会计主体的错位会计主体是指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分公司与总部同属一个法人实体,分公司仅是法人公司的一个内设组织机构,要在总部的严格控制和直接管理下从事业务经营;分公司与总部之间的业务是会计主体内部的事项,分公司要受制于总部的集中管理和统一核算,并不独立具备一个会计主体的诸要素,只有总分公司的会计核算联合体才是一个完整的会计主体。
《会计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必须依照本法办理会计事务”。
这就规定了“公司”是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基本单位,意味着“公司”作为《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主体的同时也是会计主体,法律主体与会计主体是相一致。
但是,A公司将内设机构之间的内部业务作为不同公司之间的外部事项进行会计核算,由本应是一个会计主体变成了二个会计主体,即将生产机构与销售机构分别按二家不同法人公司之间的外部业务进行会计核算,从而不得不按母子公司关系或企业集团模式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因而充分暴露了A公司名为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实为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本质,并且违反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28条和《企业会计制度》第158条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规定,即合并会计报表只适应于企业集团或母公司。
(四)纳税主体的混同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以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作为基本纳税单位,但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法人并不一定是汇总纳税主体。
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由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并规定了“总机构是指依照中国法律组成企业法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即只有符合总机构条件的法人企业才能汇总计算缴纳所得税。
因此,法人汇总纳税是受到前提条件限制的,法人并不等同于纳税主体。
但是,A 公司以多个内设机构之一的生产机构为汇总纳税机构,而生产机构却不是总机构,因其不符合税法所规定的“总机构”条件和不具备总部的实质内涵,从而A公司的“法人”人格却不能视为总机构并作为纳税主体来汇总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