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洪涛3
2009年12月12-13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美中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美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防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和美国财政部、美中教育基金会、亚洲协会、卡内基基金会、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等中美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名中美专家与会。会议围绕“中美关系30年回顾及启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对华政策的意义”及“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四个主题展开。
(一)中美关系30年回顾及启示。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美中教育基金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卜励德(N icholas Platt)是中美1972年“历史性握手”的亲历者,他指出,中美已从当年只能通过高层电话联系发展至当前巨大的联络网和人民之间的广泛交流,由最初的战略关系促进经济关系发展到经济关系反过来促进战略关系的稳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所长宫力教授认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在于中美作为大国本身就有相互交往的需求;其次,中美关系发展已从最初单一的安全动力发展到今天的复合动力;第三在于中美加强应对全球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必要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袁鹏所长指出,中美关系存在五大问题。一是中美关系发展迅速而全面,但很不均衡。政治关系基本正常化,经济关系大部分正常化,安全关系远未正常化。二是中美战略合作越来越全面,但战略猜忌很深,战略互信严重不足。三是中美双边交往规则比较清晰,而全球互动尚未摸清规则。四是政府与精英层面的关系越来越好,而民间与媒体关系仍有隔膜。五是美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关系法》严重影响了两军关系,进而影响了两国关系。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是成熟的;中美关系发展有起有伏是正常的,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起伏不定,美军正在围堵、遏制中国,很可能成为麻烦制造者;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起”的阶段更长,“伏”的阶段更短。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张沱生则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走向成熟,但并非完全成熟。要想达到成熟,必须把危机管理转向机遇管理,重点应着眼于发展关系,而非预防危机。国防大学的杨毅少将提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应结合共同利益与力量平衡,构建复合型稳定关系结构;努力消除中美关系中的破坏性因素。中国将来的航空母舰和远洋机动能力绝不会和苏联一样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也不会建立海外基地,而是分担责任、进行合作,保障海洋通道的畅通。这将是中美合作的新起点,而非冲突的爆发点。
此外,与会学者们注意到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前驻上海总领事亨利?莱文(Henry Levine)就认为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两国相似的地方造成的。袁鹏则认为中美之间的相似之处产生的吸引力更大。中美诸多的相似之处构成了对话的基础,构成了潜意识中的价值认同,这将使中美关系从共同利益基础拓展至共同价值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也指出,相似性很可能会成为未来3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国务院参事司的张立平研究员同样认为,中美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很可能是将来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与核心。
3 王洪涛,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7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战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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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 2010年第1期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亨利?莱文认为,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虽然正在经历危机,但并未终结。美国正在进入“钟摆模式”的加强政府监管期。金融危机对中美合作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危机中的合作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动力,危机为中方购买美国企业和深化合作创造了机遇;不利的一面是两国失业率上升增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是,中美经济关系并不能定义中美关系,战略互信才是双方的底线。美国商会前会长麦健陆(Ja mes McGreg or)认为并不存在不变的美国模式。美国的文化允许必要的变革,具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危机过后的美国经济将更加健康。清华大学的楚树龙教授指出,美国人比别国人民更关心外部世界,美国的制造业仍占世界25%还多,美国消费模式虽然过分,但超前消费是符合现代消费需要的,所以不能轻率断言美国模式的终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丁一凡研究员认为美国模式的变化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两国最大的问题虽然是信任不足,但却不是决定经贸不平衡的原因。人民币钉住美元是为了在危机时刻稳定币值,而不是为了造成出口优势。1997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和2007年停止升值都是为了稳定币值,稳定局势。解决中美间经贸不平衡的根本在于美国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发挥其被政治扭曲了的高技术比较优势。中央党校的潘悦认为应该打破“中国主要以出口拉动发展”的错误观念,改革开放30年中至少有20年的发展是以进口替代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肖炼研究员提出,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都不是万能的,只能取长补短,而不能照搬照抄。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制造了两次全球性大萧条,在近20年中制造了两个大泡沫———I T泡沫和金融泡沫,并有可能制造第三个气候变化泡沫。美国既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又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中央党校的马小军教授认为,中国学自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生产模式和学自美国的高消费生活模式相叠加,产生无法承受的生态问题,中国特色的道路必须进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国”模式不可持续,美国应改变乱花钱的习惯。总体而言,与会学者们都认为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并大都持谨慎乐观态度。
(三)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对华政策的意义。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y Shri2 ver)在题为“奥巴马政府与新国会的对华政策”的发言中指出,奥巴马政府更加强调亚洲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在亚洲的重要性,促进积极中美合作,但不太关注贸易自由化。而民主党主导下的国会关注于医疗改革和气候变化,给了总统更大的决策空间。2010年如果共和党控制国会,将带来新的变数。美国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认为,战略勇气、台湾问题和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的三个核心问题,但应该看到中国在美国国会讨论中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问题。与会学者经讨论认为,未来应重视加深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应在美国各州增加经济存在,以从基础上深度影响美国朝野。
(四)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班宁?盖瑞特(Ban2 ning Garrett)提出要从全球角度思考中美关系面临的气候变化和资源竞争两大挑战。他指出,中美关系有7个“缺乏”:缺乏战略互信、缺乏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缺乏战略保证、缺乏共同的战略和责任感、缺乏合作的机制性、缺乏公共支持以及缺乏相似的思想。薛瑞福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战略互信的缺乏影响战略合作;二是双方难以形成真正信任;三是要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可能的冲突。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认为建立战略互信需要双方加深相互了解,发现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中央党校的赵磊认为战略互信的建立有三大条件:第一,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第二,不要试图去塑造对方;第三,要多用积极的语言去描述对方,防止妖魔化现象。清华大学的孙哲教授认为,今后15-20年中美间的战略互信很可能还是建立不起来,这就要求双方具备远见卓识,推进内部改革,进行有效合作。马小军教授指出,中美关系过去30年发展的关键在于没有战争,以后30年发展的关键也在于避免战争。相互关切对方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责任编辑: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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