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_理性_效率与民主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JOURNAL OF THE GRADUATES VOL.31ɴ42010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10官僚制:理性、效率与民主*代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广东广州510275)【内容提要】官僚制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典范，对其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的重点。

论文追溯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并认为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趋势的产物，其核心是“理性”。

论文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批评官僚制的观点，认为公共行政学界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后官僚制范式”对韦伯理性官僚制所进行的效率和民主的质疑与否定，曲解了理性官僚制的本质，官僚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官僚机构进行有效的改良。

【关键词】官僚制;理性;效率;民主一、问题的缘起官僚制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典范，对其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的重点。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阐释了现代官僚制理论，尽管“作为一种实践的官僚制，在韦伯把它阐释为一种理论之前，就已经牢固确立了”［1］p24。

韦伯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所有领域内存在的组织形式，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形式在公共行政领域发挥到了极致。

官僚制组织形式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极致发挥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关的。

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对政府管理方式与组织模式进行变革，以适应“效率时代”的诉求。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党分赃制弊端日益显露，严重影响了行政机构的正常工作。

威尔逊认为，“政党分赃制的弊病是由于将行政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造成的”，“政治领域(制定政策)与行政领域(执行政策)分离可以解决许多政党分赃制的弊病”［1］p29。

“政治—行政二分法”由此应运而生，而“效率”也成为公共行政领域追求的核心价值。

作为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官僚制适应的时代需要和理论界诉求，成为行政组织的主导形式。

*收稿日期:2010－11－31作者简介:代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行为与制度分析官僚制:理性、效率与民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先进国家部门的管理发生了变革。

以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分别启动了国家的全面改革，而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很快扩展到澳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荷兰等国。

进入90年代，英国梅杰政府掀起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和“公民宪章运动”，美国克林顿政府推出“重塑政府”改革，布莱尔政府政府上台后实施了“第三条道路”改革等。

20世纪的后20年，成为政府改革的年代。

公共行政学界对官僚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官僚制的效率和民主的质疑与否定，代表理论包括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奥斯本和盖布勒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

随着以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后官僚制范式”成为政府管理的新愿景［2］。

面对政府机构的改革实践和理论界对官僚制的质疑与否定，官僚制真的要“终结”了吗?种种“后官僚制范式”对官僚制的批评是否合适?或者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回归韦伯对官僚制的阐释。

二、韦伯对官僚制的阐释(一)“理想类型”概念的提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倡导“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社会科学研究，但他认识到价值观念在社会科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观念成为韦伯建立其社会理论的方法。

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3］(上册)p40。

基于此，韦伯认为对一个历史情境的解释和说明需要为这一目的勾画出某种概念结构，由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type)概念。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分析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论述道:“理想类型是通过对不确定因素的抽象和组合后建构起来的，这些因素存在于现实之中，但极少或根本未曾以这种特定的形式呈现过”，“这种理想类型既不是对现实中任何特定方面的‘描述’，也不是一种假说，但对描述和解释却有帮助作用”，“理想类型的建立本身并不是目的，某种理想类型的应用效果只有与一个或一系列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得到评估，而建构它的惟一目的是便于对经验问题作出分析”［4］p162。

(二)三种类型的权威韦伯是在探讨统治类型的背景下对官僚制展开论述的。

韦伯认为，“统治”是指“在一个可标明的人群里，让具体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3］(上册)p238，而统治的维系除利用经济手段(物质利益)等因素外，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是“对合法性的信仰”。

韦伯认为根据所要求的合法性种类的不同，实施统治的特点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根据它们典型的合法性要求来区分统治的种类是恰当的”［3］(上册)p239。

由此韦伯提出了合法性权威的三种“纯粹的类型”［5］p32:(1)法理型权威，它建立在对特定的法律形式和规范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并承认出于法定权威地位的人的统治权力;(2)传统性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911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二○一○年第四期(3)超凡魅力(克里斯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

(三)官僚制的特征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是最理性的统治类型，基于此种权威的现代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表现为［6］p248－281:(1)存在着固定和法定的管辖范围原则，一般通过法律或行政规则加以规定;(2)存在着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原则，即有一个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体系，上级监督下级;(3)现代职务的执行建立在保存书面文件(档案)的基础之上，职务工作是与个人生活分离的领域，职位上的财物同官员的私有财产分开;(4)职务工作，至少是一切专门化的职务工作以深入的专业培训为前提;(5)职位得到充分发展时，职务工作要求官员要投入他的整个劳动力;(6)官员职务的执行根据一般的规定，这些规定或多或少是稳定的、全面的，并且是可以学习的。

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中，官员个人的地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韦伯论述道［6］(下册)p282－286:(1)现代官员总是力争并且大多数享有一种特别高对的、“等级的”社会评价;(2)官员是由上级权力机关任命的;(3)职位终身制，至少公共官僚机构是如此;(4)官员定期拿到货币报酬，一般采用固定薪金和退休金这种形式;(5)与机构的等级制度相适应，官员的“仕途生涯”从层级较低、不太重要、薪酬较少的职位向较高职位升迁。

(四)官僚制的本质:理性理性化概念出现在韦伯众多的著作中，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世界的祛魅”。

韦伯区分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以此对西方世俗理性化进程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作了分析和考察。

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最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实质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上册)p56。

根据形式理性，官僚制的理性类型可能是组织的最理性类型。

韦伯明确指出“官僚制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6］(下册)p324。

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僚制扩展，即使法律、政治和工业理性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官僚化是行为理性化在行政管理上的具体表现，它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所有领域。

西方理性化的总体趋势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将成为限制人类激情和个人自由的“铁笼”［4］p206。

三、对官僚制的批评事实上，对官僚制的批评历时已久。

默顿(Robert Merton)对官僚制批评道［7］p110－111:对规则的忠诚导致规则的绝对化，妨碍了官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调试的可能性，会导致无效率的产生;固守规则原先只是一种手段，后来却转化为目标本身，当一种工具性价值变成一种终极价值时，官僚组织便发生了目标置换，表现为形式021官僚制:理性、效率与民主主义;非人格化造成了官僚的冷漠和迟钝;等级制压制认得自由和首创精神。

公共行政学界对官僚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官僚制的效率和民主的质疑与否定，这其中的代表理论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

这些理论提出了改进官僚制的措施，并对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公共选择理论是将微观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而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

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认为官僚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并非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而是受到其利己利益的激励;官僚机构居于垄断地位，不受制于利润驱动，造成其浪费成性，毫无效率，不能满足消费者或公民的偏好。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官僚制组织最富有影响和争议的是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的官僚经济学理论。

尼斯坎南在《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指出［8］，官僚是理性自利的，追求预期收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

官僚的效用函数意味着官僚会扩张所在机构并增加预算，这是因为官僚机构扩张能够保障工作安全，增加晋升机会，提高薪金，是上层官吏拥有更大权力和特权等。

由此，尼斯坎南建立了其“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

尼斯坎南集中分析了官僚机构和官僚与国会和国会中政治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官僚机构作为“代理人”处于垄断代理和信息优势地位，官僚机构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努力在多数情况下会取得成功。

当然，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并非没有问题。

敦利威(Patrick Dunleavy)认为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难以反映官僚机构的真实内在逻辑，对官僚来说，重要的并非官僚机构的规模而是官僚机构的地位［9］。

尼斯坎南在《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一书中对自己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官僚力图使其自由决定的预算最大化”［10］p275。

尼斯坎南的理论提出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市场化改革建议，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新公共管理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由此形成的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

以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主要在三个方面［1］p11:(1)公共部门规模过大;(2)政府管辖范围过宽;(3)政府的方法(官僚制方法)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