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麦产业报告

中国小麦产业报告

未来国内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营养的面粉产品、主食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在市场需求推动以及政策引导下，国内麦面产业链各环节仍将继续整合，产业链主体将进一步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产业链整合中破陈出新，经营主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粉加工企业应洞悉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从盲目扩大规模、恶性竞争的经营模式逐渐转到抓质量、重研发、上档次、重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上来。 2015年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格局低迷、内外价差倒挂等因素制约，国内麦面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生存艰难。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小麦生产、流通以及消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麦面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趋于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产业链整合中破陈出新，机遇与挑战并存。 1.经济增长乏力，加剧产业困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GDP增速进一步放缓，7%的增速创下历史低点;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增速都有放缓的迹象，这是导致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国内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甚至过剩、产品积压、效益下降。中国9月财新制造业PMI初值降至47%，创6年半新低;9月中国制造业PMI为49.8%，降至临界点下方，表明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国内经济仍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受外需持续低迷、国内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和人口增长减慢等因素影响，国内需求结构从以工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对传统商品的需求萎缩，与之对应的产业产能出现相对过剩，有的甚至绝对过剩，去产能将是今后两三年的重要任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 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世界经济2015年的增速为3.1%，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的增速将达到3.6%;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速为6.8%，2016年的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至6.3%。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使得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加大了企业的生存难度，这也促使产业加快转型。 2.消费需求增速放缓，结构升级促消费由量重质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速放慢以及前些年消费透支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当前国内消费增速也呈放缓趋势。2014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394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0%，增速比2013年回落1.1个百分点。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消费总支出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不断减小，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逐渐增加。 国内居民膳食结构已由数量温饱型向质量营养型转变，消费结构升级将使得国内居民由以往的注重“数量”转变为更注重“质量”，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总的趋势是从低层次消费转向高层次消费，消费的农产品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对加工食品以及其他高价值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的附加值增加。 早期的农产品消费增长主要侧重于数量，后期的农产品消费增长更加注重质量、花色、品种、品牌，但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国内居民小麦口粮消费与粮食消费总量均在下降。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90～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由262公斤下降到164公斤，其中小麦消费也由80公斤下降到52.33公斤。 1.小麦政策：麦价走势脱离供需，托市收购仍将延续 (1)政策库存高企难销，麦市供需格局趋于宽松在托市收购政策的支持下，在国内小麦产量连年丰产的同时，小麦价格持续多年上涨。2004～2014年，国内小麦总产从9195万吨增加到1.26万吨，增产3405万吨;2006～2014年小麦产量连续超过1亿吨。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夏粮面积约4.15亿亩，比上年增加166万亩;夏粮总产量2821亿斤，比上年增加89亿斤，增长3.3%;其中冬小麦产量2472亿斤，增产71亿斤。 自2006年国内主产区启动小麦托市收购预案以来，2006～2015年(除2011年未启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6个小麦主产区启动托市收购政策，累计收购托市小麦数量约2.53亿吨，约占其间小麦产量的22%。其中，河南托市小麦收购总量约1.26亿吨，安徽约4600万吨，江苏4250万吨，山东1560万吨，河北1350万吨，湖北约960万吨。 政策性大量收购及托市收购底价连年上提，使得国内小麦市场价格脱离其自身供需持续走高，这也导致“麦强面弱”格局持续，政策性收购价格持续上提引发“天花板”效应，形成多重“粮价倒挂”现象。 但随着政策性粮源数量高企且难消，政策对麦价的支撑作用明显减弱。 近几年饲用小麦“井喷式”增长熄火，加之因行业产能过剩导致行业整合，制粉小麦加工需求增速放缓，在国内小麦产量持续性增产的情况下，国内小麦市场供需格局趋于宽松。 2015年以来，国内小麦市场价格整体呈现下行趋势，尤其是自5月下旬夏粮收购以来，新麦市场收购价持续低于托市收购价，“买方”市场氛围浓厚。截至2015年9月底，国产普通小麦南方销区到港价2480～2490元/吨，相比之下，12月交货的美国2号软红冬小麦到国内口岸完税后总成本约为1940～1950元/吨，国产小麦价格持续高于国际小麦。 受国内外价格倒挂、需求拉动等因素影响，2014年国内粮食(谷物)进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进口量达1951.6万吨，同比增长33.8%，净进口1874.7万吨，同比增长四成。粮食进口结构出现三大主粮进口总量减少和玉米替代品进口大幅增加两个新特征。 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1～12月份国内进口小麦数量为297.2022万吨，进口小麦平均单价323.87美元/吨;2015年1～8月国内进口小麦203.929万吨，自5月份以来，国内小麦进口量已连续4个月大幅增加。 国内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象，不但造成国产粮食的严重滞销，而且在进口廉价粮食冲击下，国内粮食库存居高不下。这一状况是粮食高价格、高产量、高收购量 和消费进入新常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当前国内小麦市场来看，国家政策性粮源拍卖已成常态，但对于充足的临储投放而言，成交却显得相对低迷，高库存粮源消化不畅。 (2)托市收购仍将延续，政策弱化提价效应在国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速推进，粮食贸易全球化、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内粮食市场运行的各种矛盾交织累积，集中表现为粮食供求总量紧平衡与部分品种阶段性过剩、托市价格面临双重挤压与保护粮农利益、适度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进口粮食冲击国内市场等三个方面的矛盾。 根据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经验，没有一个高效的市场价格信号系统，“看不见的手”就不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自2006年国内主产区实行小麦政策性收购以来，国内粮食价格机制则是政府通过指令性手段，强制市场需求曲线右移，把偏低的市场粮价拉至保护价位，人为放大了市场需求，弱化了价格所固有的引导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动调节功能，导致粮食供给结构性过剩，品种单一、价格矛盾更加突出。 近年来，国内主产区小麦最低收购价启动后，托市价基本上成了收购最高价。加工企业、贸易商等市场主体入市收购谨慎，“政策市”特征明显，市场机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在国内小麦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下，单纯依靠敞开收购、提高托市收购价格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 2014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明确了“在保护农民利益前提下，推动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转变”的改革方向。2014年12月9日～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5年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强化金融服务;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 2014年棉花、大豆退出政策收购，2015年油菜籽收储逐步实现市场化。 2015年国家继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但国家临时存储玉米7年来收储价格首次下调，且大幅下调220～260元/吨，至2000元 /吨(国标三等质量标准)，临储价格水平尽量贴近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粮食价格回归市场。 2015年7月，农业部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480号建议答复摘要》显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农情，按照“突出重点、有保有放”的原则，对不同品种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对于稻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应继续坚持最低收购价，但要改变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弱化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收入”功能，减少农民增收对粮食市场价格上涨的过度依赖，同时统筹运用好价格支持和补贴两个手段，保护农民利益。 2.小麦生产：土地流转引发生产变革，小麦品种结构矛盾凸显(1)土地流转进程加快，生产进一步规模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指出，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以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 截至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4.03亿亩，比2013年增长18.3%，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全国共有2.3亿多农户承包了近13.3亿亩耕地，占农村集体耕地的92.8%，签订承包合同2.21亿份，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6亿份;全国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农户数超过341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129万家，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农村土地流转加速的背后，是国内农业告别几千年小农经济步入规模化、现代化的现实，我国农业步入规模经营新常态。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陌生”，留守农业人群呈现出总量相对不足、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可以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同年农业部在安徽省蚌埠市启动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