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使得天下战乱不断。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时代，不但政治、经济在发生着变化，思想上也发生着变化。随着大一统思想——经学的衰退，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即玄学开始建立起来。魏晋玄学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儒学的裂变、黄老思想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社会思想的转变三个方面给予分析，透析出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关键字】魏晋玄学；两汉经学；原因
一、儒学的裂变
《列子·杨朱篇》将这一层意思进行解释：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失，但迟速之间耳。在人生飘忽不定的冷酷现实面前，那些所谓的三皇五帝之道、圣王治国建业以及儒学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显得那么苍白。在董仲舒时期形成的一套宇宙论系统图式的五行、阴阳、“天人感应”等观念最后在今文经学家手中被演绎为所谓的谶纬神学，这种神秘主义思潮在西汉末年大为流行，再经过东汉政府的官方化，将思想文化界弄得乌烟瘴气。后起的社会大动乱，使人们对于儒学的信仰动摇了，儒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一）经学的失落
经学，在儒术独尊的两汉，毫无疑问具有国家宪法一样的地位。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冷落。不仅是一般的士子对经学不感兴趣，就连上层统治者也对经学不重视。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曹髦巡视太学，这位年轻的帝王，以经学史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不停问经学大师，使得经师无以作答，最后以“古意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详尽”之语搪塞过去。在这种情势下，经学的没落成为必然趋势。
（二）名教危机
名教即是礼教，是我国儒学体系中很重要的内容，而两汉则是名教体系的定型时期，它的标志则是“三纲五常”的提出。随着儒学的衰落，名教也在此时陷入了危机之中。
1.非君论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他认为无君无臣，则天下太平，而若君臣设立，则天下弊端丛生。而鲍敬言的理论更为激烈，主张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社会。在父子理论上，孔融认为子女只是父母“情欲”的产物，从这方面讲，子女并不承担“孝顺”父母的义务。而孔融作为孔圣人的后裔，这更是给予儒家学说很大的讽刺。
2.士人的放达
士人的放达，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阮籍痛哭素不相识的邻家女、醉卧酒保妇侧，甚至于刘伶的接客不着衣，谓之自然的放任不羁，都是不拘于形象的。但是这种“非道德化”的放任从总体意义上而言，仍然是对名教观念和礼仪制度的一种反动。
3.“妇德”的反常
所谓“妇德”，即是班昭在《女戒》中提出的女子所必备的品德。然而，此时的妇女则和《女戒》中的要求相反。
妒忌是儒家礼法观念中的“恶德”，且被列为“七出”之一，然而当时有的女性则无视儒家礼法，认为“不妒之德”只不过是身为男性的周公为男性特权所制造出来的理论，这种心态违反了名教的说词。
（三）玄风兴起
儒学信仰危机的产生和深化，使人们开始将魏晋思想引向玄学。玄学出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即是以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思想的学说。
在魏晋初期，社会动荡，人们的理想终究无法战胜现实的残酷。儒学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准则在黑暗的时代、无情的政治斗争中显得那么可笑。在那时，建功立业成为幻想，而传统的儒家学说又不能作为士人们的精神依托，于是，文人士大夫都推崇老庄思想，玄虚之学成为了士子们自我解脱的途径。
二、黄老思想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黄老思想，就是以皇帝之言，尚“老子”之术的一种哲学思想。黄老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到了汉初才得到进一步发展。与董仲舒同时期的淮南王刘安组织人编写的《淮南子》一书，进一步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道生万物。提出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元气是由道所产生的。这一理论，对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王充，吸收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把它与气论结合起来，认为自然是元气的根本属性。
魏晋之际，黄老之学就是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也很盛行。像“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儒学开始转向黄老之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谈论对象的清谈之风兴起。
三、魏晋时期社会思想的转变
一个理论或一个哲学思潮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而每一个要求都见证着一个时代社会思想的转变。
（一）思辨时代的到来
魏晋玄学，是社会动乱年代的产物，意在以不变应万变，超脱多样化的现实世物而直接诉诸本体的、追求无限的玄学应运而生。对无限的思考，对本体的思考，不能依靠经验性的观察，更不能依靠别的注释，而必须运用哲理思辨。因此，魏晋玄学家们都不喜好轻视逻辑思维和论辩的两汉学者，以怀疑论来否定阴阳灾异之说和谶纬迷信，以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来抛弃章句之学，从而使一股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躯体，使它产生出新的生机勃勃的活力。
（二）审美观的转变
与哲学领域将本体论推为哲学首要课题的趋势相呼应，魏晋六朝人的审美由可见之形、可见之才的审视变为超乎外在物象的内在精神性的考察。其情态就像汤用彤所说的：“汉代相人以筋骨，其后识鉴乃渐重神气。”在当时，所谓的“风韵”“风姿”“风尚”“风格”“风气”乃至“清”“虚”“朗”“达”“简”“远”等审美的题目也流行一时。这些“题目”虽语无涉于“神”，但仍然是对人格本体的内在性审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人们贬拒、超越外在形象，摆脱道德实践性和政治实用性，从人的本体精神去把握人格美的真谛。
（三）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转变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哲学，其现实意思是反对两汉时期对经学、对做官的一味追求，而显示出魏晋人对理想人格的建构。在玄学家看来，“道”是一种最高的哲学范畴，它既是万物的本体，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
追求无为当然非魏晋人本性所使然，而只是他们在理想无法改造、征服苦难现实面前所采取的一种维护自我精神，维护人格理想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陶然自得”与“端然自若”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断裂的失落感与挣扎的焦灼感。
总之，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融为玄学，影响后世隋唐的佛教、道教，乃至宋明理学。它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的产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