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解说词

徽商解说词 谈徽商还是要从徽州的由来说起。徽州，简称“徽”，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本追源，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今歙县，从此经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一府为徽州府，六县为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明清时徽商发展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也成为中外学者重点研究的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如今，安徽省与江西省共同占有徽州的原有范围，主体为黄山市、绩溪县（宣城市）与婺源县（江西上饶市，由于历史上的军事管制问题，婺源1934年划到江西省，1947年划归安徽省。1949年5月1日又划回江西省）。

徽州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由此可见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发展的有其历史条件。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素，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 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崛起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 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徽商最繁盛的时候在明清时期，那时候徽商的富有可不是一般的富，那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名扬海内外。清代乾隆年间，仅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这还不包括从事茶叶、丝绸、木料、医药等行业的徽商资本。当时仅仅只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当然啦，也有人说，当时清政府穷嘛！可是当时清政府不穷，康熙和乾隆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然是指GDP总值，而不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乾隆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平空多了一座白塔。所以乾隆皇帝发出这样的感慨：富哉徽商乎，朕不及也！就是说，徽商的富有，连我这个当皇帝的也比不上。 当然徽商之所以背井离乡出门经商最开始也纯属于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徽州山多地少，人多粮少，所以只能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有句话说，东边儿不亮西边儿亮，这句话用在这里太合适不过了。因为虽然徽州土地资源有限，但是因为是山区，所以当地有很多山货土特产，像祁门茶叶、建筑用的木材、以及油漆、桐油、笔墨、宣纸等等。徽商最开始的时候就凭借这个起家。徽州出外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到达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走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到达湖南、四川、云贵高原；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北京、山西、山东、河北，并到达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走江西，沿东南进到达福建、广东，有的还以此为跳板，到达日本、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在这些线路当中，最普遍的，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于江浙。从徽州到浙江的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本地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尔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徽商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走贩，另一种是囤积。走贩就是长途贩运，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不过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个地方，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售，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清朝咸丰时候，黟县人余士鏊经营商业非常喜欢用这种囤积的方式赚钱。余士鏊的资本曾经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失殆尽，而他居然又以剩下的50两银子作本，不断地买进卖出，最终重振雄风。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 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徽商的典型的特点就是 “诚信、节俭，贾而好儒”。徽商普遍带着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重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另外，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就是说把经商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比如在黟县宏村的老房子里有这样一幅对联说：“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徽州人对儒与商的看重。另外，徽商发达了之后又用钱去捐官。走官商结合的道路，不过，实际上说穿了，也就是官商勾结的意思。 不过，自古以来，官商本来就是一体。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徽州本身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积淀的地区。徽州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像南宋时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朱熹、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黄宾虹、教育家陶行知、著名学者胡适等等。而且，有趣的是他们这些人祖上几乎都是经商的。朱熹、胡适的祖上是做茶叶生意的。第二：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大家知道封建社会的等级排列是：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的，商人的地位是低贱的，所以很多商人为了获得与经济相称的社会地位，其中的很多人发了家以后就弃商或者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走读书为官的道路，来借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儒学在徽商中的兴盛，在开始的时候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因为徽商中的大部分受到良好的教育，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同时，因为徽商的好儒学，也拉近了徽商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为自己的经营提供便利。但是到了后期，儒学在徽商中的兴盛却明显阻碍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徽商在外面赚了钱不是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而是回到老家置办田产、房产，建祠堂、办私塾。最终又回归到了土地上，然后就教育自己的子女读书取得功名。所以，徽商最终没能发展成资产阶级。而是被儒学同化成封建土地主阶层。徽商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开始没落。徽商的没落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长久的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对徽商的打击很大，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徽和浙江、江苏一带交战，而这一带正是徽商经营活动频繁的地方。战争使很多徽商的财产一夜之间损失殆尽。不用说，肯定都是被太平军和清军以合法和不合法的名义 强抢去了。 第二：清政府名目繁多的征税和募捐。清朝晚期，一方面面临国内的农民运动的威胁，另一方面又面临国外侵略者的盘剥。跟太平军打仗需要银子，后来在英国人面前吃了败仗，赔款也需要银子，而当时大清国国库里的存款还不到两千万两，那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