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 本体论的转向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20世纪哲学家，他的思想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转向作用。

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和他提出的存在本体论理论，颇受关注。

本文将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

他认为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到现代都陷入了一种“遗忘存在”的状态，追求普遍规律和理论体系，忽视了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真实性。

传统哲学将存在看作一种客观存在，以“对象化”方式来解释。

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路，强调存在的主观性和主体性，将存在看作一种“存在方式”或“存在意义”。

他主张人应该回归到存在本身，重新理解人的存在和存在意义，用本体论的方式来思考存在的问题。

海德格尔对存在本体论的理论贡献也是他对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重要影响。

海德格尔将存在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他认为存在是由时间、空间和人的自我投射构成的。

他主张存在不是一种客观性存在，而是通过人的主观意识来实现的。

海德格尔以他的存在本体论理论拓宽了现代哲学的研究范畴，引导了后来哲学家对存在的探讨。

海德格尔的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德格尔的批判让人们更加关注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问题。

他反对纯粹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意识的重要性。

这种批判倒逼着现代西方哲学家重新思考传统哲学观念，修正并创新哲学研究方法。

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本体论理论拓宽了现代哲学的研究领域。

他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普遍的规律和理论，还注重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这种研究方法推动了现代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研究，并促使他们对传统哲学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和修正。

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发展而来，源远流长。

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向。

西方哲学史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连续性地思考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的结果。

不管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如何引申出迥然各异的结论，他们思考的对象却是共同的。

这一对象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人面对的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作为个人反思对象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沟通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媒介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以及蕴涵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语用和逻辑问题。

1，第一次转向学术界普遍认为，苏格拉底将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和社会。

色诺芬在那时就指出了苏格拉底与其他希腊哲学家在研究论题上的不同。

他说，苏格拉底“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论辩事物的本性，推想智者们所称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天上所有的物体是通过什么必然规律而形成的。

”苏格拉底“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虔诚的，什么事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后来，罗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更明确地把苏格拉底与早期希腊哲学家在研究旨趣上的区别概括为“天上”与“人间”之别。

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他早年曾学习研究过自然哲学，后来对自然知识不感兴趣了，转而研究人，尽管他还是尊重自然知识的。

因此，学术界常把苏格拉底看作西方哲学的转折性人物。

2，第二次转向通常认为笛卡儿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也是哲学史上的转折性人物。

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换言之，从笛卡尔开始自我觉醒，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

这里道理是十分简单的，既然哲学乃是思维，而思维发自自我，那么在自我本身被澄清之前，哲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难道能获得其确定性吗？如果说古代哲学家致力于求存在论的原理，即求存在的终极原因、终极实体的话，那么笛卡儿的哲学所探讨的首先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根本原理，即为科学为知识的确定性寻求可靠的根据、基础，成为人类知识这棵大树的根。

张志伟：希腊哲学之本体论的转向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以毕达哥拉斯（Puthagoras，盛年约在公元前532年）为创始人，集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团体。

他们擅长数学，勾股定理至今被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可能正是因为对数学的研究，使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理由是万物中普遍存在着数学结构，例如比例关系规定着事物的存在，也是天体运行的规律。

显然，“数”尽管还不是思想概念，仍然具有感性的特征，但是与水、火、土、气相比，毕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抽象性。

通常我们将其看做是从早期自然哲学到巴门尼德存在论的中间环节。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是同时代的人，两者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拉克利特强调运动和变化，巴门尼德强调静止不动；赫拉克利特主张万物是多，巴门尼德则主张存在是一。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个人，一个代表着始终处在生灭变化之中，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一个代表着不动不变始终如一的“本质”（存在），两者就好像哲学的一对孪生兄弟，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他们的思想后来都汇集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中。

壹巴门尼德（Parmenide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公元前501），生活在南意大利的爱利亚城邦，他是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

在他的哲理长诗一开篇，巴门尼德就借女神之口为众人指点迷津，希望把人们从黑暗带到光明之中。

我们的认识面对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真理之路”，一条是“意见之路”。

“真理之路”以“存在”为对象，“意见之路”则以“非存在”为对象。

“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自然事物。

在巴门尼德看来，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和述说的，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

因此，知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存在之路。

在希腊人那里，知识与意见有着严格的区别：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意见则是因人而异的。

巴门尼德把以往的自然哲学都看做是“意见之路”，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哲学走上“真理之路”。

哲学家们要追问的总是最根本的东西，亦即第一性的东西。

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
（一）希腊时代：人学转向
以智者派、尤其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为代表，希腊哲学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

（二）中世纪：神学转向
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

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和文本四层意义等）、“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等。

（三）17世纪：认识论转向
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去寻求解释。

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

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论转向
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如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
“新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

（五）20世纪后期：文化论转向
它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

这些流派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

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型及未来发展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一次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

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严格地说应是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这我们在文章的后面论述。

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把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看作西方哲学发展的异端而加以略去的，将近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反叛和对古希腊哲学的承继而加以接上的。

因为，西方历史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社会制度及人种结构。

中国虽然也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种结构，而常常是被中国所同化。

在这一点上特殊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因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古巴比仑、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国，其文明并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过中断或根本改变－－创造中国文明的依然是华夏人的后裔，不过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许要成为例外。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古希腊文明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但由于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一时期的哲学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为主，而不是认识论哲学。

罗马虽然也是希腊文明的承继者，但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改变，古希腊人热衷于理性思考，罗马人则只重实用技术。

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被宗教信仰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虽然完全忽略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将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反叛和对古希腊文化和社会的承继却是非常恰当的。

关于所谓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语言哲学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并未起到统括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的作用，并且这一哲学流派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历史主义。

西方本体哲学的发展历程一、古希腊时期的本体哲学探索古希腊时期是西方哲学的起源，也是本体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人提出了物质本体论，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物质。

而柏拉图则提出了理念本体论，认为理念是真实世界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提出了形式本体论，认为事物的本质在于其所具备的形式。

二、中世纪的本体哲学思考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使得本体哲学的研究转向了神学领域。

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神学本体论，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本质。

而阿奎那则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展了神学哲学，将上帝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相统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本体哲学复兴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和存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笛卡尔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存在主义观点，将人类的本质归结为思维。

休谟则对笛卡尔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认为人类本体的认识是基于经验的。

四、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思考在现代哲学中，本体哲学的思考依然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康德提出了先验判断和经验判断的区分，强调了人类认识的限制和本体的无法知觉性。

尼采则推崇生命的本体，认为人类应该追求自身的力量和存在的意义。

五、20世纪的本体哲学转向在20世纪，本体哲学的研究转向了语言学和存在主义的领域。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存在的基础。

海德格尔则提出了存在本体论，认为存在是人类的根本特征。

六、当代本体哲学的发展在当代，本体哲学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本体哲学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读和扩展。

本体哲学的研究也与科学、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入的交叉和互动。

西方本体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探索，经历了中世纪的神学思考、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现代哲学的思辨和20世纪的转向，最终形成了多元化的当代本体哲学研究。

本体哲学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人类对世界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思考，也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

论西方哲学从知识论的本体论向意义本体论的转型
谢永鑫
【期刊名称】《江汉学术》
【年(卷),期】2012(000)002
【摘要】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

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划分不同哲学形态的标准,可以把西方哲学的三个阶段划分为知识论的本体论与意义本体论两种形态。

古代和近代本体论是知识论的本体论,现代西方哲学则主要是意义本体论。

从哲学形态的视域看,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转型是从知识论的本体论向意义本体论的转型。

【总页数】5页(P57-61)
【作者】谢永鑫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16
【相关文献】
1.从实体本体论到主体本体论——谈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思维的嬗变 [J], 贾剑锋;;
2.知识论居先与本体论居先--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的两种见解[J], 张耀南
3.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 [J], 张春平;王风晨
4.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历史演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发展 [J], 李勇
5.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J], 麻天祥;詹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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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到“伦理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本真转向摘要：生存实践性的主题意识在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上占有自身的“席位”。

要真正理解“后形而上学”的深层根据，必须置越于纯粹理论话语的圈子，从“实体思维”转向“实践伦理思维”的界面，看到后形而上学的理论命运与人生存命运之间的内在生存的隐喻关涉，而非单一的在某一限定的维度里进行单一形式的逻辑思辨或置界、越界，这才是后形而上学生存的旨趣，同时也是伦理学维度在其“晦蔽”“去蔽”后的“敞亮”。

关键词：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论；伦理学；在者；他者形而上学包含二重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实践伦理维度”。

“本体论维度”彰显知识本位的理性思想，凸显对自然科学的追慕与崇拜；“实践伦理维度”倚重于生存智慧的超越性，注重个体的生存现实与思想本身的经验。

理性若不上升到实践智慧的品质，它就是一种低级的理性；实践生存智慧若得不到理性的锤炼与升华，它即是无根的，一种无根的生存经验是担当不起建立形而上学历史的重负的。

所以这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本性可以归附到人的本性上来，即为人的理性崇拜（求知）和超越性的追求（成道）。

而这两个维度的内在关联及其张力，既彰显出形而上学的生命力之“在”，也勾画出人之本性深处的超越本性的超越之“在”。

但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中，其自身的“生存实践的伦理维度”却是晦蔽于“本体论维度”，结果“本体论维度”却是大行其道。

不过作为“后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也并非在消极中以至于自行陨灭，而是在生存的义理中不断地冲击着、颠破指引着“本体论维度”。

一沉沦是“思”的沉沦，无“思”即构成形而上学逝亡之“筌象”。

从柏拉图哲学以来，“思”就赋予哲学本身一种内在的特质，无论是后来“思”（无蔽）之开启还是”思”之隐失，“思”昭示了哲学的在场性。

此种“思”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思”，从“思之物”进达所谓的“本质世界”，用柏拉图的言辞指谓为“理念世界”。

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指向“思”本身之“思”，个体被悬置），或是康德的“先验自我统觉”（“思”在这里替换为先验的自我意识统一性），或是费希特的“自我”（“思”指向“绝对我思”），还是后来的胡塞尔的“先验我思—思—思之物”（思归于先验结构）都在围绕“思”来做哲学。

论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科学方法论的演变17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对一切权威——无论是古代的权威还是中世纪的权威——都充满了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

17世纪的时代特征就是怀疑精神和经验方法，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

正式标志近代哲学的诞生亦即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型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开始的。

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才把重心转移到认识论问题上。

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因此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主要兴趣就表现为对认识的来源、过程及其真理性等问题的探讨。

最终竟形成了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尖锐对立，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其初衷都是试图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试图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科学研究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

科学方法论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等。

广义的则指所有正确的方法论，即科学的方法论。

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如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高度发展。

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它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的研究方向、探索各部门的新生长点、提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和形式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正确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

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形态，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有4种形态：自然哲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和理论方法论。

笛卡尔认为，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