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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从内涵上看,应当包括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理想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理想孩子质量等多个方面。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生育意愿界定为: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它体现着个体生育孩子的目的以及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
但是,由于其中的质量维度在生育意愿调查中少有体现,而时间维度在问卷调查中又难以操作,再加上受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了个体生育时间的不确定性。
所以,多数生育意愿调查的内容往往体现在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生育性别三个方面。
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生育性别这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有关生育意愿的资料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显著变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总体上表现为多育和偏男,传统生育目的占主体地位;70年代,在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和个人生育行为的强制干预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意愿生育子女数减少,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意愿生育性别的变化;进入80年代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进步从根本上推动了人们生育意愿的自觉转变。
总体来看,生育意愿的变化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不同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有明显差异。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末生育意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几乎没有进行过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但通过实际生育水平的变化还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推测出生育意愿的变化特征。
首先,意愿生育子女数变化显著,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的生育意愿主要表现为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
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孩子的经济效用增加,再加上政府有关部门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 ,在客观上都起着刺激和鼓励生育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前还有所上升五六十年代我国妇女的初育峰值时间多在婚后第二年,婚后前三年有一半以上的妇女都生育了一孩。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人口转变生育意愿：少生晚生无性别偏好生育意愿是指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的性别偏好。
生育意愿是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微观个人理性选择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影响因素有多方面，包括有社会、家庭和个人方面，其中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原因，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家庭个人生育的自约束机制，影响了人们对待子女价值的观念，激烈的市场竞争直接导致了生育时间的推迟，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偏好，关于生育意愿的转变过程和原因，成本效用理论、子女价值理论、代际财富流动理论都有所解释，集中表现为：1、在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生产方式取代重视体力的传统生产方式，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数量多已不是提高家庭收入的绝对条件，脑力劳动的盛行使孩子接受教育变得有必要，其性质由生产品（劳动力）转变为消耗资源的消费品，养育孩子的绝对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升；2、女性同男性一样参与市场竞争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增加，有时不得不推迟生育时间来保证工作的需要；3、知识经济的到来淡化了女性的体力劣势，在脑力竞争中女性的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男女地位的平等弱化了男孩偏好；4、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寿命的延长，使得孩子作为投资品的价值增大，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为了使这项投资最大化，将人力资本的投资集中在更少的孩子身上便成为普遍的选择，而性别差异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别偏好也就逐渐淡化。
另外，国家强有力的生育政策也从侧面塑造了生育观念和意愿，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并且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削弱了“养儿防老”的观念，生育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此时对数量、时间、性别的要求就降低了。
对生育政策的理解生育政策是政府意在通过对生育行为的干预和控制，以影响人口数量、结构而制定的目标和手段。
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它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直到其基本完成，由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可分为以下方面：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建国初期随着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当时以马寅初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建议，但遭到漠视和批判，随后政府才逐渐意识到人口数量问题，开始政策上的人为干预。
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文献综述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文献综述本文关键词：生育，意愿，综述，文献，政策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文献综述本文简介：第二章研究综述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有关生育意愿研究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搜索了20xx年至20xx年（20xx年截止到10月份）的文献，共3428篇。
从这将近16年的期刊发表趋势图（如图1所示）可知，国内学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文献综述本文内容：第二章研究综述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有关生育意愿研究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搜索了 2000 年至 20xx 年（20xx 年截止到 10 月份）的文献，共 3428 篇。
从这将近 16 年的期刊发表趋势图（如图 1 所示）可知，国内学者多年来对生育意愿这一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
文章数量从 20xx 年开始递增，到 20xx年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自 20xx 年以来每年都突破了200 篇，尤其是近三年篇目数更是突飞猛进：20xx 年达到 338 篇，20xx 年达到 521 篇，20xx 年至 10 月份便达到387 篇。
这主要究其由于在当前新人口走向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开始的计划生育方面的举措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唤起了学者们对生育政策的反思，学者们或借助理论、或进行实证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论述，试图获取应不应调节和怎样调节生育政策的客观依据。
2.1 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对于＂单独二胎＂意愿的调查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经济学视角、人口学视角以及社会学视角等对生育政策影响的理论研究。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98）②首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人口发展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论证了以几何比率增长的人口增殖力将无限大于仅以算数比率增长的生活资料。
虽然之后发达国家的实际发展证明了该理论的局限性，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人口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敲响了人们关于人口数量增长的警钟。
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以
贵州省为例
冉义娜
【期刊名称】《西部学刊》
【年(卷),期】2024()9
【摘要】结合2022年贵州省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数据,从社会学视域分析贵州省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现状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
结果显示,贵州省育龄女性可获得各类家庭生育支持的所占比例均较低,经分析发现,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父母及配偶精神支持等四类家庭生育支持均可促进贵州适龄女性生育意愿,使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
针对贵州省育龄女性,可加强家庭生育支持的干预,确保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行为的一致,以改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的偏离状况。
【总页数】4页(P5-8)
【作者】冉义娜
【作者单位】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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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妊娠经历视角下育龄青年女性心理弹性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2.城市与农村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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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
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5.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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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作者：胡刚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09期【摘要】：为顺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它标志着独生子女的时代就此结束。
但该项政策实施后，人口生育率短期并没有出现大幅上升。
本文选取皖南城市池州为例，就适合生育年龄段的妇女生育意与生育行为展开差异研究，通过调研共获得有效样本465个，发现诸如教育子女难、经济压力大等问题影响了生育行为，并从完善生育配套措施、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一、引言人口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持续作用力之一，我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低渐渐成为常态，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接近公认为1.3的“低生育陷阱”。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银发危机”；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触发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慢慢枯竭；因为长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更使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男女比例失衡日益严重，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男女出生比例由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峰值121.1，到2014年依然处于115.9的高位。
为缓解人口矛盾，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二孩”政策。
该政策的颁布，是国家对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將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等问题。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即时效应并不很理想，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新出生总人口数量仍在下降。
如今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作为生育行为的主导者，其生育意愿和行为对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生根有直接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本文以皖南地区城市池州为例，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的差异及原因，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群体的需求及行为，以更好掌握市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变化。
“单独二孩”政策下城市达标人群的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摘要：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实施以来就面临着诸多难以规避的挑战，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而近期新型“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也无疑正面临同样局面。
因此，本文从因素分析入手，探讨新型生育政策背景下，城市达标人群的具体意愿及其中各相关因素作用，以期揭示在未来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应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单独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59-02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即所谓的“单独二孩”政策。
虽然此前我国已放宽对农村等地的要求，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但可以看到它们的适用范围仍旧比较狭窄，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现无疑是对其的突破。
随着政策相继落地，社会各界亦开始展开相关讨论。
一方面，有研究人员认为单独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四二一家庭”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对人口增长造成显著影响，且短期内也不会明显缓解老龄化现象。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育龄夫妇都不愿意生育二胎。
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生与不生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
由此看来，在明晰生育意愿的同时，必须去探索其背后的相关影响因素。
一、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一）经济因素，它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重要外部力量之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到的：“夫妇决定生育子女的意愿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因为孩子可以成为直接的效用资源。
因此当人们收入增加时，通常愿意多生孩子。
”并且“孩子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孩子的质量，父母通过对孩子支出的自由选择，自由的选择了孩子的质量，因此生育数量与养育质量之间的选择紧密联系”[1]。
·45·2011年我国出台了“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政策落地几年来，并未有效解决人口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各地试行。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解决我国现今人口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有一段时间，为了解育龄夫妇对这一政策响应情况，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现状和特性进行分析，十分必要。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表现，是人们对于生育行为的态度与看法。
目前，国内学者对生育意愿的研究集中于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家庭类型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得出丰富研究成果[1-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是基于“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背景下得出的结论，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适应对象更加广泛，而且社会背景也不同。
在当前新的政策背景下，育龄夫妇的类型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1对象与方法1.1研究对象2016年11月初，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了遵义市的350名育龄夫妇，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为91.4%。
1.2方法1.2.1调查问卷具体项目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年龄、人均月收入以及二孩生育意愿等。
1.2.2调查方法本研究采取的是偶遇抽样方法。
调查员在遵义市城区通过偶遇形式对育龄夫妇当面发收稿日期：2017-12-20基金项目：贵州省2016年度社科规划课题（16GZYB33）；2016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6gh29）作者简介：杨青松，男，湖南衡阳人，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遵义市不同类型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分析杨青松，池晓菁（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摘要：通过调查遵义市350名城镇育龄夫妇，以探究全面二孩政策下遵义市不同类型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2019-12-10我国已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人才，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及社会变化，研究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对我国二孩政策的实行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就河南省某大学进行随机研究，观察河南省大学生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生育意愿情况，分析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1.1一般资料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南省某大学中抽选1168名大学生，详细记录所选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并进行统计,发放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1.2调查方法对所有1168名大学生发放自制问卷调查表，调查所选对象的资料,包括性别、年级、户籍所在地、民族、家庭情况等。
问卷共发放1200份，回收1168份，问卷回收率为97%0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G±0表示，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检验。
多因素分析中以因素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检验，以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为因变量,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两因素间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检验标准a=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2.1人口学分布情况与生育意愿1168例大学生中共有794例大学生有生育二孩意愿，占67.98%。
根据人口学资料分布可见，年级、户籍所在地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无明显影响（P>0.05);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有明显影响(P<0.05)。
见表1。
2.2影响因素将上述影响因素带人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进行计算。
结果发现，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均为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见表2。
3.讨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劳动力的严重失调,劳动力合理化成为我国较为严峻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实行独生制度，也导致了社会大部分人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从而导致如今男多女少的局面。
我国家庭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家庭生育意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过去，我国的家庭普遍都会选择生育两个孩子，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意愿越来越多样化，一些家庭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有的家庭选择不生育。
那么，我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变化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这其中又有哪些因素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呢？本文将对我国家庭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做一探究。
一、我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变化1.过去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对二孩政策也比较严格，家庭一般都会选择生育一个或者是两个孩子。
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家庭负担较重，所以家庭普遍都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
2.现在的情况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家庭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不愿意因为生育孩子而损害自己的生活水平。
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孩子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有的家庭选择不生育或者只生育一个孩子，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2.教育因素教育因素也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代社会注重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所以有的家庭更注重孩子的教育质量，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更优秀的人才。
有的家庭选择不生育或者是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更好地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3.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也就是放开了生育的限制。
这一政策的实施，让许多家庭都有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想法。
而且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比如生育津贴、照顾小孩的政策等，减轻了家庭的生育负担。
这也让更多的家庭有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
4.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
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很多家庭都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所以有的家庭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而有的家庭选择不生育也是出于对自由、独立生活的追求。
第6卷第3期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 Vol.6 No.3 2011年10月 E-JOURNAL OF CHINA URBAN STUDIES Oct, 2011
城镇“双独”、“单独”、“双非”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
孟兆敏 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在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日益突出，随着可生育二胎家庭比重的增高，“双独”、“单独”、“双非”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邦戈茨六因素模型，解释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差异的因素，结果发现部分因素发生了偏差，竞争因素、性别差异、家庭类型影响显著。
关键词：生育意愿；生育行为；邦戈茨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 A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它包括数量（理想子女数量）、性别（性别偏好）及生育时间（理想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要素【2】，所谓生育行为是生育意愿的行为表达，表现
为最终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二者密切相关，但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背离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发达国家生育意愿大于实际生育水平，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非意愿生育”的普遍存在，呈现出相反的规律和特点【8】。
本文重点考察20-30岁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同年龄段的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由于这一年龄段的育龄夫妇尚未度过整个生育期，因此本文将其已经生育的孩子数量和计划再要子女数量之和定义为实际生育子女数，以比较不同类型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夫妇平均的理想子女数量是两个，如果说政策因素是导致我国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大批独生子女进入生育期，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比例日趋升高，按现行生育政策，大部分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可与理想生育数量持平（我国大部分省市的现行生育政策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农业户口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苏州市作为我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州市户籍独生子女规模约127.15万，据预计，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假定下，至2020年户籍独生子女规模将达到156.00万左右【5】。因此，在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数与平均理想子女数基
本接近的客观现实下，选取苏州市吴中区的调查数据，对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家庭（以下简称“双独”家庭）、一方为独生子女家庭（以下简称“单独”家庭）、双方为非独生子女家庭（以下称为“双非”）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开展研究，可以反映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引发差异的潜在原因。
收稿日期：2011-10-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城镇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教育与婚姻状况研究》（批准号：06BRK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孟兆敏，女，青岛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吴瑞君，女，浙江余姚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168 孟兆敏，吴瑞君 6卷 1 研究的理论框架 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研究最为系统的是2001年Bongaarts建立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不同国家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进行了验证。在Bongaarts的的公式中，如果每个妇女都实现了他们的生育意愿，那么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一致，但是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等。这些因素包括：非意愿生育(Fu)、孩子死亡的替代生育(Fr)、性别偏好(Fg)、这些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大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初育时间(Ft)、生育能力下降或是不育(Fi)、竞争性因素(Fc)的影响是负向的。
TFR=DFS*Fu*Fg*Fr*Ft*Fi*Fc*E【8】 Bongaarts认为在人口转变初期，由于缺少避孕措施、丈夫的反对，引起非意愿生育，而由于孩子死亡而引起的补偿性生育，在人口转变后期的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因此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小。苏州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完成了人口转变，婴儿死亡率很低。此外，在本文中，调查对象是已婚已育的人群，所以排除了非自愿不育（包括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离婚、丧偶；生理不孕）导致的生育意愿小于生育行为的情况。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完成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国的生育特点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征，也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6】。强烈的男性偏好是中国不容忽视
的基本人口国情【4】，在吴中区的数据中我们发现，大部分青年人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而男
性的偏好也并不强烈，下面我们将通过模型检验性别偏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Morgan等通过1979年全国青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在推迟婚龄和头胎生育年龄较大的人群，生育行为达到生育意愿的可能性越小。竞争性因素是指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包括女性的工作情况、对事业发展的追求都会使他们减少生育【9】。因此我们将收入作为自变量，在本文中女
性调查者占8成，男性调查者我们选取其配偶的收入。
生育并非是一个个体行为，而是家庭共同决定的结果。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二胎，享受与其他家庭类型不同的生育政策，而两个孩子成为人们普遍的生育理念【1】，家庭类型变量的加入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差异的影
响。此外，我们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在借鉴Bongaarts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初育年龄、性别偏好、月收入、家庭类型对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差异的影响。以此来探讨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Bongaarts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因素是否依旧成立。
2 研究数据及方法 本文选用2008年7月进行的苏州市吴中区调查数据，调查对象界定为：2005年12月31日年满20～29周岁（1977年1月1日至1986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具有苏州市吴中区户籍的青年群体以及同一年龄段嫁入吴中区但不具有吴中区户籍的女性人口。当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夫妇同时符合调查要求时，择其中之一进行调查。抽样方法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选取。第一阶段，按50％的抽样比例等距抽取所要调查的街道和乡镇。第二阶段，对抽中的街道(镇)的居委会和村委会按行政登记号进行排序。居委会按100％的比例、村委会按50％的比例(起始号1，抽样距离为2)确定需要调查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调查员在对本居（村）委会合格调查对象排摸的基础上，按照随机的原则抽取调查对象。调查共发放问卷2251份，回收2251份，其中有效问卷2238份，问卷合格率99.4％。已婚对象为1573人，占68%，本研究仅对已婚对象进行分析。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
在已婚的1573个调查对象当中，平均年龄为25.8岁，具体情况见表1. 3期 城镇“双独”、“单独”、“双非”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 169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单位：% 性别 男 女 16.0 84.0
民族 汉 少数民族 99.6 0.4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高职 大学本科及
以上
23.3 38.5 25.4 12.8 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58.8 41.2
婚配类型
双方均为独生子女
一方为独生子女
双方均为非独生子女
40.2 45.3 14.5 职业 1 2 3 4 5 6 7 2.1 17.9 30.1 21.1 1.7 20.4 6.8 平均月收入
无 800元以下 800-1499 1500-1999 2000-2999 3000-3999 4000元及以上 15.5 12.1 36.0 16.3 10.6 3.8 5.7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按照夫妇双方是否是独生子女的身份，将调查对象家庭划分为“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双非”家庭三种类型，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由于在调查时点调查对象未完成整个生育期，所以生育行为实际上是可能的生育行为，是目前生育孩子数量与是否放弃生育二胎的叠加，不放弃生育二胎则在目前生育孩子数量上加1，放弃的则不加1。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加以比较，对影响差异的因素加以分析。
3.1 生育数量的差异：“双独”家庭意愿生育数量和行为生育数量均最高 从婚配类型看，“双独”家庭意愿生育孩子数为1.58个，高于“单独”家庭的1.5个和“双非”家庭的1.46个。将近6成的“双独”家庭选择生育两个孩子，高于2006年北京市独生子女调查中“双独”家庭意愿生育二胎比重34.1%【3】。
表2 不同家庭意愿生育孩子数量 单位：% 打算生育孩子数量 意愿平均生育孩子数 0 1 2 3 双独 0.3 41.7 57.4 0.5 1.58个 单独 0 50.4 49.6 0 1.50个 双非 0.4 53.1 46.5 0 1.46个 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