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

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2014年3月30日，马戎、杨圣敏、张健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以“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为主题，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症结，以及未来出路。

现有民族政策是否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改进的方向在哪里？如何做到政策与现实协调发展？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以《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为主题发表演讲。

马戎称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在新疆、西藏等地区逐步恶化，而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民族理论、制度、政策方面学习的榜样苏联已经以民族为单元解体，因此中国应该从根子上对建国以来所推行和宣传的民族理论、长期实施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

马戎在凤凰大学问沙龙演讲指出，如果不断地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现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都会被说成是“民族问题”。

马戎说，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过于强调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身份认同，使得13亿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强烈最明确的身份共同体就是自己属于哪个“民族”，一个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就把个人在现有政策体系中的所有位置和权益都确定下来了，“既然有这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人们也就会从民族关系的视角来解读身边所发生的满意或不满意的事情，而且还会把个体的诉求变成民族的整体诉求”。

马戎建议，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公民权的视野下来处理少数民族关心的所有民生问题和文化问题。

大家最重要的身份是中华民族成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应该享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如果在一些领域需要国家的帮助，他们也会以公民的身份得到帮助。

同时，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科技经济发达，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权益和各项合理需求，因此，要想使各少数民族真正认同中华民族、真正实现56个民族这个层面的“去政治化”，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大汉族主义。

以下为演讲全文：马戎：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对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问题不断恶化的发展态势，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所以今天下午来到凤凰大学问沙龙，一定对这些现象也都很了解，有很多的感触。

我和大家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特别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还会出现像314和75这样的恶性事件？当地的民族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解读它？我认为，只有把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搞清楚，我们才有可能知道用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引导人们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争取逐步改善各族之间的交往态势。

现在大家其实都希望生存在一个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里，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希望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中能够圆一个13亿中国人的“中国梦”。

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都是一致的。

一个国家要保持统一、稳定、进步、发展，社会和谐和内部的民族团结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我自己从事的专业是社会学，这20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从事社会调查，包括1987年到西藏去做社会调查，1997年去新疆做社会调查，这20多年里一直是在这些地方开展各类专题的实地调查研究。

而且从我本人的经历来说，我在1968年到1973年期间作为北京知青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的草原牧区插队，所以对这三个主要的民族自治地区有相当长时间的观察和感受。

中国应该对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社会学家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论和文字概念出发，更不是从政府的文件出发，而是从社会事实出发。

从这些年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社会事实来看，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能够同意下面这三个判断。

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GDP、政府税收、人们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很大改善，沿海省份和大都市地区居民的改善幅度更大一些，即使是在西部边疆地区，当地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非常显著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

但是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同时，西部地区一些地方的民族关系却在急剧恶化，而且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这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基本事实。

第二，新中国建国以来政府提出的民族理论、设立的民族制度、制定的民族政策，包括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建立各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建立民族学校和民族高校体系、设立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等等，这些应当说都是受到前苏联很大的影响。

我们长期宣讲的“民族”定义是斯大林提出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

在具体做法上，除了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之外，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现代国家在国民身份证上标明他属于哪一个“民族”，而且族际通婚的孩子必须申报父母所属“民族”中的一个，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其他国家都没有。

而且在许多国家里，这种做法是违反国家宪法的，因为这种身份差异会使社会把自己的国民区分为不同等级，给予区别性的待遇，而这是不公平的歧视行为。

在民族理论、制度、政策方面，我们长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苏联在1991年以民族为单位解体了，学习苏联体制的南斯拉夫随后也解体了。

这也是一个事实。

第三，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人来到美国之后曾经把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当作杀戮消灭的对象，北美印第安人原来约有1500万，最少时只剩下26万，后来又逐步增加。

一直到1924年才在人口普查的对象中包括了印第安人。

另外，美国黑人现在约占总人口的12.6%，他们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贩运过来的奴隶，一直到南北战争才废除了奴隶制。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废除了带有歧视性质的种族隔离制度。

尽管美国社会在今天仍然存在种族差别，从整体上来看，黑人群体在就业、地位、收入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社会中也仍然会出现歧视现象，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美国的种族关系整体来说比起历史上情况有了显著改善，标志之一就是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在选举中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一个黑人家庭成了白宫的主人。

这在以前是美国人不可想象的。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在新疆、西藏等地持续恶化；第二看到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曾经的学习榜样苏联忽然解体，而且这一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分裂运动还在向自治共和国这一层蔓延，包括俄罗斯的车臣、格鲁吉亚的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还有近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当年政治色彩浓厚的黑人运动，现在美国黑人如果发生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既不是争取独立或自治，也不是要求优惠待遇，而是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真正兑现美国宪法所赋予的平等的公民权。

从这三个基本事实出发，我认为目前中国应该从根子上对建国以来所推行和宣传的民族理论、长期实施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一个必要的反思。

我主张反思，并不是说以前走的路、做过的事都全都是错的，因为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先例的，一个几亿人的国家，那么深重的历史包袱，一方面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又有很深重的思想枷锁，当时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和体制变革是没有前人可以效仿的，所以我们的党和政府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前进，如果发现当初设想的道路的实践效果不理想时，就应当及时进行反思和必要的调整，这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大概从2004年开始，我一直在公开呼吁我国学术界应当对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深刻系统的反思，思考一下哪些方面需要坚持，哪些方面出现问题需要调整，而且即使要进行调整的话，也需要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取得一定共识，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看看我们应当朝哪个方向走，应当走几步，应当走多快。

虽然我一直在提倡对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也通过发表的文章在讨论我们在反思中应当考虑和借鉴的视角和方向，但是直至今天我并没有提出过任何政策调整的具体步骤，没有说过我们现在就需要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

我的文章一直是提出建议，认为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在理论、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方面可以朝着“去政治化”的方向想一想，可以朝着如何调整现有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的思路上想一想。

目前在学术界包括政府官员中尚未取得广泛共识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非常具体的做法，我担心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这也是前几年胡鞍钢和胡联合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引起很大反弹之后，我只好赶快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明我的观点与他们观点之间的重要区别。

“第二代民族政策”一下子提出很多具体的政策建议，我的文章没有涉及这些具体作法，而且我认为我对问题的提法和思路与他们是有明显差别的。

胡鞍钢教授是专门研究体制改革的，谈到民族问题时马上就想怎么来具体操作。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兹事体大，触及到我国的三大基本制度之一，而且到现在为止，所有出版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教科书都仍然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中央政府文件也一再重申“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要触动关于民族基本理论和制度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大事。

所以，我还是主张先在学术界讨论，而且这些讨论的方向、思路和视角应当得到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和少数民族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一方面的任何改革都不会取得理想的成效。

在今天，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观点就代表了真理。

我们只是一个学者，我的思考是基于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在民族地区大量的实地调查，我从198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民族社会学课程，也读了大量西方学者写的苏联解体之后剖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关著作，所以，我是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中提出问题，而不是从经典著作和政府文件出发来思考问题。

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搞“两个凡是”，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和文件出发。

当我们发现现有的理论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民族关系恶化的原因，这时就需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至于在我们在反思中提出的哪些观点有道理，哪些没有道理，或者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之后又该怎么具体去做，这些都是需要慎重对待和大家来共同讨论的。

如果不断强化民族意识所有矛盾都会被说成是“民族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新疆、西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开展实地调查，当地居民的民生问题是我们调研的主题，我们的调查专题包括了贫困问题、双语教育、流动人口、老城区改造、劳务输出、大学生就业、援疆和援藏项目的社会效应等。

我认为西部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民生问题绝对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我们必须防止在一个贫富差距大的社会，穷人仇恨富人，富人鄙视穷人。

如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相对富裕的民族和一些相对贫穷的民族，那么阶级矛盾就和民族问题叠加起来，再加上彼此之间在语言、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别，那是肯定要出大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在边疆地区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汉族地区同样存在。

比如在广东、浙江、安徽、福建这些比较发达的省份，山区里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民众同样也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利益，在这些地区也会发生很多群体性事件，不管是针对当地某个企业还是基层政府，其中许多群体性事件是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因为当地的民众在资源开发上没有获得利益，反而因环境污染给他们的生产和健康带来损害，但是这些群体性事件并没有构成民族问题，不满的群众会把抗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伤害他们的企业、警察、城管或者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