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
李小银
（甘肃庆阳陇东学院历史系 745000）
摘要：东晋门阀士族与司马家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经过王敦之乱士族与皇权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被双方所接受，终于确立东晋特殊的门阀政治局面，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共同惨淡的经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世王朝。
关键词：东晋门阀政治确立
东晋王朝是在五胡乱华，西晋王朝灭亡并且没有皇权法统的情况下，由南下的北方士族联合南方士族共同拥立琅琊王司马睿建立的江左朝廷。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结合，造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门阀政治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一种畸形发展，士族与皇权共治在东晋最终形成，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所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1]门阀政治在东晋发展到了与皇权平行甚至超过了皇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东晋门阀政治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上承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下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转折。本文从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社会背景，东晋庄园经济的形成及兴盛，士族势力的上升，制度保障等四个方面来分析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
一、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社会背景
东晋门阀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皇权表现形式，长期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有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东晋时期政治的动乱。东晋时期战争不断，国家政治生活极不稳定，并且政治局面混乱。由于中原王朝衰落导致了少数民族大量的入侵。自永嘉之乱以后,大批流民南迁。“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河北范阳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居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老病，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居丹徒之京口。”
[3]士族徐邈“与乡人藏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4]这种局面持续时间非常长，对东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生产为主，流民运动往往意味着社会的动乱。真是由于这种动荡的社会局面为门阀政治这种畸形的皇权政治提供了可能。
第二，皇权的衰落。自西晋以来中国封建皇权表现出衰落的迹象。中国皇权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任何势力介入皇权。但是西晋以来特殊的政治形势，皇权在无奈之下衰落了。两晋之际“胡羯入侵”、“狼烟四起”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
前尖锐。在兵燹遍地的动荡年代，专制皇权在流民起义和民族斗争的打击之下，岌岌可危，加之西晋灭亡之后，由于无“合法”的血统继承，对专制皇权来说，可谓雪上加霜。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况，专制皇权想要继续运作，发挥其效力，显示其威严，便急需一种政治力量对其加一扶植，而这一时期的门阀政治正适应了这一需求。他们扶植皇权在江左得以运转，因此东晋王朝刚刚建立，皇权就表现出了衰落的迹象。“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司马睿）引之弥苦。[5]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6]可见皇权此时表现出了软弱，但不意味着皇权隐退，门阀势力可以为所欲为。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比过去显著，也不足以超越皇权，同时他们也需要皇权的庇护。
正因为如此皇权和门阀士族鉴于各自的目的和互得利益的要求，在一定的冲突之后，又常常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出现了“王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江左百余年的东晋门阀政治。正是有由于皇权的暂时性衰落，士族门阀政治才得以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三，东晋王朝建立的特殊过程。东晋王朝是在士族势力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西晋八王之乱后，接着王弥、石勒起兵，匈奴攻逼，北方形势一片混乱。北方大族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永兴三年（305），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用司马睿为东平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司马睿以王导为司马，“军谋密策”[7]皆由王导策划。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其时，宗室经过八王之乱，七零八落，毫无实力。而司马睿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8]素无名望又无业绩。江东的世家大族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态度冷淡，以致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吴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9]王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能与江东世家大族达成某种谅解，取得他们的支持，司马氏无法在江东立足。于是，他对其从兄王敦说：“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伦尤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
[10]他们兄弟二人积极拥立司马氏在江东立足。兄弟二人为了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共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江东世家大族意识到司马睿可能是未来世家大族日后要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向江东司马氏集团靠拢，顾贺出仕，并且使三吴士族纷纷投靠司马睿“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11]东晋王朝是在南北士族拥立下建立的，因此一开始世家大族就把持东晋朝政。总之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二、东晋庄园经济的形成及兴盛
一种政治现象的出现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东晋门阀政治的兴起就是由于封建庄园经济的形成，这种封建庄园形成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使其不与外界交流，便能自行运作，有很强的独立性。庄园经济始于东汉，普遍发展则是在两晋，它是一种以山川和耕地相连接的多种经营。两晋推行统一的荫户、占田制度以后。那时大庄园随处可见，如大官僚王戎“广收八方，园内水碓，周遍天下。”[12]藩兵在洛水之滨建立的庄园中，有养鱼的池沼、水碓、畜牧、菜圃各种果树“靡不荜植”石崇在洛阳的金谷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制宅地，却阻长，前临清渠，柏木几千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可见当时田庄规模之巨，体系之完整，几成独立的小经济体。又有江统说“公侯之尊莫不植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13]说明当时达官豪贵多有庄园。
正是曹魏西晋以来这种庄园经济的发展，到东晋时庄园经济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永嘉以后南来士族汲汲“求田问舍”经营田产，以致这一时期的庄园经济规模巨大。如渤海刁协一家在京口“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固吝山泽”“京口之蠹”[14]王导在锤山之野“良田八十余顷”[15]东晋庄园经济之发达可见一斑。当然东晋这种庄园经济如此的发达是有其原因的。为了笼络门阀士族，东晋朝廷在经济上也不得不对士族进行让步，门阀士族占山护泽，垄断了大量的田产，同时也分割了所占山泽之内本属，并侵占了朝廷的户口。东晋初年实行占田制，世家大族进一步侵占国家土地。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占田的等级层次，荫客特权，仍受法律的保护，并在内容上有所充实。从荫客的数量上看，高品荫客数略有减少，三品以下荫客数量却大幅度增加。
东晋的占田制旨在保护世家大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而等级占田的真正含义并不在限制私有土地的数量。而是对不同品级的成员就其土地，佃客数量和优免课役的范围，确立一种等级数量指标。为了拉拢南度士族和江南士族，对第一、第二品官与第三品以下的官吏占有土地和佃客的数量加以缩小，使门阀制度的基础更加稳固。东晋庄园自成体系，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在这类田庄中，有大量的奴婢、部曲和佃客依附进行生产。正是由于庄园经济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削弱了晋室，门阀大族所占人口不向国家纳税，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就使得国家相对式微。因此东晋朝廷只能依靠少数自耕农的赋役维持其皇权的运作。这种兴盛的庄园经济为门阀政治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东晋门阀士族势力的上升
门阀政治势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政治现象。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种政治制度呢。这就是士族地主势力的不断上升，并成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势力，是门阀大族支起门阀势力与皇权对抗，士族成为门阀势力的代言人。但其形成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士族的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