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三例
一、宋代以理论史的典范之作——《唐鉴》
范祖禹之所以能够写出《唐鉴》这样的史学名著，与他的家庭氛围与师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他的伯祖父范镇（1008~1089）曾参与《新唐书》的编修，并与《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关系密切；缘此之故，长期受到范镇“抚育教诲”1的范祖禹对唐史也甚感兴趣并相当熟悉，从而得以被司马光选入《资治通鉴》局，编修《唐纪》部分。而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唐纪》的基础上，范祖禹又深受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折以义理”，著成义理史学的名篇《唐鉴》。因此，在论述范祖禹《唐鉴》之前，这里先对范镇参修《新唐书》和范祖禹与修《资治通鉴·唐纪》的情况略做叙述。
（一）范镇对《新唐书》、范祖禹对《资治通鉴·唐纪》编修的贡献
《新唐书》的修撰，始于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诏命宋祁、王尧臣、张方平、余靖为同刊修官。同年闰五月，又诏命“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与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邵泌“并为编修《唐书》官”，《新唐书》书局正式成立。皇祐元年（1049年），宋祁被任命为“刊修官”，当时编修官有王畴、范镇、吕夏卿、宋次道四人。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也被任命为“刊修官”。后来，又加刘羲叟、梅圣俞为编修官。嘉祐五年（1060年），设局编修历时17年的《新唐书》完成。
《新唐书》虽以“刊修官”欧阳修、宋祁署名，但实际上编修官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刘羲叟、梅圣俞6位做了大量工作和重要贡献。先是协助宋祁完成列传，继后又协助欧阳修完成志、纪、表。在编修过程中，“宋祁、范镇到局各及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以上”。而宋祁在这17年中，曾出京为官，离开书局（但仍为刊修官）；欧阳修则是至和元年到局，故自始至终参加《新唐书》修撰的编修官只有范镇一人。范镇在编修《新唐书》中的具体分工不甚清楚，但他长期在局，勤恳修纂，贡献卓著。范镇自称：
1[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七《祭蜀公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景彝（畴）与予同在《唐书》局，十余年如一日……”2欧阳修对此做过充分肯定，他写道：“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3
可见，《新唐书》编修历时绵长，过程曲折，其间人员出入较大，而华阳范镇则是始终在局的编修官，又是“用功最多”的编修官之一。所以，范镇对《新唐书》成书的贡献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范镇对唐史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了他的侄孙范祖禹（1041~1098）。范祖禹自幼丧父，寄居其叔祖范镇家，范镇“抚育如己子”4，范祖禹因此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尤其跟随范镇打下了坚实的唐史基础。范镇与司马光关系友善，对范祖禹的史学功底尤其是唐史水平自然比较了解，所以在修撰《资治通鉴》时，把范祖禹辟为“同修”，参加唐史部分的编修工作。
在《资治通鉴》成书过程中，司马光的三位助手贡献卓著。司马光之子、任“检阅文字”的司马康曾对三人的分工情况及作用有简要说明：“《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5即是说，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攽（字贡甫、贡父）、刘恕（字道原）和范祖禹（字纯甫、淳夫，一字梦得）是得力助手，他们分别负责《通鉴》的两汉、魏晋至隋和唐五代部分的编写。此说出自司马光门人晁说之后来的追记，未必完全可信，但范祖禹负责有唐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则自来无有异辞。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是所谓的“长编法”，即先搜集归类各种材料，以年月日为丛目；接着按编年体的形式纂成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后在考其异同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形成定稿。前两项工作由司马光指导，主要由助手完成；末一项工作一般由司马光亲自进行。唐史部分，范祖禹就是在司马光的指导下，完成了丛目和长编的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有司马光《与宋次道书》为证：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2[宋]范镇：《东斋记事》卷三，汝沛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一《辞转礼部侍郎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794页。
5[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七《送王性之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6
由此可知，范祖禹仅唐朝部分的长编就编有“六七百卷”之多（最后成书仅81卷），而丛目部分当有更大的份量，足见其劳苦功高。
进一步从编修时间上来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有志于纂修一部编年通史的司马光奏进《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得到朝廷的重视和肯定。不久司马光受诏设局，接续编修《通志》，意欲将“上自战国，下至五代”的历史贯通（次年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最初以刘恕、刘攽入局同修。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发生政治变动，刘攽在四月被贬泰州通判，司马光遂推荐范祖禹入局接替。《长编》对此有载：“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代之。”7次年夏天，刘攽离京赴任。不久，刘恕又出知南康军。书局仅有范祖禹一人同修。熙宁五年（1072年）初，司马光将书局西迁洛阳，仍然只有范祖禹一人同修。虽然刘攽、刘恕仍在修史，但已不在书局了，刘恕后来曾有“数月”的时间到洛阳参加书局修史，并在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去世。《资治通鉴》是在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彻底完成的。
可以看出，刘攽在局6年，刘恕在局7年，范祖禹则在局15年，范虽然入局最晚，却在局时间最长。范祖禹15年都在司马光身边，其中有整整6年的时间书局只有范祖禹一个“同修”（司马康仅是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而已），全力协助司马光，其贡献之大，恐怕不宜仅仅以他编修有唐朝丛目和长编可以言尽。或许他对司马光的考证异同、删削定稿，都参与了一定量的工作。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范祖禹不仅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最终成书贡献卓著，而且还把司马光传授的长编修史方法在巴蜀地区继续传播，直接影响了南宋史家“二李”即李焘、李心传的史学创作，他们分别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长编修史方法的直接产物。
6[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十》引高似孙《纬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02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O，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90页。
（二）范祖禹《唐鉴》对儒学思想的阐发
由上可见，范祖禹上承家学，复师事司马光，受到正统儒学教育和史学训练。考中进士后，长期追随司马光在洛阳纂修《资治通鉴》。而他生活的时代，又是理学兴起之时，他与二程兄弟之间也交谊甚深，其史学颇受理学影响。因为这三方面的机缘，范祖禹既能师承司马光修习治史之法，又能吸取二程洛学思想，以理论史，遂在史学上自成一家。
《唐鉴》是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唐纪》的基础上编写的。他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进唐鉴表》中说：“臣昔在先朝，承乏典局，实董有唐。尝于油（应为丝旁）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缉成一书。”8《唐鉴》原本12卷，今本24卷，为南宋吕祖谦作注时所析。全书上起唐高祖起兵，下讫朱温篡唐，是一部编年体的简明唐代兴衰史。其编纂体例是，每卷先列史事，后发议论，史实与议论相结合。据统计，全书史事332条，五万余字；史论294条，亦五万余字，大抵是史事与议论并重。选材上偏重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或褒或贬，凡三致意。史称其书“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祖禹）为‘唐鉴公’”9。在当时影响十分巨大。
范祖禹既主修《资治通鉴·唐纪》；在此之前石介的《唐鉴》、江休复的《唐宜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俱已成书流传，像《唐史论断》更是声誉昭著。范祖禹何以又要撰写《唐鉴》呢？最关键的是范祖禹受当时蓬勃发展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嫌上述诸家于义理阐发不足。为更好地服务于当朝政治，配合时代潮流，就需要从比较纯粹的儒学角度，去解释、去评判唐代三百年的治乱兴衰。《唐鉴》正是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
《唐鉴》以义理入史10，对儒学思想的阐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重视君道、臣道的总结，这是全书的中心。传统社会推行君主专制，君主是否奉行君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在范祖禹看来，君道足以包括正心修身、勤政节俭、虚怀纳谏、严教太子、慎重择相、用贤摈佞、施政以仁、讲求礼法等等。在一些方面，范祖禹的议论甚能切中要害，引人警惕。如论正心修身，他说：“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以此证明《孟子》“君仁
8[宋]范祖禹：《进唐鉴原表》，载《唐鉴》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800页。
10参见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1986年。
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的义理。11这种论史角度，与孙甫就迥然异趣。孙甫对太宗推许备至，先称之以“圣子”，后许以为明主，12皆是就其功业事迹发论。而范祖禹则看到太宗正心修身上的缺失，开篇即明太宗其身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从而指出“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13。因为唐之开国君主其身不正，所以终唐一世，人君所为多不合义理，“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此外，唐德宗性猜忌，唐文宗好权术，这在范祖禹看来都不是为君之道而无益于治道，“人君一不正其心，则无以正万事。苟以术御下，是自行诈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在强调为君应行君道的同时，《唐鉴》还用了相当篇幅倡导为臣尽臣道的道理。范氏在强调君为臣纲这一主旨时，明确指出臣子不能苟从于君主。他发扬新儒学的义理，特别是从古老的《孝经》出发，提出从道不从君的大胆思想，认为君臣关系应是“以道相与，以义相正”，“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14。既然如此，君主有过当谏，有误当正；并认为谏与不谏是区别贤佞的标志。他说：“（贤相）不惟以谏争为己任，又引天下之贤者使之谏其君，此爱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谀其主，又恶人之谏，恐其为己不利，此贼君之大者也。”并引孔、孟言语，认为士大夫“行己有耻”，提倡重义轻利。15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当时思想家在理学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正由于范祖禹对君臣关系这些新认识，并在实际的进读和劝讲中加以贯彻，所以南宋高宗赞其有“台谏手段”16，同乡苏轼夸其为“讲官第一”17。
第二，强调纲常伦理的树立，这是全书的主线。纲常伦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宋代新儒学特别是理学着力强调的。受儒家学复兴运动和理学思潮影响的范祖禹，在评史的过程中，更是立图正名分，立纲常。如之前备受世人包括学者孙甫等人推崇的唐太宗，在范祖禹看来不仅是其身不正，而且僭越名分，违背纲常。他在《唐鉴》开卷头条即书：李世民胁父起兵于太原，是“陷父于罪”；而其父
11[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参见[宋]孙甫《唐史论断》卷上《高祖太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宋]范祖禹：《唐鉴》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宋]范祖禹：《唐鉴》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800页。
子又臣事突厥，导致“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先是杀害已被立为太子的建成，接着自己当了皇太子，范祖禹认为这完全是践踏纲常、蔑视伦理的表现，他写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太宗之罪著矣！”18对于武后、肃宗，范祖禹也一并斥为篡国。他不同意老师司马光“但据功业之实而书之”、在《通鉴》中直书武则天年号的做法，在《唐鉴》中黜武后之号而以“嗣圣”纪年，明确指出：“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贼。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他论肃宗也说：“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并进而指出：
唐有天下几三百年，……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正万事，难矣！其享国长久，亦曰幸哉！19
可以看出，纲常名分是范祖禹论述有唐一代治乱兴衰的一把标尺，不论有无事功，一律以此为准绳。这较当时孙甫、欧阳修、司马光等唐史论者都要明决，显示出更为浓厚的理学印记，故而后世理学家称《唐鉴》所论“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传也”。20
第三，摈弃天命，提倡天理，体现出当时新的历史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儒学的发展，天命神权观在宋代日益衰落。在范祖禹之前，欧阳修就已经用“人事”替换了天理，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21到范祖禹的时代，理学们家已经高倡天理，力图以天理取代天命，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程颐就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22这个理就是指天理，君道臣道都包容于其中，是不能违背。范祖禹的《唐鉴》便以此观念评论历史，他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君臣而言之，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
18[宋]范祖禹：《唐鉴》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林之竒：《拙斋文集》卷十二《论作史之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97页。
22[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此穷理也，穷理则性尽，性尽则至于命矣。”23遵循天理，就会天下大治。如唐太宗听从魏征的意见，是“顺天下之理而治之”，于是“行之四年，遂致太平”。24反之，违背天理，就会天下大乱。如他说：“明皇一日杀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赏。谗谄得志，天理灭矣，安得久而不乱乎！”25由此，宋儒发明的天理就巧妙地注入到史着之中，取代了前此僵化的天命史观，从而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历史哲学。
可见，《唐鉴》以史著的形式集中、系统地反映了理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鲜明地体现了理学兴起的时代特色和义理史学的论史特点，是宋代较为完整地领会理学主旨而撰写的第一部义理史著。此书的完成，标志着义理史学已在宋神宗之世由前期转入后期，由单纯模仿《春秋》褒贬义例，发展到广泛援经入史，史学逐步义理化。因而此书一出，即受到理学家们的高度称赞，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与程颐《易传》在经学界的地位相当，都是“理正词直”，可以“追配古作”。26程颐更视此为案头之书，以为“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27南宋朱熹、吕祖谦、韩淲等人将其与之前盛行一时的孙甫《唐史论断》（简称《唐论》）比较，都认为《唐鉴》“理”胜《唐论》，“《唐论》有才术，《唐鉴》有学术。……之翰（孙甫）史才也，醇甫（范祖禹）则学者耳。”28准确地把握了《唐鉴》的特点和价值。
《唐鉴》之后，以理入史的著作日多，其中不少还是理学家亲自编撰而成。如胡寅有《读史管见》，朱熹有《通鉴纲目》，张栻有《经世纪年》，吕祖谦有《大事记》等，都是义理史学的经典之作。到南宋后期，有人将义理史学著作汇集成书，名为《读史明辩》29，奉为读史论史的准绳。其中尤以范祖禹、胡寅、朱熹三人所著最为有名，南宋刘克庄以为：此三书之作，“圣贤复起，必从之也”30。
二、张栻以义利之辨论史
23[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宋]范祖禹：《唐鉴》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范祖禹：《唐鉴》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宋]楼钥：《攻媿集》卷六十六《答綦君（更生）论文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27[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3页。2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二十七》，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54页；[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7页。
30[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O六《方蒙仲通鉴表微》，王蓉贵、向以鲜点校，刁忠民审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3页。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是南宋孝宗朝崛起的理学大儒，与同时的朱熹齐名。他本为蜀人，但自幼随父离蜀，一生主要是在湖南居住和讲学，并将胡安国开创的理学湖湘学派发展到鼎盛。与北宋范祖禹主要是史学家不同，张栻则主要是理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抹上了更为浓郁的理学色彩。
张栻著述丰富，主要偏于经部，专门的史部专著仅有《通鉴论笃》3卷、《经世纪年》2卷和《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1卷共3种，此外文集中尚有《史论》24篇。《通鉴论笃》“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多或全篇，少至一二语，去取甚严”。31即是按照理学标准对《资治通鉴》史论部分的删节。《经世纪年》则是在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基础上改编的，一方面作成图表，“考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为六图”，旨在“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一方面“明微扶正”，即以理学家强调的所谓“纯儒”的正统观念对传统史学中的正闰关系进行调整。32这两部史著都已佚失。下面主要依据现存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和《史论》24篇，探讨张栻的史学思想。33第一，以义利之辨为论史尺度。大讲义利之辨，是张栻理学思想的要旨。正如他自述其“讲学之要”时所说：“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34由此出发，张栻在评论历史时，也总是以义利之辨为准绳，作为史著中材料取舍的依据和史论中人物得失的标准。
比较张栻《诸葛忠武侯传》和陈寿、裴松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张栻对传注材料的取舍很有规律，即以义利的尺度去区分哪些是“纯儒”之举，哪些是“杂驳”之术，对纯儒性的言行大力表彰，而对杂驳性的举措一概弃之不取，不顾历史事实地删减有关史料，以维护诸葛亮的所谓“纯儒”形象。比如，诸葛亮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事，明载刘备遗诏之中，确凿无疑，而张栻却武断地删去，因为他认为这些书都是权谋功利的“杂伯”之书。诸葛亮曾有“自比管、乐”之语，从南朝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到南宋陈亮《酌古论》
3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3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07~5608页。
33这里的论述主要参考蔡东洲《试论张栻的史学思想》，《天府新论》1992年第2期。
34[宋]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775页。
均无否定，而张栻却以“传者之误”为由加以删削。因为在他看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管仲和辅佐燕昭王连破七城的乐毅就是功利杂霸的代表，诸葛亮是纯儒与正义的典范，绝不可能“自比管、乐”。张栻只辨义利、不顾史实的撰史作法，同时的另一理学大师朱熹也觉得有些过份，认为在史实无疑的情况下，“不当不载管、乐自许事”。然而张栻却坚持己见并大胆地阐明笔削之意：“予推明其本心，证以平生大节，而削史之说有近于霸术者，区区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过也。”35
不难看出，张栻对诸葛亮的评价，采取的完全是重义轻利的人物褒贬标准。这在他的另一篇有关诸葛亮的文章中进一步得到反映，他认为，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功业不就，“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光；“其治国，立经陈纪，而不为近图；其用兵，正义明律，而不以诡计”，可谓深明义利之大旨。36张栻这种褒美仁义、痛斥功利的做法，还体现在他对其它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如对汉初名臣张良、萧何，他褒张贬萧，因为张良“所守在义而不以利”，有儒者气象：“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是非有为而为，“故能屈伸在己，而动无不得”；而萧何则是心怀功利，只能被人“侮而忽之”。37另外对东晋建功立业的名臣温峤，张栻竟认为其动机不纯，为的是“投富贵之机，赴功名之会”，说什么即使他能辅佐东晋收复中原，一统天下，也不足道。38这就把义利之辨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二，坚持“居正”为重的正统史观。重视正统论，是宋代儒学更新下史学发展的一大特征。正统论是史书撰写上的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它往往以某种标准为历朝历代的政权构建出一套合法性系谱。其标准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北宋时期由于统一问题基本解决，因此当时的学者讲正统时多注重一统，忽视居正，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其中正统的赋予，就是以统一为标准的，他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下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
35[宋]张栻：《张栻全集·汉丞相诸葛武侯传》，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6~1226页。
36[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衡山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00~701页。
37[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六《张子房平生出处》，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79页。
38[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七《温峤得失》，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01~802页。
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39然而到了张栻的时代，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半壁，一统为正就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反驳。张栻在正统观上，便是注重居正而忽视一统的典型代表。
张栻认为，“合天下于一”是伯道功利之私，而“居天下之正”才是天命人心之公。因此，在他的正统观里只有“居正”，没有“一统”的踪影。这同他严于义利之辨、王霸之别的论史尺度是相辅相成的。据其《经世纪年自序》，他深明“尊王攘夷”的大义，以正闰之论，力扶万世之纲常。可以说，《经世纪年》就是这种史法思想的体现。
“尊王”就是尊崇以仁义得天下、由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帝王，而不是凭权力篡夺的僭伪之君。为此，他对历史上所谓以仁义取天下的帝王的作为如舜禹践位、汤武革命、刘邦建汉、光武中兴等都备加赞扬，予以正统相传；而对夏朝寒浞弑君夺位、秦王以暴力一统天下、新莽、曹魏篡夺汉室，则痛加批判，认为不得为正统。其中他在三国正统的归属上，夺曹魏之统以归蜀汉，影响尤为深远。曹魏篡权自立，在此之前虽也受到不少儒者的非议，但因其占据中原之地，且下启西晋一统之局，故历代史家多以正统归之。直到北宋中期的欧阳修与司马光都仍坚持以曹魏为正统的传统史法。张栻认为《资治通鉴》“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当时“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地也，要尽后主末年始系魏年号为正”。40所以他在《经世纪年》中，直书蜀之年号，以为三国正统。此后，朱熹撰《通鉴纲目》也采取以蜀汉为正统的史法，以后的李杞《改修三国志》，萧常和郝经的两种《续后汉书》以及赵居信的《蜀汉本末》都遵循此法。从此，伪魏正蜀的正统观便逐渐深入人心了。
“攘夷”是张栻正统史观的又一组成部分。他在论及南北朝时代、五代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并存时，无论少数民族政权如何强盛和清明，无论汉族政权多么弱小和腐败，正统一律系于汉族王朝。张栻在史论中对东晋琅琊王坐视怀、愍二帝蒙尘而不救的不忠不义痛加贬斥，但仍然将王统系于东晋。41同样，他认为五代朱温等本为篡伪之君，但北方辽朝是契丹族所建，不当续正统，故不得不
3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四月末“臣光曰”，“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40[宋]张栻：《张栻全集·汉丞相诸葛武侯传》，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5页。41[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七《晋元帝中兴得失》，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
年版，第799~800页。
系正统于五代政权。42显然，他的这一史法思想是与当时宋金对峙的时局和他坚持抗金的立场分不开的。
三、魏了翁注重考据和识古今制度之变的思想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是南宋继朱熹之后的著名理学家之一，其时望甚高，有“南方共宗鹤山老”43的盛誉；又与当时另一理学重臣真德秀（号西山）齐名，并称“真魏”。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比较二人的学术后指出：“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44充分肯定了魏了翁杰出的理学造诣。
魏了翁虽然主要以理学名世，但在史学上也甚为用心。他濡染于巴蜀发达的史学环境，早年便对杜佑的《通典》“熟复终帙”，并“仿其书为《国朝通典》”45，又长期与李心传、彭百川、李壁等四川史学名家交游往来，并曾在朝廷兼任国史院编修等史官，故在史学上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在兼任史官时，特别对当时实录编修出现的“卷帙猥繁”、“纪载脱略”的弊病提出批评，要求做到“文省而事详”，否则“是非失实，无以传示方来”，46显示出严谨的修史态度。具体到史学思想上，魏了翁既有一般理学家论史重纲常伦理的共性，更有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注重考据、注重识古今制度之变的特点。
（一）论史重纲常伦理
和当时其他理学家一样，魏了翁主要是以理学那套新的义理史观来评判历史。如好友裴梦得（字及卿）所著《史汉四纪》，“进楚隐，尊义帝，去逆吕，纪二少帝，而列孺子婴于孝平、光武之间”，这与历史上实际的王位统治秩序明显不同，但与理学家注重纲常伦理的正统观吻合，故深得了翁赞赏，以为其书有“扶天理、正人心”之功。裴氏另著有《汉注拾遗》，了翁亦称其“明辨详说，以正
42[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四《经世纪年序》，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49页。
43[宋]家铉翁：《则堂集》卷五《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96页。
45[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四《通典跋》，四部丛刊初编本。
46[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论实录缺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人心”47。注重从所谓“天理”、“人心”的角度论史，正是理学家的鲜明特征。下面魏了翁《经外杂抄》的两篇笔记更可见他的这一论史尺度。
王介甫（安石）《宰嚭》诗：“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李泰伯（觏）诗：“若教管仲身长在，宫内何妨有六人。”程正叔（颐）云：管仲时，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虽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程说知本，王、李何其谬也！
介甫《读蜀志》诗：“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后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李季章（壁）注云云，其实兴复之义，天理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纷争言。48
这两条是魏了翁读李壁（字季章）《临川诗注》时的摘抄，虽然都是李壁的观点，但明显反映出魏了翁的论史倾向，即要从“天理”、“人心”这一“本源”的高度来评判历史。另外魏了翁在《经外杂抄》中还摘抄了理学家胡寅评诸葛亮、唐太宗的两篇文字，如不以“成败利钝”看待诸葛亮，而直伸其“忠义之行”；不重唐太宗的“功业”，而要辨明其“出于人心有不可泯灭”的那些是是非非49，同样反映出魏了翁论史重纲常伦理的理学家本色。
魏了翁这一史观还反映在他对年表体例的认识上。他认为年表不能“徒以记谱牒、书官名”、“仅书拜罢而不著理乱”，而要注重“明理乱得失之实”，特别称赞和引录理学家吕祖谦通过年表的用心编排以见“亲疏之相辅”、“勋戚之薄厚”、“君臣之职分”的年表观。他对时人尹起莘在朱熹《通鉴纲目》基础上又做《发明》的举动也大为叹赏，认为其书“（对三家分晋之事）直据《史记》为自相推立，实未尝请命。曹操簒于汉末，实未尝畏名义而不敢废汉。至书汉魏晋唐以来乱臣、贼子、孽后、妖嫔，推明文公（朱熹）秉法之意，尤懔懔可畏”，无愧“《纲
47[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五《裴及卿史汉四纪序》、《裴及卿汉注拾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48[宋]魏了翁：《经外杂抄》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按：这两条分别摘抄自李壁的《王荆公诗注》卷四十八《宰嚭》：“程氏云：‘李觐谓：若教管仲身长在，宫里何妨更六人。此语不然。管仲时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巳蠹，虽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公（王安石）语亦李意。当以程说为允。”卷四十六《读蜀志》：“公此诗于理似未安，兴复之义，天意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纷争言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可参见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一《半山读蜀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49[宋]魏了翁：《经外杂抄》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目》之忠臣”。50这些都进一步显示出了翁注重以纲常伦理评判历史的立场。
（二）注重考据和识古今制度之变
如果说魏了翁论史重纲常伦理与一般理学家并无二致的话，那么他注重考据、注重识古今制度之变的思想，则与一般理学家有明显区别了。
我们知道，魏了翁在宝庆二年至绍定四年(1226~1231年)谪居靖州（今湖南靖县）期间，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称：“此来山间温寻旧读，益觉今是昨非，安知数年后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惧，未暇轻有著述。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51可见，魏了翁在来靖州之前主要精力是放在研读“先儒解说”即朱熹等人的著作上；而现在是要“一一从圣经看来”、“一一精体实践”，直接从原始经典中吸取“活精神”，并将包括朱熹在内的先儒传注义疏“重新整顿”。
从学术理路上看，魏了翁思想的这次转变，主要就是从单纯地重视儒家义理特别是理学思想的探求，转变为兼重义理之所由来的考据之功，将考据与义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则是集中于细密的考据功夫上，希望通过笃实的考据来更好地阐发义理。他自称：“自《易》、《诗》、《书》、《三礼》、《语》、《孟》重下顿[钝]工夫，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52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魏了翁编纂了《九经要义》、《古今考》等书，还做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后人编为《经史杂抄》（或称《读书杂抄》）、《经外杂抄》等。
《九经要义》是了翁对“诸经义疏”的“重加辑比”、“重与疏剔”、“重别编校”53，并“将要紧处编出”54而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了翁的经学思想。而《古今考》则主要是一部试图阐明“古今典礼名物之变”55的历史著作。但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大致说来，《九经要义》的编纂是基础，《古今考》的撰写才是更高的追求，前者乃后者之预备。这正如宋末元初的方回所说：“鹤山先生渠阳山中
50[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六《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通鉴纲目发明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51[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四部丛刊初编本。
5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四《答丁大监（黻）》，四部丛刊初编本。
53[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四《答范殿撰（子长）》、《答许介之解元（玠》、卷三十六《答苏伯起（振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54[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五《答朱择善（改之）》，四部丛刊初编本。
55[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七《程运使（遇孙）》，四部丛刊初编本。
尝取‘九经’注疏为《要义》，所以为《古今考》张本也。”56方回并在了翁《古今考》“姓刘氏”条下专门附录了了翁《九经要义》中一段论述姓氏源流的文字。两相对比，确是大同小异。足见此说不虚。了翁自己在述其《古今考》的由来时也说：
某山间三阅寒暑，于“六经”名数、文义上重下钝功夫，的然见得古人所志所学，历战国、暴秦以后无传焉，极于五胡之乱，影灭迹绝。……方欲通古今为一书，使后之有志于王道者，犹可以推原寻流。57
所谓“于‘六经’名数、文义上重下钝功夫”，就是在编纂《九经要义》；最后的“欲通古今为一书”，就是指《古今考》之作，可见前者确为后者之张目。当然，《九经要义》涉及的方面很广，而《古今考》则主要局限于“典礼名物”，所考“多在制度”58。两者的性质和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多辨证经义之语”的《经史杂抄》59（即《读书杂抄》）、“杂录诸书而略以己意标识于下”的《经外杂抄》，都主要是魏了翁在靖州“随手记载，以备考证之用”60的笔记，大约也有为其《古今考》作铺垫之意。
《古今考》只写有很少的内容，除自序一篇外，“仅得二十条，又有录无书者四条”61，不足一卷，是一部未完之帙。后来宋末元初的方回得其“草稿”之后，才继承了翁思路，将其扩展到38卷的规模（另有20卷本），但“宋元间并无刊本，至（明朝）王圻始为付梓”62，清朝时收载《四库全书》中。了翁的自序非常重要，有必要详引如下：
自两汉诸儒去古未远，已不能尽识三代遗制，凡冕服、车旗类，以叔孙
56[宋]魏了翁、[元]方回（续）：《古今考》卷一《姓刘氏·附论赐姓赐氏赐族之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四《答袁衢州（甫）》，四部丛刊初编本。
58[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一八《<古今考续古今考>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7页。
59[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二六《<经史杂抄>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82页。
60[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一八《<经外杂抄>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6页。
61[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一八《<古今考续古今考>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7页。
62[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通所作汉礼制度为据，其所臆度者无以名之，则曰：犹今之某物。然孔、贾诸儒为之疏义，则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因叹三代遗制，始变于周末，大坏于秦、汉，而尽亡于魏、晋以后，虽名物称谓，字义音释，亦鲜有存者，故使经生学士白首穷经，而弊弊于训诂占毕之末，有终其身而不能尽知者。呜呼！是谁之咎与？解之繇曰：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汉承秦敝，大难既解，是无所往也，而昧于“来复夙往”之戒，徒能随世就事，为秦汉以后规模。贾谊所谓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者，盖欲及时定制，尽复三代之旧，为万世太平计，而一时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则浸远浸疏，盖自是人情习于简陋，古制盖不可考矣。姑即汉纪，随文辩证，作《古今考》。63
由这段引文可知，了翁非常推崇儒家经典载录的“三代遗制”，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它便逐渐败坏不堪，至魏晋以后就彻底不再；“去古不远”、“大难既解”的汉朝最宜担当兴复之责，反而“随世就事”、“习于简陋”，终致诸儒不能“尽识三代遗制”，当道君臣也不能“尽复三代之旧”。正由于认为汉朝在“三代遗制”的演变进程中处于如此关键的地位，所以了翁特意选取《汉书·本纪》的内容为话头，本诸儒家经疏，力图将长期困扰无数“经生学士”的“古制”及其演变情况疏通清楚。这在了翁为他人著作作序时说得更为简明：“嬴政率意变古，而汉兴，昧于有‘攸往夙吉’之训，凡三代文献，无所证于后世。予尝读其书（《汉书》）而愤叹，乃考之‘六经’，订之王法，以识古今之变为一书，使后人泝流寻原，尚有以见古人大经大法之所自。”64
《古今考》的编纂体例非常考究，以《汉书·本纪》本文的内容标目，而“于历代制度推类以尽其余”，“盖特借《汉书》中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与史家本文则绝不相涉也”。65具体说来，了翁所撰的二十条考证，均是以《汉书·高帝纪》本文的内容标目。如《高帝纪》首段记载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63[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四《古今考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64[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五《裴及卿汉注拾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65[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一八《<古今考续古今考>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7页。
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了翁不是对这段话本身的内容进行阐释，而是分别以“高祖”、“丰沛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母媪梦与神遇”（此条有目无文）、“母媪父太公”标目，借机对涉及到的名物做追源溯流式的考证辨释。如“高祖”条下是阐述庙号、谥号的由来及变迁，“丰沛邑中阳里人”条下是考述郡、县、邑、里等地方组织的形成演变，“姓刘氏”条下是论姓氏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但了翁不是津津于细故的乾嘉考据诸儒，他是理学家，考据不是目的，义理才是根本，他是力图通过考据来阐发义理。如“高祖”条下，了翁这样写道：
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系之帝即谥也，系之祖则庙号也。武丁、祖甲、太甲，虽有庙号，而丁甲以日为纪，非谥也。由殷而上，无谥。或以尧、舜、禹等为谥，非也。至殷始有三宗庙号，至周始有文武等谥，至高帝然后一人而有谥有号。然谥曰高皇帝，庙曰高祖，犹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后，然后号与谥异，然犹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耳，又其后，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显宗；既曰章帝，又曰肃宗，不知节谥者安所据也？明帝犹可宗也。又其后也，和帝曰穆宗，殇帝曰？宗，安帝曰恭宗。则终汉之世，无一而非宗者。又其后也，帝谥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虽有博识强记之士，固已不能悉数，施诸诏命奏疏，亦以文繁，难于节约。其势必以庙号、陵名代之，则是一人而兼十余字之美，义有相包，字犹别出，虽有昏僻之主，犹得仁圣之名。施诸当时，人已议朝臣之庸鄙；书诸简策，人复议世道之浇讹。相承至今，谥为虚设，仅以陵庙见诸典章。又极其事而言之，则必缺如。
殷三宗、汉七制，无害其为庙号，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毁之数也。和、殇、安、顺以来，胡为而皆无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殇、安、顺亦得为宗，则知庙号而承陋袭讹，不可不速已也。
很明显，这段话既以考据之功把庙号、谥号的源流和区别做了梳理，同时也说明，愈到后来，庙号、谥号愈来愈失去其本真，昭示出世道的沦丧和社会的危机，对
世人尤其是后世君王颇具警示作用。了翁自称其书“有补于世教”66，于此可见一斑。
了翁这种注重深入儒家原典，注重结合“名数、文义”的考据来阐发义理的思想，既是要改变当时程朱理学盛行之后多数学者祖述程朱、“流情传注”的弊病，显示出不凡的创新精神，也预示了后来经史之学的发展方向，成为明清经史考据之学发展的先导。67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了翁的《古今考》在明清时期仍然受到学者重视，并时加征引。如明人杨慎《丹铅余录·总录》、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徐乾学《读礼通考》、《钦定历代职官表》等书都有引录，显示了《古今考》在考据学上的价值。
66[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七《程运使（遇孙）》，四部丛刊初编本。
67参见蔡方鹿《魏了翁评传》，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50~352页；《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蔡先生这里只言及经学，笔者认为史学亦然。
理学名人—北宋理学家邵雍及其著作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在北宋文人中，他亦儒亦道，不入仕途，早年过着“岁时耕种，仅给衣食”的贫困生活，成名后又淡泊名利，依旧埋首学问，终于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巨擘。 他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生日吟》中自谓：“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吾于此际，生而为人。”）生于今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祖父邵德新徙家衡漳（今河南林州康节村），又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在此，邵雍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据《宋史·道学一》本传载，他自视有雄才，慷慨欲树功名,博览群书，坚苦刻厉，十冬寒天不用炉火取暖，三伏酷暑不执扇子纳凉，夜间不在床上睡眠，数年如一。已而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决定出外游学。他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河、汉江，周流齐、鲁、宋、郑之地，过了很久，幡然归来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其生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隐居于苏门山百泉，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后人因此也称其为百源先生。
五代末宋初道士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北海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摄共城令，听说邵雍好学，便造访其庐，对他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邵雍愿从受教，乃师事之才，从学义理、性命与物理之学，习《周易》。邵雍将陈抟的《先天图》演化为“象数”体系，即“先天之学”。他提出“心为太极”，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及其在儒学立场上融会佛老二家理论的实践，为儒学心性论取代佛道宗教的心性论创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但在共城了解邵雍学术思想的人不多。时有新乡王豫同邵雍论学，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议论过后却深为折服，便拜邵雍为师。 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37岁时，携父母兄弟全家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亲。虽平居屡空，他学习孔、颜之乐天知命，说：“乐天为事业，养志是生涯。”（《伊川击壤集》卷十七《伊川击壤吟》），把读《易》与隐居、闲适、清雅、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怡然有乐。此时邵雍逐渐发展完善了他的先天之学，讲学于家，从学者日众。他收张崏为弟子。邵雍40 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邵雍有诗：“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吾，寿夭贤愚系与汝。”表达了诗人将担负起教子的责任，并对孩子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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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把原本宰相一人掌握的权力分成政权、军权、财权，由很多人掌握，有效防止了宰相专权。 3.地方上，缩小行政单位，分散地方长官权力。 在地方削减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 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宋太宗至道三年，由将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并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四司。 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遣性质。 这样，地方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极大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4.发展了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 宋朝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在防止徇私舞弊方面，对考官实行了锁宿制度，对试卷进行封弥、誊录法。 创立殿试： 从宋太祖开宝六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宋太宗雍熙二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这样录取的士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从而彻底收回了取士大权。 5.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改革为宋朝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宋代四大书院 一、岳麓书院 在岳麓山东面山下，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室南迁后，书院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重建。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运载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公元1736--1795）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师范，1918年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迁此。1926年，工专、商专与政法专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1981-1987年按原貌分期修复。书院前厅左右两壁石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写。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的一颗璀璨明珠，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它历经千载，瀚墨流香，弦歌不绝，办学不已，故有“千年学府”的美称。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它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明文公布，岳麓书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它始于晚唐，盛于宋，历经元、明，延至清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象岳麓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古代书院为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百姓捐资而建，一般有学田养护，当然也有得到官府资助的。书院办学的规模、层次不尽一致。层次较低的书院授受蒙童，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层次中等的书院可出秀才之类的文人。岳麓书院系高层次的书院，其讲学者中多有全国名流大师；入院生徒对经史有一定了解，赋诗作文已有一定基础，甚至还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或推荐，才能选拨入学。“潭州三学”就反映了岳麓书院录取生徒的情况。据明代《岳麓志》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又积分高等，升岳麓书院。潭人号称‘三学生’”（明《岳麓志》卷三）。岳麓书院由于师生水平较高，加之多代著名山长的努力，建院有章，治学有方，故此，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世济民之才，成为湘楚人才脱颖而出的摇篮。人才之盛带来学术研讨之盛。从著名的朱（熹）张（）会讲到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从宋代的理学到明代的王学；从朱熹、张、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巨儒的各种著述到毛泽东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学子之一）的真知灼见，可以清晰地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对湖南文化乃至其它方面发展的深刻影响。所以，古代岳麓书院既是江南一带的教育中心，又是一个学术中心。它在历史上的几度辉煌，颇受学人青睐，尤受皇室重视。宋真宗、理宗及清康熙、乾隆帝先后为之题名赐额或赠书，使岳麓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第一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周敦颐 一、周敦颐生平与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营道人（今湖南道县）。少而孤，养于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岁，以其舅父郑向“序例应荫子，乃奏补，康定元年（1040年）母丧除服，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后长期任州县小吏，善断狱，作风精细严谨。《宋史·道学传》：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学传》）于溪上建濂溪书堂。故学者习称他为濂溪先生，其学称之为濂溪之学或濂学。 《宋史·道学传》称周敦颐：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风貌与思想地位 （1）寻孔颜乐处 《宋史·道学传》曰：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之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亡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者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言子亚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与自然情怀 《宋元学案·卷十二》： 周茂书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佛法金汤编》：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3）思想地位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宋代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 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 发展趋势。 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 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 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 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 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 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 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 的本质在于明道。 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 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
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 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 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 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 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 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 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 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 出有什么意义！——笔削褒贬。 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 从其笔削义例。 欧阳修撰《新唐书· 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 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 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 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 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 《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 含褒贬之意。 然而设例愈繁，褒贬愈无定论。 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 至为突出现实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 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
中国古代著名书院荟萃 (2012-11-19 20:07:06) 标签： 杂谈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学术文化中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良好的学术传统。书院学子皆为有志于学的成年士子。其主持人称山长或堂长，由书院办院人聘请或自任，此人须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书院采取问难论辩式，师生各抒己见，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三十一年，下诏设丽正书院，到宋代书院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主要有河南嵩阳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 岳麓书院：书院坐落于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该院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咸平二年（999），州守李允则扩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式。宋真宗时期，山长周式以品学称著，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周式，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学生增至数百人。岳麓书院自始建到清光绪二十几年（公元1903年）改成高档学堂，绵延927年，历宋、元、明、清四朝，原名不变，直到现在已越千载，真不愧为"千年学府"。培育了大批楚才。在南宋时，闻名理学巨匠张拭主持书院时，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处所并称。该院从南宋到清代，名人辈出，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更是岳麓高徒。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革命家，蔡和森、郑中下、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毕业于该校。毛泽东曾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恩师杨昌济。现有布局，系清同治七年（1868）湖南巡抚刘昆修建。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刻字石壁“忠、孝、廉、节”
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 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办学特色：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而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又通过令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首先，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发展是与其独立于官学系统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是分不开的；其次，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再次，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是互为作用的。宋代书院作为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其学术自由特色迄今对我们发展当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学术机构必须独立，这是学术自由产生的基础；第二，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史流是学术机构的本质生命。 [标签]宋代书院学术自由大学 但书院真正开始名扬天下却肇始于宋代。作为儒家士大夫创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组织；那些创办了书院的儒家志士，往往更推崇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宋代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宋代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与宋代书院的这种学术自由特性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 宋代书院的发展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期间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北宋初期，由于战乱刚平，官学相对缺失，一时学习风气渐盛，书院林立。所谓“北宋四大书院”大多在此时奠定盛名。进入了北宋后期，由于政府注意力转移，“三次兴学”先后开展，普通士人需进官学才能得以入仕，这对书院教育形成沉重打击，致其一度衰落。到了南宋，朱熹等人为了传播理学而大振书院，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以及办学者的躬力亲为，南宋的书院得以发展昌盛、风靡一时。只是南宋后的书院由私办转官办已成为了不可扭转的趋势，书院的特色也逐步消失殆尽，变得与官办学校无所差异。 南北宋时期．书院发展各异。北宋时由于官学不振，书院的学生大多走科举之路，书院被强化了教学功能，缺少独立的教育内容和学术特色，传统的私塾义学性质还非常明显。到了南宋，随着理学传播的扩展，书院才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学说交融汇萃、兼收并蓄的局面，我们所言的学术自由主要形成于南宋时的书院。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一个表现是，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众所周知．南宋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学者均有很深的书院情结：胡宏聚众在碧泉书院讲学；张斌创建城南书院，讲学于岳麓书院；陆九渊于象山书院；吕祖谦于丽泽书院。而最为倾情的是朱熹，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甚至在白鹿洞和岳麓书院，讲学不辍，桃李满天下，在中国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朱熹是能使自己与众多书院有关的第一人，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理學（一） 一引論 －略。 二周濂溪《太極圖說》略釋 －周氐的主要著作為《太極圖說》與《通書》，以下只重點講述前者。 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自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 而已矣）。而主靜（自注：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首四段：本體宇宙論（天道論） ＼第五段：修養論（人道論） －首四段之解釋： ／第一段：宇宙的最高本體是「無極」（天道），亦稱「太極」。 －第二段：由太極而生陰陽二氣，兩者有辯證的關係。 －第三段：頭二段有類《易傳》之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段則用漢儒的五行觀念來代替四象與八卦的觀念。此段講二氣的進一步分化。 ＼第四段：由五行進而化生宇宙萬物。 －第五段的解釋：表明了宇宙的秩序與道德修養的秩序相一致。
注意：此段段雖用了有道家色彩的「主靜」及「無欲」等用語來講人生的修養工夫，但其涵義其實亦與儒家相通。 三張橫渠的「太虛即氣」說 －張橫渠在天道論方面的主要主張，可概括為太虛即氣說。 －「太虛」與「氣」，是橫渠對宇宙本體的稱謂，兩者只是表述同一本體的不同分際意義，∴橫渠曾有「太虛即氣」及「虛空即氣」之說，「虛空」是「太虛」的同義語。 ／分別地、思辯地說 ／太虛－指宇宙本體的體（存有、本體），無可感知的形體 ＼氣－指宇宙本體的用（活動、現象），有可感知的形體 ＼圓融地、實踐地說－兩者相即不離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正蒙．太和篇》）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正蒙．太和篇》）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正蒙．神化篇》） 其所謂「太和」、「道」、「神」等即是「太虛」，其所謂「絪縕」、「聚散」、「變化」、「客形客感」等即是「氣」。 →橫渠所講的太虛與氣二觀念與後來二程及朱子所講的理、氣二觀念，其實並無大的差別。 但橫渠不同（不及）二程及朱子的地方，在於他用詞往往不很嚴格，∴在不少的地方，直接將宇宙本體稱為「氣」。 e.g.1：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正蒙．參兩篇》） 說「神為一，化為兩」，意應即宇宙本體是一，其發用流行是多，而神與化兩者只是同一本體的兩方面，但橫渠這裏卻將宇宙本體的即體即用直說為氣，容易令人誤會。 e.g.2：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正蒙．神化篇》） 此句意義與上句同，亦將宇宙本體的體用相即直稱為氣。 －∴很多大陸學者以為他以氣或物質為宇宙的最高本體，故稱他的哲學為唯氣論或即氣一元論，甚至以西方哲學用語稱為唯物論。 這種稱謂頗有問題 ∵唯物論是思辯形上學，但張氐哲學卻是道德形上學。 ∵唯物論中的心與物無辯證的意義；但張氐哲學卻有辯證的意義。
光明日报/2011年/3月/24日/第011版 理论?史学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芳 宋代，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在信用形式、信用主体、信用工具方面，还是在制度保障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开创了古代传统金融的新篇章。具体而言，宋代信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共同发展 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宋会要辑稿?职官》）、“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信用形式趋于多样化 在宋代，信用形式表现为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多元形式。借贷无外乎货币借贷和财物借贷两大类，进一步有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之分。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通过紧急情况下贷给民户口粮或种粮的方式，助其度过困境，保证民众按时耕作，以保社会稳定。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借助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输出货币资金，解决由于社会的分化和“钱荒”的影响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燃眉之急和特殊支付的需要。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质属动产担保，它的设立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旧契交付抵押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当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典权存续期间典权人不向出典人支付租金，出典人也不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通货偏于紧缩，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及，几乎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而且赊买赊卖所涉及人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触及官家和私人各层面。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宋代书院与官学、私学研究 高功敏曾玉玲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宋代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这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私学、官学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书院；官学；私学 一、引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于唐末、五代，发展、兴盛于两宋，延续、衰落于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来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1]。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之间的关系。 二、宋代书院的发展历程 在宋初时期，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2]。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如图1）[3]： 图1 宋代书院之发展沿革图 1.萌芽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太祖朝（960-976）至仁宗朝（1022-1063）前期。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书院的数量也很少，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10所左右。这些书院的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这时宋朝刚刚立国，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其中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4]。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一、广修学院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二、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1.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摘要】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也是唐、宋文化嬗变的历史产物。宋代书院不仅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为基本教学宗旨，同时也集山水名胜与人文景观为一体，处处闪烁着诗情乐感的教育光辉。 【关键词】宋代书院师道精神【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在宋明教育史上，书院的地位十分突出。清末，章太炎总结中国学术与思想史，崇私学、抑官学，论定“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从那时起，视私学和书院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家之通论。此论可能有所偏颇，不过与其他教育组织形式相比，书院更能体现传统教育精神，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又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宋代书院之教育精神不一而足，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 宋代学者扭转了汉唐以来日趋功名利禄的风气，追求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 尊严师道，本来就是原始儒学的重要理念。汉人尊经，因而尊师。魏晋之后，师道衰落，随着经师地位的下降，儒学的价值信仰体系遭到挑战。于是，韩愈的《师说》应运而生。柳宗元曾这样评价《师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开篇即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以“仁义”为实质的儒学核心价值；“业”，即承载儒学价值精神的经典要籍；而“惑”则同时关联着经籍知识与人生道理。韩愈的尊师重道已蕴含着捍卫儒学“道统”的文化意识。时人目之为“狂人”，表明其思想与行动尚未蔚然成风。 韩愈的未竟之业是由宋儒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学”“学道”“道统”“道体”等时代话语日渐流行。宋儒崇道宗经，回归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通过重新诠释儒学经典，在贯通天人中，创造性地发现和提炼儒学的根本价值，此即所谓“道”和“体”。他们立此“道”、扬此“体”，具有双重实践关怀。一方面，他们要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发展重新定向，使之从汉唐以来日益沦为功名利禄之学中超拔出来，回归到追求仁道精神、实现人性尊严的内在价值上来。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程颐的“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这一精神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他们要以此“道”引导政治改良、转化社会风气，营造一个合乎仁道精神、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宋学精神。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门庶士出身者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识和文化自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没有这些。他认为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连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从门第出发，而是从作为个人的人格出发，与天下整体相处。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来，宋代士人还提出了‘为万世天太平’的口号。他们是以一人所为联系天下国家，及子孙万世的大气概立世的。”内以圣贤自期、敦品砺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万民、开太平，遂成为宋代有志士人的学术与人生理想。 宋代书院教育活动以明道修身、心无旁骛为共同宗旨 倡道学、明道体、重塑道统的过程，也是重整师道的过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就具有十分自觉的师道意识。他说，“天地之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道与德则“非师友不可得”，“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宋儒倡行的师道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就道统与治统的关系而言，强调道尊于势，要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一) "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为基础，来解读宋代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的道统之争。 一、道统的哲学内涵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首先说认同意识。当一个儒者谈及道统之时，表明了儒者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这表明孔子以及整个孔门认同的是"文、武之道"。孟子也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表明了自己是"仲尼之徒"、"圣人之徒"，自己所认同的是圣人之道。认同意识也即是鲜明的立场意识。当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表明韩愈认同的是儒者之道，他的学术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佛老的立场上。认同意识对于道统来说是最基本的，没有对于古圣先贤的思想认同，也就无从谈及道统。儒者对于儒家道统的认同，往往是自觉与自愿的。自觉是从理智上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价值理想的认同，自愿则是从情感上对于古圣先贤的尊敬与崇奉。 其次说正统意识。正统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儒家内部多个学派或学术分支并立的情况下，具有
《宋代经济的发展》教学设计 一、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以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依据，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采用情景及问题式教学，充分体现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增强学生对中国经济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二、教学背景分析 1、教学内容分析：《宋代经济的发展》是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的第9课。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城市兴起、市民文化丰富的朝代，它处于我国经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而宋朝物质生活丰盛的同时，精神生活、文化韵味也非常浓。所以说，它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有着重大作用。 2、学情分析：随着新课程的推进，学生学习方式有所改变，获得知识的途径也较以前也多了。就课堂而言，已不满足于老师无论多么生动的讲解，他们希望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在主动参与中学得知识与智慧、获得情感与体验。所以在设计中，主要通过情景的创设和宽松的课堂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和掌握新知。另外初一学生对于经济这类较为抽象的历史，兴趣相对淡薄。所以，在教学中尽量淡化某些抽象概念的规范，力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问题，引导学生在分析、比较中不自觉地构建和巩固新知。 3、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技术设备说明。 （1）教学方式：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教师传授。 （2）教学方法：阅读、讨论、引导、讲解相结合。 （3）教学设备：多媒体。 三、教学目标设计 依据课程标准、教学任务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能力：掌握重心南移的原因、时间及表现；宋代农业的发展；宋代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宋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通过概括、分析、比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比较能力及论从史出的历史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