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陕西省人大联合举办“人大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研讨会”——关注发展道路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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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90年中,共产党历经磨难,在极为艰苦
的条件下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
新中国的任务。1949年成为执政党之 后,也走过一些弯路,但党始终能适时
调整自己的领导策略。而新的历史条件 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领导
作用,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迄今尚未
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 副主任、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说,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应该从依法治国、
依法治党开始,“马上治天下,还是法治 天下?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至今
有些党政干部不能说已完全搞清楚”。
党章、“党法”不能与国法有抵触的地 方,“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执政党要依
宪执政,全体党员。特别是某些党的官
员要成为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工具。而不 是把宪法和法律当成实现自己政策主
张的工具。”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 学教授童之伟表示。在我国现行体制
下,离开了执政党的推动,加强宪法实
施在很大程度上会是一句空话。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宪法开始。而 是否可以考虑从党章开始”。武汉大学
政治文明中心主任虞崇胜教授同样认
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执政党的执政 方式是制约该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
问题,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执
政方式才是值得肯定的。在当代中国的 政治文明场景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充
当了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双重角
色。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在法治国家中
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角色错
位,将导致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的混 乱,因此,“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的执政 来实现”。领导权是政治权威,主要靠政
策指导与号召,执政权是国家权力,有 国家强制力做后盾;领导权对党负责,
而执政权对人民负责。因此,法律,也就
是人民的意志。应该比党规具有更高的 权威性和约束力,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群众路线是
党的生命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根本保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郭为桂教
授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 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的理性化道路
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
的政策主张。“但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 问题不断,党群关系依然紧张,群体性
事件愈演愈烈?”这是因为“群众路线”
本身存在着内在缺陷,当代群众概念更 多地继承了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的
消极、被动、受治者的含义,在权力结构
中处于下者地位,是被领导、被保护、被
关爱、被服务、被尊重的。“作为一项根 本的政治路线。缺乏基本的制度依托和
机制保障,其运作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偶
然性。需要上层不断地警示以求得中下 层领导干部的重视和遵行。”
中央编译局朱昔群研究员说,有人
认为当前我党面临执政能力危机和合
法性危机两大挑战,党在化解执政能力 危机的时候采取了许多有成效的举措, 但执政党执政中的合法性危机,如群众
对政府、官员不信任的问题,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维持良好的党群关系。我
们不能再靠运动。要靠制度化保持优 势,要实现党群关系的制度化,“如何保
持党群关系制度化?民主、法治这一系
列的东西都在里面。”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依法治国
法治与社会 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
宪执政”,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或 宪政社会主义指明了大方向。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
认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而 我国宪法实施工作目前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许多公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
部的宪法意识还不强,人治习惯根深
蒂固,对宪法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利 保障还不力,强行拆迁、滥施限制人身
自由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桂维民表
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宪法实
施的紧迫任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宪法实施的关键环节。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教
授表示。当前基层政府一些官员滥用 公权力,屡屡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
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跨省追捕”、
“被精神病”、“暴力拆迁”等蛮横不讲 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
严重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政治宗旨。他说,在当前社会转
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都 要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
力和舆论监督关系,真正做到胡锦涛 同志所说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权为民所用”。真正做到习近平同
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 眉睫,刻不容缓。”
在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西北 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树志教授
看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
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基础尚未完
全铲除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 此,即使制定了宪法,真正实现宪政并
不容易。因此,中国应当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许崇德先生认为,宪政即民主政治。危
害我国宪法尊严及其实施的思潮来自 两个方面:自由化思潮和打着反“西
化”旗帜的极“左”思潮。“把‘宪政’片
面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专利,无视我国
社会主义宪法,认为实行‘宪政’就会 招致西化的观点,极为荒谬”。宪政是
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必
然选择。许崇德教授指出:“我们的宪 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我们的社会主义
是宪政社会主义”。
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华 炳啸认为.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
合法性基础.脱离宪政,党的事业就有
脱轨的危险。要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 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宪
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而如果不能找
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
本对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 的怨气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
上。社会动荡难以避免。而要避免社会
动荡。就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 之路。即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陕西省人大法工委主任赵建刚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特 色。经济上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政治上就应当体现在宪政社会主
义制度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
度下。既要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要有 中国特色的宪政民主。
梁忠民、褚宸舸、赵守飞、梁学成、
李洋等人分别从宪法学、政治学、经济 学和新闻学等视角谈了对宪政社会主
义改革的理论见解。
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然而,人
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处理与 党的领导的关系,在操作机制上并不
明确。人大自身也面临着工作机制的 }问题。 族、台湾地区、特别行政区的代表配额
国世界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 外。均按照人口比例产生。约1O0万人 常士阊表示,人大和党的关系中 产生一名代表。增加常委会人员职数,
力,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 恢复到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
I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反映出目 会议代表人数的600人左右为宜。还
I政治生活存在着双头领导且一 可增设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部担任 上的矛盾状况.“这导致我国政 常委会成员。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有权威而 对于专门委员会,广西政法干部管
则。有监督又监督不力的尴尬局 理学院副教授廖原指出。由于工作机制 不顺,缺乏明确的议事规则,各专门委
: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员会之间工作量差别极大.工作范围和
}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职责划分不清晰,人员年龄整体偏大。
关键是要落实宪法和组织法的 在某种意义上。专门委员会起到了安排 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独立 退休领导干部的作用。廖原建议。把人
行使职权。使人大及其常委会 大专门委员会建设作为完善人大制度
意愿决定重大事项,选举和任 的突破口,除制定专门的议事规则。明 机关工作人员。放手大胆开展 确工作职责之外.应重点调整专门委员
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人 会的人员结构。“人大工作机关不应成
机关。 为政府干部的‘养老院”’。 :和人大到底是何关系。“领导”和 与会学者认为,在建党90周年、
’如何能统一?复旦大学浦兴祖 辛亥革命1O0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 为。党的主张对于人大或其常委 的特殊时刻,就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诸多
,只是一种建议,而非命令。党 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必将有助于推
经常能被人大转变为国家意志。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事业发 !了党对人大乃至对整个国家的 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表
带领与引导)。如果党的主张不 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转变为国家意志。则党对人大和 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依法
j领导就难以保证。“从理论上 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要不 犬或其常委会可以转变,也可以 断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俞可平
,人大或其常委会是否将党的某 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历
:转变成国家意志。是宪法所赋予 了三个发展阶段,三次转折,分别伴随 『。 ’’ 着三次大的理论争论。第一次大讨论发
…I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生在改革开放初,主题是围绕继续革命
:授则认为。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过 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大讨论 于讨论和决定问题;而全国人大 发生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主题是围
组成人员人数过少,虽便于讨论 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问题。但又缺乏代表性。另外, “从这两年可以看到,第三次大的讨论
.大常委会会议会期较短,议程较 已经开始。这次的主题是中国的社会政 !代表们的利益表达受到时间限 治发展改革,例如,中国模式、民主法
保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充 治、宪政建设、公民社会等问题都成为
意见。周伟建议,除保留各民 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回
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