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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
作为第一任赴日参赞，黄遵宪对中日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外交思想，但是受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他的对日主张又有其局限性。
本文从他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及导致其对日外交结果的原因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标签：黄遵宪；日本；外交思想黄遵宪（1848—1905）出生在有名的侨乡广东梅州，这里较早受“西风东渐”的影响，相对开放的环境，形成了黄遵宪较为开明的性格。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黄遵宪逐渐认识到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加关注外交，提出了“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1〕的主张。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日本，他主要的外交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等都与日本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今的中日关系也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黄遵宪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一）主张坚决遏制日本侵吞琉球的野心琉球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1873年，日本以台湾人民杀死琉球水手为借口，公然阻挠琉球向清政府朝贡并且加紧了侵吞琉球的步伐。
1877年清政府为了妥善处理日本对琉球的侵扰，派何如璋等人出使日本，其中何如璋为正史，黄遵宪担任驻日参赞。
面对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争端，何如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于1878年5月29日致函李鸿章，认为对于日本侵扰琉球行为不能姑息，如若放任之，日本则“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若“弃之”，“日本一强，责以船炮，抗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指出：“为台湾计，今日争之犹患轻，今日弃之患更深”。
〔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如璋站在全局的角度，敏锐而准确地认识到了琉球在中、日关系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正确处理琉球事件关乎中日全局，甚至亚洲全局。
由于黄遵宪是何如璋保护琉球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在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和黄遵宪的态度也完全一致。
对于如何解决琉球事件，何如璋向总署提出了由黄遵宪起草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就是“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摄，其事易成”；中策是“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
近代珠江文化诗圣--黄遵宪
黄伟宗
【期刊名称】《肇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26)6
【摘要】晚清诗人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既是这个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又是这个时代主导潮流的杰出代表,而且是处于这个时代中国对接世界浪潮最前沿的珠江文化的杰出领潮诗人,堪称为近代珠江文化诗圣.
【总页数】5页(P7-11)
【作者】黄伟宗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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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遵宪关于文化的近代化思想 [J], 马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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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黄遵宪 [J], 蒋淑贤;邓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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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通
作者机构： 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 顾问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出版物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0-74页
主题词： 黄遵宪;日本国志;历史影响;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启蒙;魏源;戊戌维新运动;维新变法;海国图志;康有为
摘要： 黄遵宪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启蒙者,他通过他的《日本国志》,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和民约论。
首先介绍到中国来,又是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黄遵宪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湖南厉行新政,在变法改革过程中,极力宣扬民权思想,提出地方自治理论。
他上承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无论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角度,他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就是黄遵宪的主要历史影响。
黄遵宪对日本的介绍作者：邢路路来源：《山东青年》2018年第06期摘要：《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1877——1879年出任驻日参赞期间的诗歌汇编，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以其亲身体验，对日本的历史、社会、风土人情，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新气象进行了介绍。
作为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撰写的一部日本记述，《日本杂事诗》对于纠正国人对日本的错误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寄托了他希望中国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的愿望，促进了新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
关键词：《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日本社会一、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成书过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订立后，中日互派使节。
1877年11月26日，何如璋带领中国使团在上海搭乘“海安”号轮船启程赴日本。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日本的使团，何如璋为正使，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官，使团还有译员，随行和亲属等20余人。
黄遵宪作为参赞出事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维新的第十个年头，但当时中国对日本还是抱着“大中华”的心态，对日本这种蕞尔小邦不屑了解，所以鲜有人专门去亲自去研究，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书而不是实际的考察，而久远的史书却不能提供正确的信息。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
[1]75关于日本社会文化的考察，更是少之又少，“唐人以下，谈日本诗至多，曾不及风俗”[1]75。
薛福成在为黄遵宪作《日本国志》序时就曾经提到：“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远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无。
”[2]1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黄遵宪开始多方收集资料，立志撰写一部翔实的日本志书，这就是后来完成的《日本国志》。
黄遵宪光绪三年（1877）年到任日本做驻日参赞，随后两年，开始收集资料，写《日本国志》。
期间，将部分资料写成《日本杂事诗》两卷154首，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也提到：“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盛惜之。
论黄遵宪与明治思想界的渊源关系
黄升任
【期刊名称】《嘉应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6(024)001
【摘要】黄遵宪在任中国首届驻日本公使馆参赞期间,深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与明治思想界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这种经历成为其形成渐进式立宪思想的重要因素.
【总页数】4页(P74-77)
【作者】黄升任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中国,上海,200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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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务运动时期的黄遵宪及其作品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1876年中举人，1877年12月，出任驻日参赞官；1882年春，调任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1885年回国，后在1887年任驻英参赞，1891年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张之洞奏调其回国，主持江鄂四省教案，同年9月，入强学会。
①从黄遵宪1894年之前的任职经历来看，其长期在海外充任外交官员，尤其是任职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期间，应该对英美法知识有过一定了解。
因此，通过阅读其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前的文章可以端详出，这一时期国人对英美法理解的大致程度。
②根据钟叔河先生的研究，早年的黄遵宪就渴望“走出门”，接触“当世事”，并反感那些食古不化的传统文人。
对此，他在17岁所作《感怀》一诗中写道：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洋务运动时期黄遵宪对英美法的记述与理解李 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3）摘要：洋务运动时期在出任外交官员期间，接触到英美法。
他在《日本杂事诗》、使美时期以及《日本国志》中表达了对于英美法的认知与理解。
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借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之成效，初步表达了对于英美政制的认可。
在出使美国期间，黄遵宪不仅利用英美法为华侨在排华运动中据理力争，而且通过切身观察对美国的法治给予较高的评价。
最终，黄遵宪结合美国政制的观察以及日本的成功经验，认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应是未来中国政制改革的方向，并对英美法治给出了洋务运动时期最为准确的理解。
关键词：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排华法案；《日本国志》；君主立宪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20）02 -0091-09胝过百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黄遵宪与日本
韩小林
【期刊名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2(035)001
【摘要】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进行
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为中国近代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黄遵宪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促使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既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对日本的侵略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在对日外交上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趁“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
否则，“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
【总页数】3页(P24-26)
【作者】韩小林
【作者单位】嘉应大学政法系，广东梅州 51401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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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知识分子对日本汉文的评价--以黄遵宪为中心
王标
【期刊名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4
【摘要】日清修好条规（1871）缔结六年之后，大清帝国初次向日本派驻公使团。
历代公使以及公使馆的随员们与日本朝野士人广泛交游，在外交公余之暇，与日本的文人学者进行诗文唱和、诗文批评等各种文化活动。
在保存至今的部分日中文人学者笔谈记录以及附有点评的诗文集中，尚保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管窥晚清知识分子对日本汉文的评价。
【总页数】9页(P111-118,136)
【作者】王标
【作者单位】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大阪558858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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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知秋
出版物刊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46-49页
主题词： 黄遵宪;中日两国;中日友谊;中国人民;日本国志;日本人;日本明治维新;友好关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
摘要： <正>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
1972年,中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揭开了中日友谊新的一页。
1979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今年五月,华国锋同志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访问了日本,又带回了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代代相传。
在中日友谊史上,黄遵宪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县人。
他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外交家。
29岁从事外交工作,一。
《学术界》(双月刊)总第八十期,2000.1ACADEMICS IN CHINANO.1.Jan.2000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夏晓虹Ξ(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摘要〕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黄遵宪; 提倡风雅; 参考新政; 力争琉球〔中图分类号〕K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Ο1698(2000)01Ο0058Ο201877年(明治十年)11月,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间在日本居留四年余。
就黄氏的个人经历而言,此前他虽得洋务派诸大员李鸿章、丁日昌等人赏识,却尚无一展怀抱的机会。
第一次步入官场,即刻放洋,得以观摩域外,开拓心胸,在黄氏诚为幸事。
且又当中国首次在日本设立外交机构,万事草创,筚路蓝缕,受何如璋举荐与信任的黄遵宪,自可在“参赞帷幄”〔1〕之时,尽显其政治才干。
与日后辗转多国的经验相比,日本之旅无疑对黄氏一生影响最大。
其生前刊行的唯一两部著作《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均锁定日本,而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又拟再派其赴日任大使(因变法失败未成行,黄氏也自此放废),黄氏正是以熟谙东瀛国情的外交家知名于世。
因此,黄遵宪的政治生涯可谓与日本相始终;或者可以说,三十岁时的出使日本,奠定了黄氏平生事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Ξ〔1〕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日本杂事诗》,(香港)天南遁窟活字版,1880年。
业与思想的基础。
本文拟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外交公务三方面。
展现在日期间黄遵宪的种种作为与体验,进而揭示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对这位维新派政治家的深刻启迪。
提倡风雅 明治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虽已由规仿中国转向步趋西洋,但此时中日之间尚未直接发生重大战争,一千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记忆犹新,因而,一般社会对中国官员与文人仍相当尊重。
即如初抵日本神户的何如璋、黄遵宪等一行,便受到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何如璋所述,“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1〕,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人对首次代表中国来到此方的使节具有好感。
而研究汉学、写作汉文汉诗,更被日本文士视为高深的文化修养,即使在“新体诗”已然流行之际,仍有众多文人学者乐此不疲。
黄遵宪等人的到来,更为其提供了亲炙教诲的机会,由此所得到的敬重也更加一等。
就中,与黄遵宪等使馆人员交往频繁的源辉声所言最为传神。
源氏明治以前乃高崎藩主,明治后移居东京。
他先后与西方人、中国人来往,不免心存比较之见: 庆应年间,余结交于西洋人,讲习其艺术,窥其所为,无事不穷其精妙者,大喜其学之穷物理,以能开人智。
明治初,余解组挂冠占栖墨江,自是后,以无用于世,乃改辙,结交清人,相识日深,情谊月厚,而其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
盖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
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
〔2〕因此,清使馆于1878年1月23日在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今增上寺境内)设馆后,立刻有众多喜好汉文汉诗的日本文士前来拜访。
如时任修史馆书记官的宫岛诚一郎第一次来馆时间为2月15日,源辉声与黄遵宪会面虽在3月3日,但根据当日的笔谈内容,源已先和其他使馆人员相熟,并曾题匾相赠〔3〕。
汉文家石川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1〕〔2〕〔3〕前据佐藤保《黄遵宪と宫岛诚一郎》文所引松浦伶《胜海舟と南洲祭》(《世界》448号,1983年3月),后见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第1页。
《芝山一笑后序》,《芝山一笑》,(东京)文升堂,1878年。
何如璋:《使东述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英更在当年8月便出版了一册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一众使馆官员的赠答集,内收诗79首、书1封,题名《芝山一笑》。
即使清使馆在《朝野新闻》上刊登了公告,以星期五为会客日,仍有源辉声这样的熟朋友表示,不愿在“敝邦迂生争来,门无容车”之日造访,而请“俟别日而来也”〔1〕。
因德川时代实行锁国政策,海外交通基本断绝,极少有中国人士到达日本。
崇仰汉学的日本文人,只好向偶然在长崎登岸被捕获的清朝人请教诗文:不可得时,来自朝鲜的使节也成为诸儒往复赠答请益的对象〔2〕。
更有人利用商船航行中国之便,“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3〕。
在此情势下,传来清朝决定在日本设立使馆的消息,自然令人兴奋,“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4〕。
这也使得黄遵宪等人的到来,被日本汉诗文研习者称为“前古所未有”的盛事,并以“躬逢其盛,为幸多矣”〔5〕而自豪。
宫岛诚一郎说得更明白: 今邻交益亲,使节互相来往,乃能亲承诗教于清国诸儒。
吾才固不逮古人,然窃自幸也。
〔6〕络绎不绝前往清使馆的日人,于是尽多此辈,所谓“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7〕。
说此语的石川英便为个中人,其与知恩院僧彻定、天德寺僧义应初来使馆,正是“各袖诗往谒”〔8〕,而以得和诗为荣。
这也使得黄遵宪在与日本汉诗文作者交往时,往往以文化导师自居,颇具优越感。
明治十年代,东京汉学界中,诗社文会活动还相当频繁,黄遵宪等人因此常被邀出席。
即使宴饮赏花,也是聚必有诗。
黄氏虽因公务繁忙,与使馆其他人相比更多节制,但仍少不了应酬。
现存黄遵宪《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便是1878年4月4日,元老院议官宫本小一在其巢鸭别墅长华园设宴,招待清朝正、副二使及参赞黄遵宪时所作,日方作陪者则有著名学者重野安学术界2000.1・学术探索〔1〕〔2〕〔3〕〔4〕〔5〕〔6〕〔7〕〔8〕义应:《芝山一笑跋》。
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
《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养浩堂诗集》,(东京)万世文库,1882年。
前揭清泽秀文及义应《芝山一笑跋》。
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
参见木下周南:《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278页;清泽秀《芝山一笑序》(《芝山一笑》)。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28页,谈话日期为1878年10月28日。
绎、中村正直及汉诗名家小野长愿等,各人均有诗作,使此席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筵〔1〕。
其时,日本汉诗文作者中又流行相互评点的风气,黄遵宪也经常受到此类邀约,其部分评语散见于各类汉文刊物及个人专集中。
对来自中国人士的意见,日本汉学者极为重视。
宫岛诚一郎刊印《养浩堂诗集》时,甚至将老师、同学、诸名家的“前后批评”一概抹去,“皆不录”,以其“格律不精,音节不谐”,而与中国文人学者的评点间有扌氐牾,保留集中的于是只有何如璋、黄遵宪、王韬等人的评鉴。
而黄氏自视甚高,虽也出赞语,却比他人矜持。
其评宫岛诗时,“不少假颜色,痛加校阅”,他人“或以为过刻”,宫岛反而心悦诚服,视黄为不可多得的“益友”〔2〕。
应邀为日人的汉文著作题字、撰序跋,更是出使者所应有事。
黄遵宪也不例外,国内难得一见的黄氏手迹,在日本倒往往影印行世。
在日期间,他曾为宫岛诚一郎作《养浩堂诗集序》,为生田精作《巡回日记序》,为青山延寿作《皇朝金鉴序》,为藤井忠猷作《春秋大义序》,为长荧作《中学习字本序》、为石川英作《日本文章轨范序》,为城井国纲作《明治名家诗选序》,为浅田惟常作《牛渚漫录序》《仙桃集序》与《先哲医话跋》,并曾应松本丰多之请,为已经谢世的安井衡(息轩)遗稿作《读书余适序》。
将在日本发表的初稿与家藏稿比较〔3〕,不难发观,黄遵宪对撰写序文颇用心,字句每有更改,以其可发抒政见、表现史识、关涉评价,故出言谨慎。
相比而言,黄遵宪的吟诗便不乏逢场作戏的成分。
即如《芝山一笑》所录的两首黄诗,其一为从未入集的《过答拜石川先生》,因系佚作,不妨抄出一读:望衡对宇比邻居,相见常亲迹转疏。
今日芒革奚初过语,半帘花影一床书。
诗语也足证二人相交,是石川多来而黄氏少往。
此诗乃随手写成,并非用心之作,故不存诗稿。
另一诗《石川先生以张星使之误为僧也,来告予曰:近者友人皆呼我为假佛印,愿作一诗以解嘲。
因戏成此篇,想阅之者,更当拍掌大笑也》,虽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1〕〔2〕〔3〕见钱仲联辑:《人境庐诗草》,《文献》,第7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及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笔谈稿,后者见陈后捷《杨守敬と宫岛诚一郎の笔谈录》(《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3月)。
因杨言及黄遵宪“诗文多粗而无法”,宫岛答以:“黄君仆之益友。
于两国交际之始,得此人,仆颇获大益,于其小疵不论也。
”参见《明治诗话》第282页及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三(东京:敬宇诗集刊行发行所,1926年)、小野长愿《湖山近稿续集》卷下(东京:游焉吟社刊本,1879年)。
中村诗题为《宫本雅契邀宴何、张二大人,而余亦与焉,诗以纪喜》,小野诗题为《宫本君长华园集,邂逅清国钦差何、张两星使及黄参赞,座间赋呈》,并附录张斯桂副使次韵一首。
经斟酌修改后,收入《人境庐诗草》,日后梁启超批点该诗,仍以为“笔太滑”,“此等诗只合与东人游戏应酬”〔1〕,视为不必留存的游戏笔墨。
日本文人中也未尝无知者,龟谷行作《芝山一笑引》,即以为此中“大率一时仓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
也正因此,《日本杂事诗》以外的黄遵宪在日诗稿起码经过两次删汰,1902年编定《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时,钞本中的6题22首诗又被摈除。
若除去晚年家居时补作的9题35首诗篇,黄氏本人以为值得流传世间的在日诗作(《日本杂事诗》除外,其并非私人化写作),不过只有12题19首〔2〕,这与他居日四年的生命旅程显然不相称。
之所以出现此等情况,固然与黄遵宪其时正致力于《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的写作有关,但同样不必讳言的是,黄氏在汉学领域的导师心态,也妨碍他平等地与日本友人切磋诗艺。
从与黄遵宪1879年在东京订交的王韬略带夸张的描述中,可以想见黄氏身处的文化氛围: 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
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
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
〔3〕文中连续使用“开国以来所未有”、“千载一时”这样形容度极高的词语,虽为旁观者言,却也透露了黄遵宪本人确实拥有的极大的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