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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国将帅“雅号”怎么得来的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期一个人的“外号”算是除一个人的本名以外，别人根据他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
本文所搜集的就是一些开国将帅的“外号”。
这些开国将帅的“雅号”都有一番来历。
罗瑞卿——“罗长子”罗瑞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毛泽东第一次喊罗瑞卿为“罗长子”是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
当时，担任红四军支队党代表，身材高大的罗瑞卿向毛泽东敬礼时，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我是四川的。
”毛泽东说：“你是南方人，个子很高，是个长子嘛！”毛泽东第二次叫罗瑞卿为“罗长子”是在1931年10月，时任红十一师师政委的罗瑞卿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问道：“十一师的‘罗长子’来了没有？”罗瑞卿答：“到！”会后，毛泽东对他亲热地说：“听说你挂了花，我因为很忙，没有去看你，就让你们政委（指罗荣桓）代表我去看你了。
你‘罗长子’为了革命而流血是光荣的。
”此后，“罗长子”这一雅号就被传开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称罗瑞卿为“罗长子”。
王震——“王胡子”王震，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王震的“王胡子”的雅号由来已久，但这个雅号在人们口中传开，则源自“文化大革命”。
一次，“造反小将”冲到王震家中，公然诬蔑王震“有野心”。
王震大怒：“你们是小娃娃，懂个屁！毛主席还说我‘王胡子’心好呢。
”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到十三陵看军事表演。
表演前，毛泽东先下水库游泳，当游完登上堤坝后，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一握手。
当握到王震的手时，很有感情地问：“胡子，你怎么瘦了呢？”王震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回答：“我肠子不好！”毛泽东说：“你肠子不好，心好！”毛泽东的原话被端出来，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小将”只好灰溜溜地跑了。
于是，“王胡子”这个雅号才逐渐传开。
刘亚楼——“雷公爷”刘亚楼，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抹黑英雄的事例
抹黑英雄的事例有很多，以下是其中几个：
1. 罗某在观看电影《长津湖》后，使用微博账号发帖，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被法院认定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在相关网站及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2. 肖某在袁隆平院士因病逝世、举国悲痛之际，无视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使用微信号发布信息，歪曲事实诋毁、侮辱袁隆平院士，被法院认定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其管制六个月。
3. 仇某为博取眼球，使用其新浪微博账号先后发布2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同志的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被法院认定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这些事例都表明，肆意诋毁英雄的行为是不被容忍的，犯罪者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会被要求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不要轻信毫无根据的言论，共同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
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
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
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
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
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灾难起因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
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
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
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
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
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
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
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
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
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
干部简历造假被指普遍6成网友表示选拔不公开第一篇：干部简历造假被指普遍 6成网友表示选拔不公开干部简历造假被指普遍 6成网友表示选拔不公开2011年10月28日11:28精确报道本报记者范传贵本报实习生严寒梅近日，一则《陕西最年轻县长简历疑造假推算3岁半上学》的网帖引起社会热议。
10月23日，陕西省延安市有关部门对此事作出回应称:当事人黄华的简历经得起调查，干部任用符合规定。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干部简历被质疑造假之事时有发生。
干部为何“热衷”简历造假?如何有效遏制干部简历造假?《法制日报》近日联合搜狐网展开社会调查，与1475名公众对“如何看待干部简历造假”问题进行探讨。
63.94%被调查者:简历遭质疑因选拔程序不公开10月14日，有网友在看了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政府网公布的副县长黄华的简历后，推算出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副县长的干部3岁半就上学了，并在网上发帖《陕西最年轻县长简历疑造假推算3岁半上学》。
这一帖子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网友提出:“3岁半上学简直是天才官员，根本不可能。
”对此，延安市委组织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阅原始档案、本人谈话、组织调查等方式，对网友关注的问题和黄华的履历重新进行了核查。
调查组回应称，黄华的简历经得起调查，干部任用符合规定，并将有关调查情况上报陕西省委组织部。
官方回应“经得起调查”，但公众为何频频对干部简历提出质疑?在《法制日报》联合搜狐网展开的社会调查中，对于“官员简历为何频频遭质疑”这一问题，35.73%的被调查者认为，原因在于“近年来官员简历造假现象多发”；认为原因在“干部提拔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的占63.94%；选择“网络谣言传播较广”的占0.34%。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反腐专家林喆分析认为:“因为干部在简历、学历上的造假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公众容易对干部的简历产生怀疑，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透明度不够，透明度不够，公众就有理由去质疑。
”“共产党员的纪律处分条例、监督条例、五十二条禁令，都已经规定了不可以在简历上造假，否则按规定作出从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揭一千多女红军遭强暴凌辱历史真相杭州日报11-01 07:37 大原文配图：幸存女兵重返昔日战场遗址。
几年过去了，幸存者中还活着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图中左三为李文英，左四为当年的妇女团团长王泉媛，2009年逝世。
）西路军女兵口述李文英整理周华诚通知：来领专属红包福利！广告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
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约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
它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
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余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画外音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备受折磨。
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今天。
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0年4月末的两天之中，记者有幸得以聆听老人讲述一生的故事。
我出来参军，也是没得办法，家里太穷了么！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
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
父亲和哥哥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跑进了深山老林。
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结伴到一个名叫二龙场的地方赶集，看见一个头发齐耳、打着绑腿的女军人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号召大家参加红军。
女人也能当兵？我一问，真可以。
这个女人戴着灰色军帽，帽子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还弯下腰让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个耳环眼儿。
这下我放心了，当天就参加了革命。
那时我十五六岁的样子，记不清了。
参加革命就自由了，那个高兴啊。
我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连走路都哼着歌。
1935年，我随阆中境内全部撤离的红军一道，正式踏上长征路。
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
佚名
【期刊名称】《农家之友》
【年(卷),期】2014(0)7
【摘要】李万铭是一个国民党下级士官,1949年他伪造证件,混入革命队伍,其后故伎重演招摇撞骗成为＂战斗英雄＂,一路官至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
1955年,公安
部门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政治诈骗第一案的＂李万铭案件＂。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又是怎样被破获的呢？
【总页数】3页(P25-27)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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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诘问4.李万铭案: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5.实控人涉嫌合同诈骗？共享单车破产第一案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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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纵横》2017年11期，作者雷辉志罗历戎, 原是国民党第三军军长,1947年10月在河北定县全军覆没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1961年11月28日,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国民党军政特赦人员名单, 罗历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掉下了眼泪。
来年春节将至, 这天,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特赦人员。
为了让大家愉快地度过新年,周总理按照北方的习惯, 用饺子招待他们。
罗历戎旁边坐着一位高个子的解放军军官,让他觉得面熟, 但又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端详着、沉思着……周总理看出了他的心思, 指着那位军官说:“他是罗瑞卿,是你们四川同乡, 你们二罗已经在清风店见过面啰!”罗历戎恍然大悟,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真对不起,在清风店我没听你们的话, 给你们造成困难……”罗瑞卿哈哈大笑, 说:“那有什么, 你不愿意让守石家庄的余部放下武器,我们不是照样把石家庄解放了吗?那时候你对国民党政权还有幻想, 今天认识了,说明你改造得不错嘛!今后好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吧!”罗历戎除了点头, 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13年前, 他作为战俘站在罗瑞卿等人面前,今天却坐在一起欢度新年……他激动, 感到自己真正得到了解放,认识到自己已经获得了新生。
他感到幸运,最后没有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炮灰;他也感到懊悔, 当年没有听聂荣臻等人的劝告,让石家庄的余部放下武器。
此时, 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清风店战役的激战、失败、被俘、宽大, 像放电影一样, 一幕幕出现在他的脑际。
当年, 罗历戎的防地是石家庄, 他是率第三军主力增防保定,途经清风店被晋察冀解放军歼灭的。
增援保定是蒋介石的决定, 但罗历戎亲自率部前往,完全是他自己的请求, 因为他有他的小算盘。
当时, 石家庄已处于解放区的包围之中, 成为一座孤城,随时有被解放的可能。
1947年秋, 解放军又有进攻保定, 切断平保线, 孤立北平之势, 蒋介石不断找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等商讨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之策, 但一筹莫展。
[键入文字]
76 年后哪位开国大将经过天安门总要向主席画像行军礼
罗瑞卿资料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 年12 月18 日第A06 版，作者：佚名，原题：打黑公安部长罗瑞卿（本文是节选）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了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的顾问。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同志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泣不成声。
后来，他只要经过天
安门广场，总要让司机减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
地行个军礼。
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 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
父亲以72 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
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
他夜以继
日勤奋工作。
他常说：我今年72 岁，要当27 岁过。
然而，罗瑞卿腿疾却越来越严重。
父亲一度住进301 医院，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
医院陪守。
中央决定让罗瑞卿去西德手术治疗，他也决心一定要治好腿。
德国波恩时间1978 年8 月2 日7 时手术进行，12 时手术成功，后因心肌梗塞罗瑞卿不幸逝世。
去德国治腿是我母亲陪着的。
我们在北京，使馆发回的第一个电报告诉我
们手术成功，父亲已经醒了，没多久打电话又告诉我们，父亲去世了。
tips:感谢大家的阅读，本文由我司收集整编。
仅供参阅！
1。
“五假‘官迷’”现形记作者：砚冰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7年第10期2017年5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卢恩光的问题得以浮出水面，源于中央巡视组发现的一个细节：在他1990年填写的入党志愿书中，却出现了“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表述。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生在1992年。
显然，这份“穿越”的入党材料是伪造的。
巡视期间，卢恩光恰好是司法部与中央巡视组进行联络的负责人。
接触中，巡视组更感到他的造假问题恐怕不只入党材料一项——他的学历是管理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但他的言谈举止，跟这么高的学历好像不太沾边；相反，倒是觉得他在拉关系、套近乎方面的能力非同一般。
随后，中央巡视组发现了更多问题，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央纪委。
2016年12月16日，卢恩光接受组织调查。
随着调查的展开，卢恩光20多年来以金钱开道、造假买官之路一步步被还原。
卢恩光出身贫寒，从小随父辈“闯关东”，直到十五六岁，才跟家人回到老家山东省阳谷县高庙王乡刘化育村。
那时，卢恩光还叫卢方全。
回乡后，卢方全辗转多个高中学校复读，并多次参加高考，但终究没能考上大学。
他曾跟一个河南师傅学习佛汉拳，一般人打不过他。
多次高考无果后，卢方全一度在家教人武术，并经常带手下人打架，在当地渐成一霸。
卢方全的人生转折，出现在他发明快速绘图仪之后。
他头脑灵活，尤其擅长拉关系，一旦认识了有用的人，便通过送钱结交，为将来铺垫。
1990年，卢方全找到高庙王乡中学和当地教育局、财政局等多个部门，依靠县财政局下拨的20万元贷款作为扶持资金，创办了名为校办企业、实则由其私人掌控的阳谷县科仪厂。
这是他空手套白狼的开端，这笔贷款他始终没还，最终是由作保的县教育局还的钱。
就在这段时间，卢方全改名卢恩光，与过去那段不光彩的街头混混人生做了“切割”。
“恩光”二字的意思是“感恩父母、光宗耀祖”。
虽然快速绘图产品没赚到钱，但卢恩光仍借助企业家的身份，为自己争得了相关荣誉。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党籍造假案”最近，中央开始严查干部学历、学位、年龄等作假问题，山东、辽宁已经开始，10月15日晚中央新闻特别报道了辽宁省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党籍造假案，曾经成为他最致命的伤，几十年一直困扰着他的心灵，罗瑞卿甚至对女儿说：“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开国大将罗瑞卿受到林彪的残酷迫害，随后蹲了8年的牢狱。
在监狱中，面对专案组的各项陷害，罗瑞卿都义正词严地驳斥，惟有一件事，他没有反驳，只能去解释，甚至向毛泽东写信。
这就是他的假党员问题。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1966年5月，由“二办”(当时规定，“一办”主要负责地方专案审查，“二办”主要负责军队专案审查)副主任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成立。
为了了解罗瑞卿在武汉军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情况，专案组走访了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上将。
当专案组向陈伯钧提及罗瑞卿时，谈到当时的组织生活。
陈伯钧说：“在军校时，没有与罗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
”因为那时罗瑞卿确实还没有入党，所以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并没有在意。
不久以后，专案组在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意外发现，罗瑞卿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
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专案组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罗瑞卿所写的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人仍在世。
但翻遍那人的几大本档案，仍找不出那人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为了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专案组外调回来后反复同罗瑞卿面对面地核对这段历史情节。
直至1967年11月，罗瑞卿主动讲了这件事。
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
罗瑞卿向专案组的人谈起了有关他人党的事情：“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专案组的人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罗瑞卿稍加思索，写了近300字的材料。
材料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39年等等。
写完后，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了专案组。
罗瑞卿的假党员，要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罗瑞卿在四川南充中学时，学校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当时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
同时，也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罗瑞卿和晚一年考入南充中学的同学任白戈都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批进步学生。
1925年，学校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任白戈加入了共青团，而罗瑞卿却没有加入。
为什么没有加入共青团呢?原来是因为供他上学的外公不许罗瑞卿参加任何党派，为了继续读书，他答应了外公的要求。
1926年夏，罗瑞卿从他家中偷跑出来，怀揣着进步的理想，寻找革命的道路。
他到了重庆，首先碰到了南充中学时的好友任煜和王义林，便在二人就读的中法大学里住了一段时间。
在那里罗瑞卿认识了任伯芳，同时也知道王义林、任煜、任伯芳都是共产党员。
后来，听说黄埔军校招收革命青年，罗瑞卿和任伯芳就去报考了，并双双被录取。
在黄埔军校，罗瑞卿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苦于不得其门。
进入军校一个多月后，罗瑞卿向一起考入军校的任伯芳提出入党要求。
后来王义林到了武汉，罗瑞卿在汉口见到了他，也向他提出过入党要求。
他们都说，只要好好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关门的。
然而，尽管罗瑞卿反复申请，但党组织并没有发展罗瑞卿入党。
南昌起义前夕，罗瑞卿所在的男生队被张发奎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他担任了副班长。
本来教导团也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船到了黄石，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后，张发奎担心教导团也发生叛乱，所以到了九江后就把所有人的枪械给收缴了，并说愿走愿留自便。
当天晚上，我党在教导团的负责人陈毅召集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开会，决定除没暴露的党员外都分散，或去南昌找起义军，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
不是共产党员的罗瑞卿看见进步同学纷纷离队，也准备走。
他想先到武汉找任白戈和他知道的共产党同学，再通过他们寻找党组织。
就这样，罗瑞卿领了十几块钱路费又回到了武汉。
结果，党组织没有找到，罗瑞卿却因伤寒大病了一场，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927年秋天，大病初愈的罗瑞卿终于盼来了一个在南充中学的同学任启愤。
任启愤是带着党的关系从上海到武昌的。
他住进四川会馆，碰巧遇上了罗瑞卿，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里。
最让罗瑞卿高兴的是任启愤没有把罗瑞卿当外人，而是带着他一起去汉口找党的关系接头人联系，并把他介绍给党组织。
接头人说。
湖北边界处有一个100多人的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交通来时就把他送到那里去。
接过两三次头后，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关系就断了。
不久，因为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时还有个流行的说法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跑到罗瑞卿所居住的四川会馆来抓人，有好几次都差点把他们抓了去。
无奈之下，罗瑞卿和任启愤只好离开武汉来到湖南常德，而后又去了湖南澧州、长沙等地，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任伯芳，请他介绍入党。
但是任伯芳也失掉了党的关系，找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党组织。
就这样流浪了大半年以后，1928年罗瑞卿和任伯芳一起来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
到上海不久，罗瑞卿知道和他一起到上海的任伯芳已经和上海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就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1928年10月的一天，罗瑞卿和任伯芳走在南京路上。
任伯芳对罗瑞卿说：“现在你要解决党组织问题很难，党已经完全转入地下，一时半时解决不了。
我说你不如这样，你就说你在军校已入党，失掉了关系。
”“这样行吗?”罗瑞卿有点迟疑，感觉不合适。
“没什么问题。
”任伯芳说，“你信头就写‘中兄’，并写明我是你的证明人，否则你的组织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想了半天，只能这么办了。
”就这样，罗瑞卿接受了任伯芳的建议，以失掉组织关系为名向上海的党组织提出恢复关系。
不久，中央军委派欧阳钦约罗瑞卿在上海黄浦滩接了头，简单地询问了他以后，就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并说由一个姓陈的交通与他联系。
很快老陈就与罗瑞卿取得了关系，并给他送来了生活费。
就这样，罗瑞卿就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断迈向了革命道路，并且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步步升高。
然而，没有走入党程序的问题一直是罗瑞卿永远的心痛。
遗憾的是，他没有向组织报告自己如此进入党内的经历，而且采取了编造入党介绍人和地方的方式。
罗瑞卿写出自己的入党时间和地点不合事实的材料后，当天下午“罗瑞卿专案组”就把材料上报。
过了几天，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
主持人是吴法宪。
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得意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罗瑞卿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变成揪“假党员”的源头。
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
就这样，1968年，各地核查“假党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更为了从最高层那里来获得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可，罗瑞卿在狱中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
这是确实的。
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
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到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
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洲，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个人一个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个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不少重要职务。
每想起此事心里总觉得不安。
职务每提拔一次。
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任何坏事。
我在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主席和党的路线、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有执行好所致，决非有意损害党。
”毛泽东有没有收到罗瑞卿的这份报告已经不得而知。
即使知道了对于党籍造假，他又能说什么？后来，专案组找到了罗瑞卿提到的在上海与他接头的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证实了罗瑞卿所说属实。
吴法宪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发现什么对他们特别有价值的素材。
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了。
1973年底，在毛泽东的批准下，罗瑞卿被解除了监禁，“假党员”事件基本上没有人提及了。
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入党手续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罗瑞卿的心灵。
1975年早春，罗瑞卿在福州治腿的时候，女儿罗点点从插队的陕北来看他。
有一天，母亲郝治平把她叫到楼上。
递给她几页写满字的纸，等她看完后，郝治平说：“爸爸妈妈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
”原来，这是罗瑞卿写的关于他入党的这一段经历。
郝治平接着说：“你都知道了，下楼去吧，你爸爸可能还有话对你说。
”罗瑞卿说：“你都知道了，这是爸爸的错误。
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罗点点哭着说：“爸爸，我相信你……”听到这里，罗瑞卿的脸色渐渐明朗起来，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抚摸着女儿的脸。
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又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1978年，罗瑞卿逝世后，在邓小平宣读的悼词中，对罗瑞卿的入党这样写到：“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设计师邓小平通过这种方式，正式解决了罗瑞卿的入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