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
（公元960年—1279年）
重点、难点：
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
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
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
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
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
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
一、宋朝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首先，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兵权，重新编配禁军，将藩镇所辖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之中，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禁军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此后，又剥夺节度使全面掌管地方军事、行政、财务的权力，将其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节度使成为虚衔。
其次，由朝廷直接派遣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使地方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同时，太祖、太宗时要求各州，除地方财政所需之外，每年收入全部送交京师，将财权也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无法聚积财富与中央抗衡。
第三，皇帝加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控制，除重视制颁法律并不断提高编敕、编例的地位外，还将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
2、崇文抑武，强调慎法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
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
3、义利并举，重视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者一向推崇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进入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其突出表现是功利主义学派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坚决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和抑商政策，主张义利双行、农商并重。为了尽快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商品经济与富国强民息息相关，传统的抑商政策应有所改变。神宗就曾下诏：“政事之先，理财为急。”于是，“贵义贱利”逐渐转向义利并举，从官僚士大夫到民间百姓开始言财谈利。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民商事立法的活跃。
（二）主要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刻印颁行
宋朝立国之初，仍然沿用唐末的律、令、格、式及五代时期的法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制定《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下诏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大法，其内容源于《唐律疏议》，体例源于唐宣宗时首创的《大中刑律统类》，并在后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参酌详定而成。《宋刑统》共12篇，30卷，213门，502条。虽然其篇目、条数与唐律完全相同，内容的差异也极为有限，但仍然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
第一，改称“刑统”之名。宋朝以前的重要法典，基本称为“律”。《宋刑统》则继承唐末五代的法典编撰形式，将法典改称为“刑统”，使中国古代的法典名称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分门类编内容。《宋刑统》将各篇予以分类，在每篇之下，依据条文顺序、内容、
性质，将律文分为若干门，门下再分条，确立了分门别类编排律文的形式。
第三，刑律统类体例。《宋刑统》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近250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审定选取177条，经皇帝批准后，每条前均冠有“准”字，附于相关律文之后，确立了刑律统类的新体例。
第四，增设“起请条”。所谓“起请条”，是窦仪等人修订《宋刑统》时，根据社会变化及专制统治的需要，对原有律文和敕、令、格、式等予以审订，就一些具体内容提出调整变动建议，奏请太祖批准后，收入《宋刑统》的新增条款。起请条共32条，每条前均冠以“臣等参详”字样。
第五，总汇类推条文。唐律有“余条准此”内容44条，分别列在各有关律文之后，属法律类推性质。《宋刑统》将其总汇为一门，冠以“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之名，集中列在《名例律》中，便于使用。
第六，删去篇首疏议。《唐律疏议》每篇篇首都有疏议，内容包含篇名的渊源、变化、地位等，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但对律文规范的实施并无实质影响，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问题。《宋刑统》删去了每篇篇首的疏议。
《宋刑统》颁行后，曾进行过几次修改，但改动内容不大，它始终是两宋时期广泛沿用的一代大法。
2、编敕与条法事类
（1）编敕
《宋刑统》制定颁行于北宋初年，有些内容很难适应后来的社会变化。因此，两宋政权不断通过编敕弥补刑统之不足，编敕也就成为宋朝经常性的立法活动。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载：“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
敕是皇帝发布诏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可以对特定案件作出与律规定不同的裁决。但敕一般是在特定时间、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的，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编敕就是对单行散敕进行整理汇编，将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
宋朝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敕条越编越多，不但新帝即位或改元要重新编敕，而且朝廷、地方都在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如太祖时《建隆编敕》有4卷106条，太宗时《太平兴国编敕》有15卷之多，真宗时《咸平编敕》竟多达12卷18 555条。宋朝的编敕，北宋多于南宋。尤其神宗即位以后，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编敕，进一步提高了敕的地位，明确规定：“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以致最后出现了以敕代律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立法目的。
（2）条法事类
由于编敕是以时间先后为序，将散敕综合统编，往往同一内容散见于不同篇目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到南宋时期，又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依事项分门别类综合编纂，创制了“条法事类”的新形式。这种立法既加强了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又便于司法官吏检索适用。如宁宗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就是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财税、经济以及刑狱等方面的综合法规。它原有八十卷，现残存四十八卷，是研究宋朝法律制度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3、编例与特别法规
（1）编例
神宗以后，法律形式变化较大，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编例，成为宋朝重要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例分为条例和断例两类。条例是皇帝或中央机关下达的指示命令，亦称指挥；断例是判案成例。编例就是由专门机构将条例和断例加以整理统编，使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