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下中国_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11期新区域主义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分析陈雯卢超铭摘要：本文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传统收益理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行分析。通过建立CAFTA，中国和东盟除了获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传统经济收益之外，还能获得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发信号、提供“保险”、增强讨价还价能力、建立协调机制以及改善国家安全等非传统收益。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非传统收益

一、引言按照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达成区域贸易协议的主要目的旨在削减或消除区域内成员之间阻碍商品自由流动的障碍，通过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改善各成员的总福利。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却出现了一些并不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新内容，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因此，人们开始从传统经济收益以外的角度来探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因，这些研究非传统收益的理论，又被称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在这些研究中，Fernandez和Portes（1998）认为，某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是因为它不仅能带来贸易创造、贸易条件改善、规模经济、竞争加剧以及刺激国内外投资等传统经济收益，在某些条件下还能够带来提供“保险”、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发信号、增强讨价还价能力以及建立协调机制等一系列非传统收益；Schiff和Winters（1998）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传统收益还包括改善成员的安全，这些构成了区域贸易协定非传统收益的基本内容。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相比，非传统收益理论提出了更符合现实的假定和描述，它弥补了前者忽视制度因素的缺陷，并为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范式。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谈判进程。双方的《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分别于2005年7

月和2007年7月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除了倡导贸易自由化之外，还存在着经济收益之外的因素。因此，笔者将从新区域主义的非传统收益视角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展开分析。

二、为成员提供“保险”

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小国会对大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即小国对大国做出单方面支付（side-payments）。对此，Perroni和Whalley（1994）认为，对小国来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进入大国市场的保证，他将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称为保险安排（insurancearrangement）。小国的议价能力较弱，其获得稳定进入大国市场的条件是做出额外支付。而大国与小国在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后，

同时也失去了向小国实施报复的能力，额外支付便是对这一情况的补偿。这种安排可以防止大国对小国强加其他的贸易壁垒，也避免了整体性贸易战爆发的危险。

中国与东盟在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是以对等的主体存在的，严格来说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小国与大国的形式，所以东盟成员在贸易协定中并没有显著的让步，即单方面支付。因此，CAFTA的建立所带来的“保险”效应更为显著地体现为“双向保险”，即能同时提高东盟和中国的经济风险抵抗能力。

东盟各成员的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参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对策和措施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04CJY020。

陈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361005电子信箱：wendych@xmu.edu.cn；卢超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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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日本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造成欧美、日本经济即使出现轻微动荡，都会对东盟的出口贸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2001年3月起，美国经济陷入衰退，“9·11”事件更是让其国内经济雪上加霜，这些使得较为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国家经济还没从金融危机的深渊浮出便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深渊。另一方面，随着欧盟的东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东盟国家出口的压力增大，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东盟急需寻找一个欧美、日本之外的可靠的合作伙伴，开发新的市场领域。

反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0世纪的20多年间，经济一直保持着9%以上的增长速度，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仍然一支独秀，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2007年中国经济仍然取得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东盟通过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为东盟各国提供另一个稳定且广阔的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从而减少对欧、美、日本市场的过度依赖。

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CAFTA为东盟国家自由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保障。例如，菲律宾的电子出口长期依赖美国市场，随着美国对菲律宾电子产品进口的减少，菲律宾转而与中国发展这方面的贸易，

如今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

对于中国而言，一直以来中国经济也对欧、美、日市场高度依赖，40%以上的中国产品直接出口到欧、美、日国家。东盟是一个拥有10个国家、人口近5亿的地区，市场潜力较大。建立CAFTA同样有利于减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从70.5亿美元增长到2025.1亿美元,年均增幅为21.8%。2007年，东盟首次超过香港地区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与此同时，东盟还是我国几个西部地区如广西、云南等的重要出口市场，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有利于我国西部地区企业的成长，有助于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此外，CAFTA的建立还将有助于东盟国家提高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东盟10国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基础薄弱，风险抵抗能力低，加上各国经济结构趋同，相互关联程度大，在危机爆发时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让各国意识到单靠各自的力量，是很难防范和抵御日趋加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增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整体能力。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积极应对，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国家早日走出危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展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经济实力。在建立CAFTA后，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中国势必加强同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从而提高区域内整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保持成员内部政策的连贯性当政府在期初为以后制定的政策与当期为本期制定的政策不同时，称为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当政府能够选择政策时，常常由于受一些因素的诱导而存在改变已制定政策的倾向（Kydlandand

Prescott，1977）。这些诱导既可能是因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产生，也可能是由于政治家的利己动机而产生，

但更多的是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发展而实行的相机抉择政策。这种时间不一致性将削弱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如果国内外的私人部门无法从经常变动的政策中看到足够的可预见性和政府的经济理性，则必然导致投资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

一个国家加入区域性贸易协定之后，往往能够提供一种比较有效的约束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的机制，以提高政府政策的连贯性和可信性。具体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通过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两方面对政府的政策行为进行约束：首先是惩罚机制，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一般必须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轻易改变政策而违反规则的国家会因此受到其他成员的报复与惩罚而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个国家已制定政策的稳定性；其次是激励机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国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保持政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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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以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相对透明且稳定的政策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对中国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锁定（lock-in）国内的改革进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存在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而通过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将改革行为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制定明确的约束条件、任务目标和时间期限，将改革举措从原先的一国内部行为外化为与其他同盟国家的“权利-义务”机制，我国政府可以锁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有助于帮助和促进东盟成员的国内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盟的一些国家已经自主实施了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监管的政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自由化改革一度停顿下来或放慢了步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这些国家以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形式来抵消国内反对改革的压力，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锁定国内改革（陈勇，2006）。在2003年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中，就有多处体现了对改革的要求。例如，在第一条目标条款中，就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在第二条措施条款中，又要求各缔约方应“建立开放和竞争的投资机制，便利和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投资”以及“建立有效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安排”等。这些条款凭借相应的激励、惩罚机制保证其实施效力，要求各成员必须不断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框架协议》还在许多方面直接使用了GATT和WTO的相关条款，这就要求各成员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才能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中，客观上强化了国内改革的必要性。

在东盟各成员中，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开放比较迟，在贸易保护下获益的人还比较多，这些人的利益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会受到损失，因此他们会形成利益集团反对自由贸易，给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带来很大的阻力（白当伟、陈漓高，2003）。因此需要借助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约束机制，弱化来自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使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可逆转。

四、向外界发出的信号效应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是向外部世界发出信号。对于信号效应来说，重要的不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或条款，而是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这一事件本身（FernandezandPortes）。特别是当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即一国政府掌握的关于本国政策偏好、本国经济状况以及本国与他国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要明显多于其他行为体，从而外界对该国政府是否会履行其自由化承诺、是否会坚持改革等存有疑虑的时候，这一信号效应常常能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