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４６卷第６期，Ｎｏｖ．，２０１６，Ｖｏ１．４６，Ｎｏ．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历史研究】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　

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程世和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要：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　

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　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７０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　

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　

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关键词：武帝；建元；严助；刘安；对外战略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５２／ｊ．ｃｎｋｉ．ｘｄｘｂｓｋ．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２　

汉武帝即位，建年号为建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日：“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　

此。”［１］（Ｐ１５６）武帝建元，显示出其“即位而开发大志”ｌ２ｌ（　的雄心。　

正是在意欲建立历史新纪元的建元年间，武帝新朝对外政策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建元三年　

（前１３８），“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　还”＿】Ｊ（Ｈ弼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　

其义，大为发兴，遗两将军将兵诛闽越”［１］（啪　。作为武帝朝最初两次对外军事行动，即严助浮海救东　

瓯与武帝发兵伐闽越，透露出武帝意欲攘击四夷的精神动念，蕴含着武帝对外战争的一些重要理念。　

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武帝即位，“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　

言极谏之士”［１］（Ｐ１５５－１５６），拉开了建元改革的序幕。　

作为浮海救东瓯一事的主角，严助因“郡举贤良”并善对策而被“独擢”为中大夫：“郡举贤良，对策　

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　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１］（阱　《汉书》严助本传言浮海救东瓯一事发生在建元三年　

（前１３８）秋。可以断定，导致严助应运而出的“郡举贤良”缘于建元元年诏举天下贤良之士。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１　作者简介：程世和，男，安徽池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程世和：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严助所任“中大夫”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日：“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　

无员，多至数十人。”＿ｌ　Ｊ（　。”《后汉书・百官志二》日：“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命所　

使。”＿３　Ｊ（跚”　两相对读，可知中大夫一职在内执掌论议，在外奉节出使。在严助之前，高祖时陆贾、文帝　

时贾谊都曾任过与中大夫职任相类似的太中大夫一职，都在汉廷上有卓论宏议。遗憾的是，陆贾、贾谊　

在当时汉廷上都是身单影只，孤掌难鸣；而在严助之后，又有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进入汉廷，形　成了武帝左右的内廷集团。史言：“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武　

帝内廷文士与外廷公卿大夫，在论议天下大事时，以义理之辞相诘难，造成了武帝新朝论议之风的盛行。　

由此，汉廷之上腾发出一股风云之气，民族的思辨力也得以显著提高。　

在严助“独擢”为中大夫时，内廷文士集团尚未形成。内廷文士集团形成后，武帝“尤亲幸者，东方　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　

任用，而助最先进”ｌ】＿（　）。严助“最先进”的作用，在力主救东瓯一事上得到充分体现：“建元三年，闽　

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蚧。蚧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　

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蚧日：‘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　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ｌ＿　’面　

对东瓯告急，田蚧主张坐视不管，严助申言仗义相救。平心而论，田蚧的主张不无道理：东瓯远在东南一　隅，发兵救援徒费人力与财力，了无实利。但在严助看来，中国既为泱泱大国，理应担负起救助弱小、主　

持正义的责任与义务，不能以功利态度拒绝穷困小国的殷殷诉求。两相对比，严助彰显出塑造大汉正义　

形象的抱负。　汉的崛起，势必要有严助这样登高望远的旷迈之士为先导，势必要有一种巡查万国是非曲直并予以　正义裁决的精神气派。武帝前，汉初中国虽有“人以亿计，地方万里”…　“　的大国格局，但因汉初统治　

者要求“卑之，毋甚高论”＿１］（瞄　，一切以“毋动为大”［１］（陇　，缺少“国际”视野，终究只能算是徒有大国　

躯壳的政治、文化与军事小国。田蚧的主张，正是汉初“毋动为大”思维定势的延续。而严助的一番申　

言，则显现出武帝新朝意欲打造大汉正义形象的内在意志。　

少年天子心中原本就有着“子万国”的梦想，而严助的庄严陈词正与少年天子的内心相契合。武帝　

所言“太尉不足与计”，表明了武帝对“毋动为大”守旧立场的否弃与对“子万国”战略思维的赞赏。值　

得肯定的是，武帝在决意担当大国道义的同时，又保持了新兴大国应有的稳重与克制：“‘吾新即位，不　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１１（Ｐ２７７６）不以汉天子的名义大张旗鼓地遣将兴师，而是授权　

严助个人就近组织边郡兵力暗中行动。这样一种行动方案的选择，体现了武帝新即位不贸然妄动而务　

求大局稳定的政治成熟。稳中求进，进中求稳，武帝新朝开始了有步骤、有策略实现大中国化的进程。　没有虎符赫然在身，而是暗揣使命潜行，严助正可显示其仗剑直前的英雄孤胆，“会稽守欲距法，不　

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面对会稽太守对自己身份的怀疑，严助没　

有畏难而退，而是果敢行事。倘若没有超强的精神勇力，势难有如此强悍的行为表现。既能挺立汉廷慷　慨陈词，又能坐镇边郡发号施令，严助透现出一种雄迈之气。这种由京师出发而仗剑走四方的雄迈之　

气，在汉初７Ｏ年间绝少见到。　严助率军“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１　Ｊ（　’，兵未至而事已解，表明了汉王朝已然有了救助　

弱小、主持正义的军事、政治实力与精神。三年后，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廷再次表现出救助弱小、主持　正义的大汉之心：“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　

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嘲　与东瓯独立王国相比，南越与汉早在高祖时就形成了藩属国与宗主　

国的关系。故此，面对南越告急，武帝即刻派出王恢、韩安国举兵征伐闽越。　前次浮海救东瓯，动用的是邻近的边郡武装；而此次发兵伐闽越，

动用的是远离作战区域的中央军　・１６・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事力量。而由“救”到“诛”，武帝新朝的战略又进了一层：前者仅以击退敌军为目标，后者则以倾覆敌国　

为目标。建元时期的中国开始显示出敢于远程作战的信心与决心，显示出决意摧灭蛮国的精神正义。　

这不惟是汉兴７０年来日益增长的物质实力反映，也是汉兴７Ｏ年来日益增长的精神实力反映。　

汉武帝决意征伐闽越，决意向世界彰显大汉扶义征伐的能力与魄力，这势必会提高民族的自信心与　

自豪感。但这样的劳师伐远，也必定会引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　

淮南王刘安上《谏伐南越书》中，将汉初“毋动为大”的思想观念再次表达出来：“陛下临天下，布德　

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　

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自汉初定已来七　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人其地也。”…　””大汉中国文明昌盛，到处洋溢　

着“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的和平幸福。反观吴越之地，则好以相互攻击为能事，与业已享有７２　

年安宁生活的礼义中国迥然有别。不见刀光剑影的和平大局来之不易，没有暴政压迫的自由生活弥足　

珍贵。故此，为政以德者当以继续安顿民生、维护和平大局为要，倘若兴兵伐越，就会重启战争祸端，有　

可能毁坏来之不易的久安之局。刘安此番言论，与此前田蚧“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　

烦中国往救也”的言论相类似。　汉兴７２年的和平富足，纵向上与春秋以下“百王之弊”…　’的苦难中国相区别，横向上与穷困战　乱的周边蛮夷相区别。置身于“天下惟宁”［　］　“海内殷富”＿１］（Ｈ。　的中国，刘安表达出不忍破碎当下　

幸福生活的殷殷诉求：“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　

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　国而劳蛮夷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１＿（　这里强调的是“戴白之老不见　

兵革”和平生活的弥足珍贵，是对战端一开而当下幸福一去不返的深深忧惧，是切勿因蛮夷穷僻之地而　

坏败中国膏腴乐土的良苦劝谏。　

建元时期的汉朝与今日中国一样面临着是否进行对外战略调整的历史抉择：是继续养光韬晦，注重　

内部发展，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还是转向积极作为，注重外向发展，对外部挑战敢于强力回应。在刘安看　

来，中国尽管获得了空前的和平富足，但内部还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　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１　’中国内部并非到处繁荣昌盛，不少地方天灾　

频仍，百姓衣食不继，甚至不免于死亡。这就需要为政以德者继续体恤民生疾苦，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为要务。一旦战端开启，不惟已有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平添更严重的人道灾难：“前时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蚣卒水居击榷，未　

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　

老至今以为记。”“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　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　

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１＿（脚　Ｉ２　这段文字充满了忧念民生、确保百姓家庭完整与天伦幸福的儒学　

大义。其中“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洋溢出仁者爱人的人性光辉。由此看来，　

从忧念民生疾苦的儒学立场出发，可以有充分理由对武帝劳师伐远的战略转变提出责难。对于意欲以　

儒学为正统的武帝来说，这种根源于儒学大义的责难，是一种不易辩驳的挑战。　

刘安在谏文中并非一味反对武帝介入南越诸国冲突的战略，而是有破有立，智慧地提出了以政治与　

外交努力取代军事手段的策略：“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　

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今以兵入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