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_马礼逊及新教传教士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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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司佳[摘要] 文章围绕笔者曾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档案发现的十多种有关清代《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从历史学与语言学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并结合当时其他传教士所作的多种翻译、评论史料,探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入门材料这一“传统”之源起。
文章进一步剖析传教士关注《圣谕广训》与《广训衍》及《直解》的不同出发点,即从《圣谕广训》的翻译文本中获取根本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借鉴《广训衍》、《直解》之类的浅文理形式作为习得汉语的捷径。
作为初入异文化空间的新教传教士,面对“他者”的文化根基,其早期的学习态度与相应之传教策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圣谕广训传教士卫三畏方言直解美国汉学[作者简介] 司佳,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清代的《圣谕广训》因在各省以方言、白话定期宣讲的关系,直至清末于中国地方民间都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力。
周振鹤先生在《<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一书有关“《圣谕广训》的汉语方言本”一章中讲到,因为汉语方言很难用文字书写来表达,所以讲解《圣谕广训》的方言稿本不会很多,多可能是请对地方方言娴熟的知识分子来编写《圣谕广训》的方言讲解稿。
周先生研究过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本吴语《圣谕广训直解》,另提到一种用浙江嘉兴方言写成的《圣谕广训通俗》,并述及除此之外,方言本(包括手抄本)《广训》的材料所见不多。
1然而,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因为布道交流与口语学习的需要,往往会注重收集这一类官话与方言、土白两相对应的语汇材料。
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卫三畏家族档案(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中,笔者便有幸发现多种有关《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件。
* 本文的研究为复旦大学章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编号09&ZD070)的阶段性成果。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相对于中国而言,它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形态。
博物馆知识和理念是伴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逐渐传入中国的,这是中国博物馆学界的基本共识。
museum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东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这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研究。
梁吉生指出“第一个将英文museum译成‘博物院’的人是王韬”,较早提出了英文museum的汉译问题。
而陳建明通过详实的专题考证,基本厘清了汉语“博物馆”一词产生和流传的过程。
这些成果极富启发意义,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前的研究基本都以中国人的翻译工作为中心,但事实上,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语言翻译过程中,来华外国人,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主要力量。
因此,在考察英文museum及其对应的西方词汇的汉译历史时,除了厘清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中国人的贡献外,更应将来华外国人,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有鉴于此,本文以19世纪的外汉字典、中文报刊等文献资料为基础,从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三个方面考察英文museum及其对应的西方词汇被翻译为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过程,继而考察中文报刊和晚清士人如何使用“博物馆”、“博物院”这两个译名,以期进一步廓清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其在19世纪的使用情况。
一汉语“博物馆”的产生据陈建明研究员考证,在现在可以稽核的中文文献中,中文“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海国图志》道光甲辰(1844年)五十卷本中,其英文对应词就是museum,系翻译自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edia ofGeography)。
他还根据其所见史料,认为林则徐是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博物馆的第一人。
陈建明的这一发现纠正了学界认识上的偏颇。
在此之前,学界一般认为王韬是第一个将英文museum翻译成“博物院”的人,而翻译时间则认为是在王韬1870年左右写作《漫游随录》之时。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 Social Scienc Edition )第31卷第3期2021 年Voi.31 No. 32021#历史研究#西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新方法:德]狄德满著,陶小路译(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200444)[摘要]本文系海外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狄德满的遗稿。
文章对西方学者的“圣徒传式”基督教史叙事及人 类学研究者把传教士视为“敌人”的全然否定的方法颇有批评。
同时对上个世纪晚些时候兴起的西方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进行了质询,强调了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 的原因,同时也研究西方传教士为何背井离乡到有时会有危险的中国来传教。
他认为对这些人类命运的共同经历 理应值得作更缜密和更严肃的研究#[关键词]中国;基督教;新方法;东方主义;后现代理论[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3842(2021)03 -0065 -0630多年前,北美历史学家詹姆斯•埃尔丁 •里德(James Eldin Reed )说过这样的话:在两代人以前,基督教传教历史的研究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但这与传教士运动本身发 展是密切相关的。
当在这一代人把福音传遍世界运动的圣火熄灭时,传教史的研究也实际上 寿终正寝了。
除了已故的赖德烈(Kenneth Scot i Latourette ,1884 - 1968 )的杰出著作外,本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历史学家普遍忽视了近代基督教传教的历史。
①如果我们注意到赖德烈在1910年至1912年间曾是长沙雅礼大学的一名教育传教士的话,那 么在1970年之前,西方世俗学者对差会历史,特别是中国差会史的了无兴趣就更加明显了。
此外, 他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
鉴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从事了多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在19世纪和剧烈变动的20世纪的中 国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