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天人合一_与_物我相隔_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比较

收稿日期:20051222;修回日期:20060125

作者简介:任　晶(1981),女,山东烟台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23卷第6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1月Vol.23No.6JournalofZhoukouNormalUniversityNov.2006

“天人合一”与“物我相隔”———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比较任　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03)

摘　要:从表层上看,无论是在“以自然景物为主要素材”、“将美学观注于其中”,还是在“以回归自然为理想”方面,王维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都极为相似,但从深层进一步分析,便会发现二者相似的背后存在着分歧与差异。文章试从文化历史角度对王维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哲学、宗教背景”等作综合性比照,指出其间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由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关键词:王维;华兹华斯;自然;诗歌;天人合一;物我相隔中图分类号:I207.41;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06)06001703

一、中西自然诗歌发展概述中西方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所孕育出的自然诗传统存在着质的差异。并非所有涉及自然景物描写的诗歌都是山水诗歌,而是只有当诗歌中的山水意象摆脱从属衬托地位成为主要审美对象时才是山水诗[1]188。“自然山水”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中国的山水意象自《诗经》开始作为一种起兴手法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由陪衬到审美观照主体的转变,至唐进入全面繁盛期。以自然山水描写为主的诗歌流派在中国被称为“山水田园派”(又可分为山水诗、田园诗两类,代表人物分别是谢灵运与陶渊明)。其间山水田园诗得到了诗人、读者的青睐,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创作传统,如“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陶(渊明)诗,“淡到看不见诗”的孟(浩然)诗;诗画相生直入空灵禅境的王(维)诗……但就自然诗歌艺术成就来讲,最杰出的诗人当属陶渊明与王维。西方的山水意象出现得也很早,例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自然山水景色的描写。但是,山水等自然景物在古代西方一直被视为异己力量。与中国古人认为“与自然山水冥合无间可以洗涤净化人的心灵”相反,至中世纪基督神学统治时期,醉心于山水甚至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对上帝皈依的行为之一。因此,西方古代的自然诗歌的数量不多。后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期间人们对山水灵美的重新发现,18-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在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下,开始重新钟情接受山水自然,并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抒情诗。但就其创作来说,西方的自然诗不如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发展得那般枝繁叶茂。著名的自然抒情诗人有华兹华斯、科勒律治、雪莱、济慈等,而就自然诗歌创作角度来讲,其中成就最高的非华兹华斯莫属。 二、表层之下的分歧无疑,华兹华斯和王维分别作为18世纪浪漫主义自然诗歌和中国山水田园派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山水诗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性,但在相似的表征之下我们可以品味到明显的不同。下面以《辛夷坞》、《黄水仙》为例,探索两首诗歌的同中之异。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辛夷坞》

我独自游荡,像朵孤云/高高地飞越峡谷和山颠/突然我望见密密的一群———/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它们在那湖边的树荫里/在阵阵微风中舞姿飘逸/像银河的繁星连绵不断———/辉映着夜空,时暗时亮/水仙就沿着湖湾的岸边/

黄灿灿的一片伸向前方/我一眼望去便看见万千———/一边欢舞一边把头频点。/水波在旁欢舞,但水仙比闪亮的水波舞得更欢/有这样快活的朋友作伴/诗人的心儿被快活充满!/我看了又看,却难领悟/这景象给了我什么财富/因为,

有时我心绪茫然或冥思苦想地躺在榻上/这水仙常在我眼前闪现,/让我把孤寂中的福安家———这时我的心被欢乐充满/并随着那水仙起舞翩翩。———华兹华斯《黄水仙》纵观二者的诗歌,山水自然都在其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地位。二人的观物理想也极为相似,王维讲究道家的“虚以应物”、“以物观物”;华兹华斯认为“可见的景象,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脑中”[2]142,而若将自然人为分解“便不得全,是一种谋杀”[2]143。读完这两首诗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真正体现这种观物理想的是王维。虽然,两首诗都是以自然景物(芙蓉/黄水仙)作为美学切入点,而在《辛夷坞》中,自然意象是作为自足的主体出现的,我们丝毫看不到作者思维的痕迹。作者已完全融入空谷之中,与物合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山水诗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天人合一”。而在《黄水仙》中,黄水仙却似乎并不足以成为审美的自足表现主体。主语“我”从诗的开头便开始频繁出现,自然景物的主体表现性逐渐因作者思维的介入而丧失。在诗人与水仙理性的交流中,始终是诗人是诗人,水仙是水仙式的“物我相隔”。对王维等中国古典山水诗人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他们的美学追求。诗人静写花开花落,是落寞惆怅还是品禅之下的甘于寂寞?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将各种可能留给读者去评说,从而赋予诗歌一种多义的朦胧美。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由于汉语语法的通脱、自由所达到的效果。与英语相比,汉语语法没有格、数、时态、语态的区别,按照童庆炳先生《文学理论要略》中的说法,这使得汉语简洁多义,虽没有英语那样准确严谨,却也“给中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更广大的艺术空间”[3]162。诗人可以不必纠缠于几朵花、几条涧的细节,可以免去考虑时态的限制,甚至可以省略主语、谓语等,从而达到一种“恒定化的普遍品格”。因此,《辛夷坞》能给读者提供一个非特定的时空,任由读者参与。“不同民族的独特语法修辞习惯常常对该民族的文学表现具有巨大的制约力”[3]162。由于语法特点的限制,在英语中很少出现像汉语那样用一个句子包含所有可能性(即前面所说的恒常品格)的情况,而一般是表达一种即时的、个人经验感受。例如,《黄水仙》中“我”字的频繁出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属罕见。至少,华氏的名句“我独自游荡,像朵孤云”,在李白写来是“浮云游子意”。因此,《黄水仙》所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感受,当然这不会影响诗歌引起读者的共鸣。但这种接受体验与《辛夷坞》所产生的“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是不同的。另外,虽然二人都将“回归自然”作为一种理想,但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时空环境和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其“自然”背后的不同文化内涵。华兹华斯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此期间的西方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过渡,随着社会进步带来一定程度富裕的同时,人的心灵情感也开始异化。因此,华兹华斯逐渐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幻灭感,并转向大自然中寻找永恒的爱和美。自然作为压抑、污秽的工业革命󰁪城市文明的对立面开始在其诗歌中大量涌现。王维是中国盛唐时期的诗人,盛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王维早年也像初盛唐多数期待为国建功以扬名不朽的文人们一样,曾亲历边塞。其《少年行》、《从军行》等诗篇充溢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豪迈激情。因事被贬后,王维开始过半官半隐的生活并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理想的影响下,官场、自然山水则构成了中国文人“达”和“穷”的两极。因此,“与自然山水冥和无间”在王诗中成为作者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一种至高追求。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晚年的王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而专心于佛理禅法,晚期王诗又多带一种直入空灵的禅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二人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但相比之下华诗的演绎解说性较浓重。在华诗中,作者突出的是智心、思维,其自然意象不具王诗山水的主体性。2.二人都以山水自然意象作为美学切入点,但相比之下华氏更为注重想象,自然意象多承担演绎解说的载体功能。3.二者的美学追求不同,华氏追求“观物思本”的尽说之理,而王维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不露之美。4.二人都将“回归自然”作为一种理想,但“自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同。

三、“天人合一”与“物我相隔”背后的文化底蕴从根本上来讲,中西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不同。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型社会,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及农耕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乃世间万物中的一员,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在本质上他们是同性相通的。因此无论儒、释、道,“天人合一”都是最高的境界与追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王诗无论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是“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都透着诗人对自然的欣赏、倾心和冥合无间。与此相反,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其经济命脉是海上贸易。以商业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和狭小且难称富庶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征服关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自然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巨大且令人恐惧的异己力量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即使是在钟情赞美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也同样可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浪漫主义诗人在面对巨大自然力量时所常产生的恐惧感,继而又在崇高中升华美感、净化灵魂。在这里自然永远都是作为一个外在客体出现的,因而华兹华斯不可能接受并达到王维那种与物合一的境态。从前文对《黄水仙》和《辛夷坞》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华兹华斯与王维的观物程序及表现方式都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以我观物”,以眼前山水之景唤出智心的思考;一个是“以物观物”,以自然的方式构造自然。其实,王维“忘我”之境的内涵是“天人同构”、“以类相召”的天人同一式观念。所谓“文原于道,而道法自然”,那么“自然天成”便成为其审美的极致追求。因此,首先在观物方式上,便应“以物观物”。而既然人并不优于自然,那么也无权以人的主观好恶去品评取舍。诗人只有摈弃一切主观欲望,以一种虚静的胸怀去体悟山水自然,才能将之以原初状态呈出。同样,在艺术传达上,也主张因其自然。人的创造需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从而使之看似出自自然造化之手。与华兹华斯重视诗歌的认识作用不同,王维并不奢望由诗去认识理解世界。“就如王维画雪里芭蕉一样,在中国古典诗境中最好的作品是化工而非画工。”[3]305而西方以科学理性、宗教/哲学、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内涵,则决定了华兹华斯自然诗中不同的观物程序,以及人的主体性和宗教哲学的思辨色彩。自希腊文明起,人本主义便奠定了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中国古人认为人乃万物之一员不同,而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又如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所说的“西方诗,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没有柏拉图和斯宾洛莎就没有歌德、华兹华斯和雪莱诸人所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