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

・研究生论坛・

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

张立敏

提　要:本文试图以先秦“天命”观、老子的“道”、道教天命思想及其政治作用、承负因袭的客体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说等观念为主,对早期道教天命思想作一初步分析。张立敏,女,吉林榆树人,1976生,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4级硕士生。主题词:天命　道　承负　我命在我不在天

从古典文献、早期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可见,天命观追溯到远古,那时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一些现象无法作出确切合理的解释,便认为那些现象的背后都有个主宰的神灵。人们只有按照天(神)的意旨生存才能康泰延年。由原始的自然崇拜产生了自发的多神宗教。“人类最深刻的认识渴望足以为我们持续的追问提供充分的辩护。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给我们所在的宇宙一个完整的刻画”①。先民的敬畏感折射出的是其尽力对周遭认识做深层探索的智慧之光,但笼罩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再现的正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迫近性探究及在此状态下的主动与被动的选择。也是人站在有限与无限间,为境况逼迫莫可奈何时,聚合宗教色彩的“天命”说为之提供了走出困顿的途径。顾名思义,所谓“天命”,本义指上天的命令,及上天主宰下人的命运。天命概念的名称是由周人确定的,源自上古时期人们对神灵“帝”或“上帝”的信仰。“帝”像花蒂的“蒂”字,有天地万物之根本的意思,“代表唯一的神”。显然,此种语境下的天命信仰对象是指具有至高性与唯一性的超越性主宰之神。这是上古时期“天命”最原初的内涵。“帝”字后来演变为“天”,名虽异而义实同。周代“天命”名称的确定却是上古时期以“帝”为核心的信仰内涵不断演变而逐渐向自然之天下移和倾斜的结果。总而言之,“天命”指即使是最好的自我修养,最努力的规范践履也改变不了的某种外在的客观必然性。早期的“天帝”、“天命”、“天意”等崇拜缘起了中国宗教崇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王朝统治基础与人心灵旨归的正当性基础,成为古代宗教为社会提供统一秩序合法性以及意义共识的前提。一、道教天命思想的形成:化天入道,衍命归神最初神权共有,人们均可与天沟通,但在帝颛顼和帝尧时发生了两次“绝地天通”的重大宗教改革,人们的宗教崇拜已开始从自然崇拜(多神)向上帝崇拜(一神)过渡。当权者逐渐垄断了与天相通的权力,让具有与神对话能力的人(即后世以卜筮结果作为受命依据、以祯祥灾异预卜王朝兴衰的巫、祝、史一类的官吏)专门祈神降福。人们在接近天命的同时,被有意识地拉大了与天的距离,可在实践中也推动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人们用阴阳对立解释宇宙万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占卜万物的卜筮之法,且演变成五行说来诠解万物生成。占星术出现后,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变化来预测、认识人世间的发展与人的命运变化。春秋的老子循天溯源,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③,并首次就天地起源问题提出先于天地的最高存在———“道”(即宇宙万物的本源、宇宙运动的客观法则),天不是最根本的,“天”是从属于“道”的,人亦当从“道”。老子化天入道,从宇宙本体高度试图揭示世界万物的根源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无形中冲击了自远古以来就有的人格神———天(或上帝)创生万物的观念,完成了天命到道的转化。形成于东汉的道教,兼容并蓄诸家思想而自成一体,把老子的“道”定义为最高范畴,超出了天,是“万物之奥”④,是宇宙的本源与主宰者,有“道”才生成宇宙,宇宙方生元气,元气又衍化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由此生成万物。道教中的至尊三清之神或三重最高最神圣的天亦由气化成。道教把“天”入“道”,把“命”归为“神”。并相信“道”是可以“因修而得”的,只要勤于修道,就能“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能离”,“神与道合,谓之得道”,便会“与道同久”,成为神仙。又提出一系列道功、道术,如服饵、守一、胎息、房中、辟谷、内外丹、符录、祈禳、禁咒、占卜、守庚申等具体修练方法与方术,剔除迷信糟粕外,此类著作也保存了一些有关古代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等有价值的材料,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之重要文献。二、道教天命思想与王朝政治纠缠不清,并延进了历史的脚步 对天命、天帝的崇拜,因为“敬天以德”,而将天命直接落实在“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的圣王身上。作为最高权力者还必须具有与“道”神秘合一的神性,才能通过统治者特殊品质的神奇作用,将其神秘的救赎功能作为神的恩赐,分配给他的臣民,即皇恩浩荡,分享恩典。早期道教承袭了我国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把西汉董仲舒的“五行有德”、“天人感应”向宗教方面衍化,相信上有天庭,其上有“天君”(“上皇”或“虚皇”),地上的“帝王者,天之贵子也。子承父教,当顺行之,以除天地之忧,因得其佑,故常思力行之”⑤。道教把“天”刻画成有意志、有人格、有无限权力的宇宙主宰者,认为地上的帝王是天的儿子,儿子应当承顺父亲的意旨(“天命”)行事。而“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⑥,“天”有极大的威力,其意旨神圣不可违背。否则“获罪于天,令人夭死”⑦。天如明镜,照见人世周遭;日月星辰如母,察照人世变迁。人世的一切活动和变化,“天”都能马上感知,鉴别善恶,以自然现象(灾异或祥瑞)警现将临的吉凶,彰显“天”对人的规谏、谴责或嘉奖。即“是故古者圣贤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遂得天心意,故长吉也。逆之,则水旱气乖忤,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⑧。且“天人一体”,人可感应“天命”。地上的人君,要随时注意观天象及自然界的变化,以此来探测天所显示的旨意———天命,采取行政措施,承顺天的心意行事,并伴之以极其虔诚的祭祀来感“天”顺“命”,期望天能降福免灾。天子当顺天命应民意,大行仁政,国才能方兴。古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以宗教形式给统治者以无形的鞭策。历代统治者利用祥瑞或谶语为其登台执政制造神学依据,彰显上天授命之意。兴于两汉的“谶纬”之术也成为后来道教应天授命炮制道经的辅助方式,并以此术介入政局,突出了道教“天地人合一以制天平”的强烈干预现世的愿望。道教领袖辅佐王政,贵为国师辅臣,如北魏寇谦之、陶弘景。有道士在王朝转换征兆出现时以秉天命下视有德者的身份积极寻找“天命”的下行者,并积极制符作谶辅佐王道者。据《混元圣经》卷八记载隋末楼观道士岐晖曾言“老君度世,李氏当王”并投靠李渊;李淳风也曾托老子天命言李渊为受命之君。在《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记载617年李渊征战灵石县战势失利时太上老君派神人霍山神显灵助阵。宋真宗也曾炮制“天书降临”、“赵氏始祖下凡”、宋徽宗集皇权教权于一身成“教主道君皇帝”,统治者都希图借助道教神仙灵威巩固统治地位。宗教气息浓郁的“天命”不觉中成为中国宗法政治舞台上下场的道具。虽然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炮制了天命神灵,可一旦其成为主宰力量后,受统治集团长远利益制约,神权对皇权也有某种牵制作用。《汉书・董仲舒传》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只有那些能够奉天承运的“特殊的个人”(天子),才具备圣化可能知天命,一般百姓无缘圣化,对于天命只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是乐天知命。但天命仅仅是天子神性的一种证明方法。当统治者已经无法产生出权力政治统治所需要的神性时,他的“天命”资源将枯竭,王朝统治秩序将从中断裂,革其天命的“革命”时代随即而来。中国百姓惯于安于现状,可一旦连最基本的生存之权都被苛夺时,走投无路的民众也会起而拯之。秦末陈胜、吴广借鱼腹藏书,篝火夜鸣,以天命之名大泽乡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导出对封建社会天命种姓等级制的冲天怒潮。历・451・　宗　教　学　研　究　2006年第2期史上农民往往借天命之名为起义造势助威,天命皇权观念中蕴含着深层的反叛因子。道教也成为社会改良思潮旗帜,或者成为洁身自好者的归宿。东汉末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宗教预言来壮势,可窥见天命思想在宗教与政治的消长历史变迁中影响的潜移默化。曹操平灭黄巾起义,收编了30万道教徒为青州兵,其子魏帝曹丕称帝建年号为“黄初”,吴王孙权年号也为“黄武”、“黄龙”,这些真能与宗教预言无关?三、道教天命思想中人的主客体意识的挣扎中国人重传统风俗习惯,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古人很注重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认为“名则命也”,唤人名也就是在“天”面前昭告着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趋向。民间还有唤名招魂,改名换运之说。在新生儿满月时,父母多大事操办庆贺,希望为孩子招福免灾。在语言上也有很多禁忌。鲁迅在《彷徨・祝福》中也描述过:一家人给孩子过满月,前来祝贺的人们都要说一些吉祥话,如长命百岁、福大命大、出将入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类,还要送长命锁,意思是把生命锁住。如果谁说一句实话:这孩子将来总是要死的,人们会立即将他乱棍打出门去,认为不吉。《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候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古人说“死”的时候,多要用其他字代替。孔子在《论语・季氏》尚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问题不愿加以正视,人们对死有恐惧心理。而以人之如何不死展开的道教不讳言生死,对生命的维系怀有极大敬义。《老子想尔注》中言“生,道之别体也”,肯定了只有与永恒的道合一,个体生命才能致神仙逍遥境,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天命下客体的人,在天命引领下便可长生不死。中国人更注重于“养生”、现世,偏重于追求长生不老。继承《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的早期道教,在其重要经典《太平经》中提出“承负说”,用因袭之说诠释“天命”,即一切祸福都是天注定的。“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⑨。《太平经》卷37(丙部之三———五事解承负法第四十八)认为人之祸福决定于天道,固“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將怜之。一者,天之纪纲,万物之本也”⑩。即要信天道、修真道、断承负、求登仙。又有道教徒认为“承负之责最巨,故使人死善恶不复分别也”,提出应以现世之“善恶报应”为教义,认为吉凶祸福乃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故“善者自兴,恶者自败”󰁠λϖ。上有日月“照察”,身中有心神与天“音声相闻”,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神记录人的善恶,到一定时候,天便据善恶给人以赏罚,有些形近于西方基督教之“末日审判”。后来承负说流于僵化,迷信成分增多,在宣扬畏天基础上确乎给道教徒、信奉者以隐性的道德约束力。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卷六、《太上感应篇》中出现天上的司过神:三台(上台司生命、中台司功绩、下台司俸禄)、北斗、玄武等据人的罪过轻重减少人的寿命。罪过严重的减少300日为“夺纪”,过失轻的减3日为“夺算”。北斗星宿于每月的3、7日,庚申和甲子日,玄天上帝于每月3、27日,亲自下凡查人行为。家庭中的灶神、人体中的三尸是地上的司过神,人们常以祭祀或彻夜不眠来让其不上天报告,但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多做好事,积善功。坚持修行,上天才能降福,积300善成地仙,积1200善成天仙。结合了儒家、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太微仙君纯阳吕祖师功过格》,以打分形式把善恶行为与长寿联系起来,14世纪后由教团流传到社会上并普及到一般民众中,渐渐内化到中国人的日常观念中,形成典型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观。道教把世间的痛苦不公归于上天注定,人之贫富祸福归于祖先传承之命,以宗教的方式给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幻想的花朵”,要求百姓忍受现实的痛苦、把幸福寄托到后世,从神学视角转移阶级剥削压迫是一切不平等根源的事实,避免人们向现实的苦难做斗争,抚慰了人的心灵,客观上也以宗教无形的约束力加强了个人对宗法社会的责任感,作为客体在宗教、政治的交叠链条下求安乐太平的生存观。古人贵天,生活在神灵监护下,动辄以指天立誓显其诚,即使背着人做坏事也害怕,因为“抬头三尺有神名”、“苍天有眼”、“上天在看着你”等警语历历在耳。如许道教思想渗入到民众日常生活,内在的约束行止,若当政者再辅之以律法,这也是古・551・ 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