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汉教1802班何晓彤20180702328问：简述西学东渐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述其崖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1）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

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懂英文的传教士就可以根据这部字典来学习中文或从事翻译工作。

（2）徐光启、利玛窦：1607年翻译《几何原本》。

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设，被广泛地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把数学发展史传入中国（3）汤若望：明末清初，《时宪历》，使中国的历法更为准确。

（4）徐光启、熊三拔：《泰西水法》，传播西方水利科学。

（5）林则徐：翻译《四洲志》。

书中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

（6）魏源：《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使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中体西用，办军事、民用企业，维护清朝统治。

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1）严复：《原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翻译《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

“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

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2）梁启超：《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

言文宝藏 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汉字研究——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例☐张彦希古籍馆外文善本组西方的汉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汉字研究为基础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对于汉字的研究层出不穷，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不断扩展和繁荣，到了18-19世纪达到了高潮。

在19世纪之前，西方对于汉字的研究多为解释性的介绍，其中以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为代表，西方人的汉语研究逐步形成体系，开始探讨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学问题①。

到了19世纪，西方汉字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以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等为主的“业余者”②，出于工作的需要和传教的目的，他们必须掌握汉语，熟悉汉字的意义和书写规则。

这些业余者对于汉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字典的编纂上。

在汉英字典的编纂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编写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编纂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编写的《汉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这些词典的编撰主要以《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经典著作及前人的汉字研究为基础，结合个人实践经验，编纂出具有个人特色、职业特点和时代风格的词典，在西方汉字学中有着重要价值和影响力，为西方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礼逊是一位来自英国苏格兰地区的新教传教士，曾到过澳门、广东等地区传教，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汉文翻译。

马礼逊并非新教来华第一人教会和不少学者都认为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为新教最早来华传教的宣教士，2007年华人教会还举办隆重的大会纪念马礼逊来华宣教200周年。

然而，新教教会早在明末就进入中国，当年荷兰归正会宣教士已将福音带到美丽的宝岛台湾。

新教首位来华宣教士为荷兰人干治士。

乔治．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生于德国巴拉丁，母亲是苏格兰人。

为躲避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他们全家移居当时归正会的基地荷兰。

干治士先入莱顿大学学习，后升入归正会神学院深造，毕业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按立为牧师。

此时，单卡慈牧师号召神职人员前往远东地区为荷兰殖民者提供服务。

干治士遂放弃在荷兰的事工，与单卡慈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尼）。

干治士被派往摩鹿加群岛，在当地教会担任牧师。

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将台湾作为其殖民地。

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干治士到台湾为殖民者服侍。

1627年，干治士抵达台湾，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

和殖民者贪婪本性不同，作为基督使徒的干治士一到台湾，就关注起了当地人的灵魂得救问题。

他不满足于牧养殖民者，而是到新港社，为台湾原住民宣教做准备。

他潜心学习当地语言，深入了解民俗风情，并于1629年完成《台湾纪略》一书。

为了宣教需要，干治士还用拉丁字母为当地人创造了土著文字，使原住民首次有了自己文字。

做好充分准备后，干治士开始向原住民宣教。

他深入各村社，披荆斩棘，艰苦可想而知，辛勤工作一年半后，大约有一百二十名原住民接受了主耶稣，只是对于真理认识尚浅，未曾受洗。

1629年，荷兰宣教士尤纽斯(Robert Junius)来台，协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劳，福音事工发展迅速，信徒不断增加，台湾也成为归正会在亚洲重要的宣教地区。

归正会强调唯独《圣经》，视《圣经》为信仰最高权威。

为了让当地信徒能读《圣经》，干治士和尤纽斯遂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

干治士翻译了完成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尤纽斯则将教理问答译成土著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