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的谣言传播与协同辟谣研究

重大疫情中的谣言传播与协同辟谣研究 作者：谢海华 李培维 来源：《今传媒》2020年第10期

摘;要：谣言是特殊情境下“社会舆论的哈哈镜”，是对现实的另类再现。及时、精准、有效应对来自重大疫情中谣言的挑战，既考验着国家危机治理能力，也关系到稳定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舆论等深层社会管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分析疫情谣言的传播特点，反思谣言的产生原因，是实现谣言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思路，本文依据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辟谣信息内容，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产生的网络谣言进行内容分类，梳理总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特点、分析谣言产生原因，探讨构建由政府、媒体、公众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辟谣新机制，以期为政府科学、有效、理性治理疫情中的谣言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传播;辟谣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0-0133-05 一、引;言 2019年12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属于新型传染病，其来势凶猛、波及面广，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活，由于对病毒的许多未知与不确定性，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形形色色的谣言依托社交媒体大量出现，形成“信息疫情”[1]，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一起扩散，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加剧社会恐慌，制造对立情绪，动摇公众齐心抗疫的信心，严重干扰了政府防控阻击疫情大局。

谣言是特殊情境下“社会舆论的哈哈镜”，是对现实的另类再现[2]。新冠肺炎疫情谣言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使谣言治理与疫情防控同等重要，且必要而紧迫。疫情中出现的谣言内容能传递出公众对疾病的恐惧和对自身现状的担忧，逆向反应出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关注重心。如何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以应对来自重大疫情中谣言的挑战，涉及提升社会公信力、稳定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构建网络主导价值观等深层次的社会管理问题，也考验着国家危机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分析谣言的内容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更及时、更精准地监测谣言，是实现谣言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辟谣信息为依据，通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剖析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探寻政府、媒体、公众多主体协同发力的辟谣举措，以期为政府科学、有效、理性引导网络舆论提供参考。

二、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传播特点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选取平台上截至2020年3月20日已发布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辟谣信息，通过文本分析与案例分析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产生的网络谣言进行内容分类，梳理总结此次疫情谣言传播特点、分析谣言产生原因，探讨有效的辟谣应对举措[3]。

（二）谣言传播特点 1.传播主题集中、内容聚焦，呈阶段性变化 从所选取的谣言案例分析可以得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内容随着疫情的发展而呈阶段性变化，在疫情的每个重要节点前后都会有大量的谣言出现，并且关注度极高。每一进程中的谣言都有明显的主题，主要围绕未知病毒本身传染性、民间抗疫方法、武汉城市相关的人口流向、各地区防控策略及实施情况、红十字会工作效率、城市物资与医疗援助、返程、复工、开学时间等主题扩散。在此次疫情中，内容聚焦，“医院”“口罩”“病毒的传染性”“病毒预防与控制”“病毒的传播路径”是谣言传播的首选关键词，呈现出“谣言风暴”特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围绕着共同的事件，公众以某种或恐惧、或焦虑、或悲愤的集体情绪，如对病毒传染性与致死率、病毒各种未知传播途径的焦虑，对各地医疗防控的担心，对疫情进展的高度关注，使谣言呈现高密度、高频率、大规模扩散。

2.信息传播中产生了大量伪科学类谣言 民间涌现的“万物可防治新冠病毒”的方法，口罩的使用及真伪辨识，是此次疫情中的一个高发领域，侧面反应出公众的恐惧与焦虑，也反应了公众医学科学素养的缺乏。此次疫情，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部分地方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持续的时间较长，疫情之下的人们，在焦虑的同时最关注和最需要知道的就是疫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但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医学科学领域，专业性知识强，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对于此次疫情的科学防控指导存在着大量的未知，也是一个边探索边防治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大量“有一定科学理论支撑”即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学类谣言[4]，运用伪科学来指导人们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于是淡盐水漱口、喝板蓝根、熏醋、放烟花、吸烟、喝酒、吃抗生素等各种所谓预防“秘方”纷纷占领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这些“伪科学”信息往往利用公众的知识盲区，打着科学的大旗，并假托专家名号，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如利用“病毒热敏感”这一知识点，产生出“用56摄氏度洗澡、喝60度的热开水、电吹风机对手吹、微波炉高温”等方式可以杀死病毒的谣言。有些伪科学类谣言甚至打着权威专家钟南山的旗号，如“钟南山推荐中药预防汤剂”“钟南山发布喝单枞茶、吃草莓可防新型肺炎”等，博取公众的信任。

3.情绪类谣言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夹杂着事实碎片又契合人们某种心理需求的情绪类谣言。此类谣言在当下发生的疫情事实基础上，针对事件中存在的矛盾点与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的模糊点，如事件发生的原因、疫情感染情况及防控结果，并利用人们的恐慌不安、紧张焦虑，戳中人们的集体情绪痛点，从而扩大事情的影响与后果。如疫情初期“10万人被病毒感染”的谣言是在病毒可人传人现象的基础上夸大后果;在疫情防控攻艰阶段，由于担忧大规模的返程潮、返工潮以及学生开学后会引发更大的感染，涌现出大量“某地复工后发生聚焦性感染”或是“与某一确认病例接触致多少人被传染”等谣言，体现公众的担忧、焦虑情绪。

情绪类谣言很容易被人们借助微信、微博等微媒体评论并转发。这些微媒体凭借其交互性传播模式和强大的信息功能，成为公众在碎片化时间获取与接收疫情信息的媒介与重要沟通渠道。一方面，这些微媒体助力疫情信息广泛传播，使疫情的相关动态霸占了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热搜，成为引导舆论关注点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其强关系的传播特性与封闭的传播环境，给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

三、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伪科学类谣言以及情绪类谣言。究其原因，与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权威信源报道的失责、公众的情绪泛滥、健康信息素养不足有直接关联。

（一）移动社交媒体成为疫情谣言扩散平台与渠道与2003年非典疫情不一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期已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全民处于“封闭”“隔离”模式，线下的人际接触传播被转移到线上。处于风险、焦虑之中的公众信息需求大幅增加，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分享、转发相关信息来获得疫情进展、了解防控知识。微信、微博、资讯APP、抖音短视频、直播平台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公众获取信息最直接的渠道，也是疫情中公众关注力和情绪最集中的暴发地。媒体社交平台中，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信息传播的主体泛化，信息的来源复杂，内容呈碎片化特征，真假混杂、不易辨别。同时，社交媒体中一个重要的特性还在于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双方之间具有一定的社会人际关系，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信任度，这成为疫情谣言扩散的动力。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平台，会加速疫情谣言的扩散速度，各类与疫情有关的谣言呈链状、树状、放射状，以裂变方式向外传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散，既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也会误导人们对情势的判断。

（二）权威信源报道的失责成为谣言催化剂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疫情的严重性、病毒的不确定性以及公众的高度关注，引发公众对权威、准确、易懂信息的强烈需求。在大众认知中，专家学者、官方媒体可信度较高，本身就是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尤其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信息过载的时代，权威专家、官方媒体的发声更具有标杆性。正常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中权威的发声应该来自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等官方的数据及科研所领域的专家研究，通过官方媒体的准确、易懂的方式报道，及时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存在着主流媒体未核实甄别信息来源、因缺乏医学常识导致报道失误、专家发言欠缺科学严谨的现象，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未考虑到公众对医学术语的真实理解力，發文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5]，却没有解释清楚“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从而引发双黄连口服液的连夜哄抢。此外，不少专业媒体“转述”卫健委专家的发言，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可存活五天”的标题文章，却忽略了专家原话中“在适宜条件下，有研究表示过去的一些冠状病毒可存活五天”[6]，并非明确指向新型冠状病毒，并且病毒在门把手等固体物上存活五天需要一定的湿度、温度要求，由这个小小误差导致的误读，引发了公众对于病毒在空气中传染活性的普遍担忧，引发一系列的谣言。

（三）公众情绪泛滥、健康信息素养不足成为谣言传播助推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指出疫情下的社会心态会与平时有所不同。受疫情紧急和高风险程度影响，疫情下的公众更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无助等负向情绪，并在这些情绪的影响干扰下，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偏差、态度偏颇、行为异常[7]。疫情期间社会恐慌是公众的一种常态应激反应，但过度恐慌容易引起谣言泛滥，并引发二次伤害。有研究表明，公众的焦虑感越强，对事件的控制感越弱，越容易参与谣言传播。为满足自身的情绪表达诉求，释放压力，公众更倾向于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以发表评论或转发、点赞等形式生产和传播信息。同时，网络上的大量不实信息增加社会公众恐惧感，并诱导他们进行着情绪的宣泄。与此次疫情相关的谣言中，转发量和分享量最多的内容往往都是情绪分明，或恐惧、或愤怒、或质疑的信息，每一次的转发都在助推某种或是多种情绪的积累。适当的情绪表达有利于推动事件的发展，但极端情绪的表达则会滋生出大量的谣言。

当前信息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健康信息素养并没有跟上变化，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仍是一块短板。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中，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8.47%[8]。由于公众科学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的不足，人们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很容易成为谣言的跟风者，进一步催生了伪科学的“温床”，如双黄连哄抢事件由于公众缺乏相应的医学科学素养，并不明白“抑制”与“治疗”“预防”“防治”等词语之间的差异所致。同时，一系列饮高度酒、喝白醋、洗56度热水澡等可防控病毒的谣言在朋友圈、家族群里大量传播，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公众健康素养不足导致。而围绕怎样戴口罩也产生了无数的谣言，而这些本应该是公众所应掌握的日常生活的科普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