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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2019年文档资料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2020YEAR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任何历史哲学都具有自身的历史界限，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能自觉到这一点，而且，某些历史哲学为了强调历史的一般性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自身的历史界限，以致成为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是如此。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的主体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由于不了解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而并未能真正明确其历史界限。
只有马克思历史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史上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即通过把历史哲学还给“历史”本身，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
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超历史”论证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并且是以“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种理论形态问世的。
所谓“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是从某种抽象范畴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先验、抽象的描绘、设计、理解和说明，即遵循历史之外的尺度来编纂和理解历史的哲学理论。
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之所以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主要在于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向人们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客观要求，又向人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经验材料与宏大视野。
而传统西方历史哲学之所以沿着“超历史”的思维路向发展，除了古希腊哲学的“超历史”思维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洞察资本逻辑的历史暂时性而局限于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对历史作了“超历史”的论证。
因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实质上提供了一种维护资本逻辑的历史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柯，从反对笛卡尔学派的历史怀疑主义出发，首先创立了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
1．现代西方文论的时间和空间界定。
时间上，界定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思想。
空间上，西方文论的“西方”主要指欧、美等地，除了地域含义外，还包括历史文化因素，因此，西方文论也包括俄罗斯的文论。
2．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涵。
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即是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他哲学问题。
科学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即是把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根源归结为数理科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它的思想基础是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3．现代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人本主义文论和科学主义文论的内涵。
4．人本主义文论具体有哪些？①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庞德②表现主义文论。
克罗齐③精神分析学文论。
弗洛伊德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
萨特、海德格尔⑤解释学和接受理论。
姚斯5．科学主义文论具体有哪些？①形式主义文论、布拉格学派。
②语义学和新批评理论。
③结构主义文论、符号学、叙事学。
6．现代西方文论的两次转移是什么a.从作家到作品文本19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把研究重点放在作家身上。
20世纪初文论，仍以作家为研究重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的崛起，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即从以作家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作品研究为主。
b.从作品文本到读者接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时，也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
六七十年代，接受理论和解释学兴起，文论研究的重点从作品文本转到读者接受上来。
7．现代西方文论的两个转向是什么a.非理性转向非理性转向主要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
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和文论中，非理性主义逐渐突出，超越了理性主义。
从理性到非理性，这就是“非理性转向”。
b.语言论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启迪，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向语言论轴心。
. 欢迎同学们西方文论西方文论西方文论序言所谓西方文论,指的是流行于以欧洲为主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它是对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身及其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思考的结晶。
西方文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于公元前４世纪成书并得以广泛流传以后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文论）在西方一直被称为“诗学”。
一、西方文论的源头西方文论的直接源头是古希腊文论，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
古希腊形成了以天人相分追求知识的科学型文化和向外求真的科学型美学；整个古希腊在文学本质上就是以模仿说为基调。
中国天人合一的伦理型文化造就了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因而中国传统文论主张的是“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
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心之官则思……此天之所与我者”《周易》“与天地合德”；董仲舒“天人感应”；[宋]张载、朱熹西方文论发源于古代希腊文论,因而,古希腊的古典主义文论就成了西方文论的重要根基和范式。
古罗马的古典主义是对古希腊古典主义的定型化，因而，一般都把二者称为古代古典主义。
19世纪以前，西方文论以古典主义为主导倾向。
其表现是：一方面，后世的古典主义是在新的时代的变种；另一方面，古希腊的理论在新的时期变换了一下说法。
西方文论的源头西方文论的源头除古希腊外，还应了解的是１、中世纪文论：它受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影响，形成了神秘主义文论，追求形而上的思辨，探讨终极关怀问题，把真善美结合起来。
２、康德，他在西方哲学、美学、文论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许多理论主张都打上了康德的印记。
二、西方文论的分界１、古典和现代的分界西方文论的发展，以１９世纪为大的分界，１９世纪以前为古典主义，１９世纪中叶以后为现代主义２、现代和后现代的分界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整个欧洲、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文学进入到了“后现代”时期。
（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潮流。
认识论转向名词解释认识论的转向等于是把哲学家观察世界的方法，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转向了近代的“认识论”。
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
认识论转向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们追求事物的本质，并以其本质建构各自的思想体系。
但是，一切本质都来自于哲学家的“所思”，于其说世界的“本质”，不如说是自我的“思”的本质，因此，在探讨世界本质之前，我们仍要批判这个“思”本身，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把握世界的本质。
早期哲学研究大都把精力集中在世界起源和万物本性上，试图搞清楚构成万物元素、宇宙发展动力、世界因何存在，以及究竟有没有至善等等，也就是说，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核心在于因何而存在，以及依何形式而存在。
古代所谓水火和原子及虚空等元素本体论，都是基于猜测的独断论，用宗教话讲，所谓哲学本体论，就是论证上帝存在的理论，神学可以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必不可少，只是借用哲学来讲义理和阐述教义。
最终是培根和笛卡尔把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把哲学从天堂转向人间，使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彰显。
认识论提出要解决本体问题，证明本体世界的合法性，就必须对人的认识先行进行反观自省，在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有一种关于认识的理论，并由这种认识理论来为关于世界的理论提供保证和合法性根据。
而正是这一点，使得近代哲学把哲学的反思层面推进了一种古代哲学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在哲学史第一次昭示了这一崭新的立场：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是无效的。
培根将哲学的对象从上帝存在转向到了人类理智，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用怀疑来审视一切的存在与感官，认为思维最可靠，至此，哲学开始了认识论转向，不再关心世界因何存在等宗教性问题，而是把重点集中在理性究竟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知识起源于何处，以及如何改进认识能力等等科学性问题。
绪论么么哒一、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哲学至少于以下四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即对作为体系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从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看，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可谓是这一转型的过渡期，而从20世纪初至今可谓是其完成期。
过渡期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前者采取了马赫主义等形态，后者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实用主义（特别是詹姆士）兼有上述两种倾向。
此外，还有一些既较多地保留又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主要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实在主义。
完成期可分为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哲学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
上半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出现和盛行。
它们标志着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已由近代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思维方式。
20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主义的公开驳斥标志着分析哲学运动的正式形成。
现象学运动肇始于胡塞尔，广义地说，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的存在主义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对早期的形而上学不彻底性及实用主义倾向作了进一步的改造，更为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宗教哲学和神学方面兴起了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正统主义神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分析哲学在英语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哲学思潮，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成了其主流；蒯因等人的新实用主义既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接受了分析哲学等新起的其他哲学流派的某些因素；科学哲学中出现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流派；“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除原有的流派之外，又出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解释学、以及多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综述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关于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综述西方哲学中有两大特点即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
尽管西方哲学中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是理性主义者，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理性主义却是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历史中，理性主义非常重要的三个时期即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时期。
一、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同时也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
作为最初的哲学形态，古希腊哲学开启了一个时代即通过对自然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来解释世界。
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是万物的本源问题。
因此古希腊哲学也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和建构理性主义。
泰勒斯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的第一人，他第一次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这是泰勒斯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
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主义的第一面旗帜，哲学从此抛弃了希腊远古时期关于天地生成的那些非理性的信仰与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泰勒斯的始基虽然没有突破感性的限制，但是他却将感性具体事物看成是万物的起源，并将其上升到普遍的理性高度。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
苏格拉底在同智者学派争论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于自然奥秘的理性思辨，进而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
这种根本性的转向指的是理性思维范围的扩大，将人类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从而使得西方开始了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规制的漫长过程。
在此之前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这样的规制并不存在。
”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寻求善的一般定义，希望揭露出善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并不是感性所可感知的表象，而是一类事物的共相，，而这种共相只有理性可以把握，从而苏格拉底将哲学引向了理性的道路。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论的大厦。
柏拉图的理念进一步确立了理性的重要作用。
论西方哲学的转向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颂杰 哲学转向是当前哲学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在学术期刊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现当代哲学转向的各种提法:“语言转向”,“生存论转向”,“存在论转向”,“本体论转向”,“价值论转向”,“认识论转向”,“伦理转向”,“技术转向”,“语用学转向”,“解释学转向”等等。这个问题涉及现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涉及哲学的发展走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哲学转向问题涉及对整个西方哲学演进的理解,离开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所谓哲学转向就无从谈起。本文并非对各种转向论的评说,而致力于在西方哲学演进中澄清哲学转向的含义和意义。
谈论哲学的转向必定涉及前后相继的哲学之间的比较,也必须确定实现哲学转向的标志。当我们断定某个哲学家或某种哲学实现了哲学转向时,我们必须认定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或某些完整系统、成熟定型而影响深远的哲学学说和路线;而他又确立了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和思路。实现转向的哲学与以前的那种或那些既成的哲学之间必定存在着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分歧,诸如研究对象的不同或研究对象的重点的不同;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立场观点的不同,解释模式的不同;等等。上述各种哲学转向说中,有的是以突出研究领域或论题为标志的,有的是以研究思路、思维方式为标志的。哲学转向的标志和视角似乎是多元的,但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对哲学转向理解和看法上的诸多分歧。那么,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或以哪一个视角来评判或衡量哲学是否实现了转向呢?笔者以为,评判哲学转向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归根到底要看哲学家们在本体论—知识论问题上的态度、思路和观点及其论证。仅凭哲学家之间研究领域、论题和具体观点的不同,还不能判定是否实现了哲学转向。
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苏格拉底将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和社会。色诺芬在那时就指出了苏格拉底与其他希腊哲学家在研究论题上的不同。他说,苏格拉底“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论辩事物的本性,推想智者们所称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天上所有的物体是通过什么必然规律而形成的。”苏格拉底“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敬虔的,什么事是不敬虔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①后来,罗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更明确地把苏格拉底与早期希腊哲学家在研究旨趣上的区别概括为“天上”与“人间”之别。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他早年曾学习研究过自然哲学,后来对自然知识不感兴趣了,转而研究人,尽管他还是尊重自然知识的。②因此,学术界常把苏格拉底看作西方哲学的转折性人物。这里的转折是以某一研究领域或论题的凸显为标志的。那么,苏格拉底哲学是否构成了哲学的转向?
前苏格拉底的西方哲学即早期希腊哲学,致力于求宇宙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即求万物生成变化的始源、起点。学术界一般称他们的哲学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德性教育,把完善人性、人的灵魂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达此目标他着力于求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定义。他的研究论题、旨趣与早期“自然哲学家”确实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可将此不同理解为早期希腊哲学家撇开人和社会,因为在他们对本原的探求中,在他们的“宇宙”、“自然”、“本原”的概念中包含着而不是排除了人和社会。他们也提出了许多政治、伦理和社会学说,探讨过人的起源和社会的起源问题。只是在他们那里,人和社会的问题是被包含在自然(宇宙、世界)问题之中的,并没有把伦理观、政治观等等与自然观明确区分开来。因此,苏格拉底与他们之间的不同,首先在于他把人和社会从自然世界之中区分开来,突出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的重要性,引导人们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但苏氏之后西方哲学并未因此而就聚焦于人和社会。因此,单凭苏格拉底与以往哲学家在研究论题和旨趣方面的某些不同就断言他实现了哲学转向,其理由是并不充分的,或者说,这样断定的哲学转向,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其实,苏格拉底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不同还在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对问题的解释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在求万物之本原时大都凭借直观或猜测。他们的探求涉及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多与一)、动变性与永恒性(动与静),也涉及人的感觉与理智(理性)等等,但均未成型、定型,尚未形成明确的思路和成熟的思维方式。西方哲学思路和思维方式的成型、定型当以本体论的确立为标志。西方哲学从本原论到本体论是在同一方向上前进深化,而不能说是转向。柏拉图的理念论无疑是西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而理念就是从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发展而来的。苏格拉底把哲学奠基于理性实即人性之上,他要求超越具体的、特殊的事例,寻求普遍的、必然的知识。从苏格拉底起,西方哲学才明确地把对终极存在、实在、实体的追求看作是对超感知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的知识的追求;而且把理性看作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路径。而在此之前,并未形成与此相反的哲学方向、思路,那个时期的哲学还处在摇篮之中。因此,苏氏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与其说转折性或转向性, 不如说是导向性和奠基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开创了重理性、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哲学思路和思维方式。
二 通常认为笛卡儿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也是哲学史上的转折性人物。如果说古代哲学家致力于求存在论的原理,即求存在的终极原因、终极实体的话,那么笛卡儿的哲学所探讨的首先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根本原理,即为科学为知识的确定性寻求可靠的根据、基础,成为人类知识这棵大树的根。为此,他将数学方法普遍化,制定新的方法论规则。又以普遍怀疑清理知识的基础,并由此确立“我思”哲学,以我思为第一原则,以上帝为最高实体、终极原因。
那么,笛卡儿在哲学上的转折、转向究竟何在?他的唯理论、实体论有新意。唯理论的新意表现为:一,这是一种数学—几何学的理性主义;二,将理性从肉体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笛卡儿的实体论的新意表现在把思与在、意识与物质明确地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确立心物二元论。但唯理论和实体论只有与我思论连结起来,才能谈得上哲学转向。笛卡儿的“我思”理论把“思”和“在”与“我”结合在一起,“我思”和“我在”概念的出现,表明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凸显,标志着主体主义的兴起,在哲学上这是重大的创新。在此之前,哲学家们总是想从“我”之外去追寻最根本的存在,未曾想到从自我之中或从自我出发去解决存在和知识问题。笛卡儿则把我思、自我意识、主体性作为哲学的起点、基础,由此去解决认识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为认识论而且也为本体论的解决开辟了新思路。虽然笛卡儿仍把上帝看作最高实体、终极原因,但这个上帝是从“我思”推论出来的。因此,“我思”理论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思路,可以说是哲学的转向、转折。
笛卡儿的“我思”哲学使本体论上思维与存在的划分明朗化,使认识论上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明确起来,主体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变和拓宽了近代哲学家们的思路,他们试图由此去解决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据和基础,解决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但是,他们所谓的“自我”或“主体”都是个体心理意义上的,缺乏普遍性必然性,因而也缺乏确定性。唯理论派简单地诉诸天赋的观念或能力,经验论派则干脆牺牲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而且把终极存在消融于知觉流之中,他们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陷入了矛盾和困境之中。笛卡儿所开创的哲学转向直到康德才得以完成。
康德对自我和主体性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发挥,他力图除去主体或自我的个体心理成分,代之以先验性,把主体性引向先验主义。在他看来,人的认识并非始于一块“白板”,即使感性认识也决非单纯接受对象,决非完全被动,认识的主体、意识具有独立于经验的先天的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些先天形式,经验才成为认识的对象,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所以认识的主体、意识是先验的主体、先验的意识,它比近代哲学的心理主体、心理自我更具独立性、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独立性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认识形式独立于任何经验,不依个体为转移,不受任何个体影响,是永恒的又是普遍的必然的;能动性指主体的任何一种认识能力、功能或阶段都不是单纯的被给予、接受,即使感性,也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因为感性也有先天认识形式;创造性指主体构造知识、构造认识对象。近代哲学家也都重视主体、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尽管程度不一,但都未达到康德所说的高度,他们主要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抽象,从公理、公设、真观念、天赋观念出发进行推理,等等,在这里认识的对象(客体)是先在的、既定的,与主体是截然分明的。康德改变了这种认识模式,在他看来,认识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认识(知识)都是先验主体、先验意识能动创造的结果。因此,康德的哲学转向首先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变革”,即从认识的主体“投合”对象 (客体)转变为对象“投合”认识的主体。①可见,所谓“认识论转向”并非只是研究论题的转移,或研究重心、中心、核心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路、方向上的转变。
康德的哲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本体论上进行的变革,即将传统本体论从认知转向实践,从思转向行。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在本体论上都持实体主义的观点,即将宇宙万物之终极存在归之于精神或物质实体,而且通过不断求知的途径、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达到最高实体。但是,康德看来,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既定的现成的实体。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或心灵(灵魂)、宇宙、上帝是由于理性总要追求绝对的统一这种自然倾向(本性)所产生的主观的思维之物,是先验的理念,而不是经验的实在的对象,是先验的幻相,而不是知识的对象,不属于人类认识范围,传统本体论所追求的最高实体、最终原因、终极存在都与这三个理念相关,因此,康德把传统本体论问题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从人类知识领域排除了出去。但康德并不把本体论简单地一笔勾销,因为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源自人类理性追求绝对统一这种本性或自然倾向,虽然不能在思辨理性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