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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st and Restrained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作者： 刘咏[1];王雪琪[1]
作者机构： [1]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郑州450044
出版物刊名： 中州大学学报
页码： 8-11页
主题词： 谦抑原则;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摘要：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
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
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
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浅析刑法谦抑主义法律要强制人们的行为不能是任意的，其本身必须是理性的。
因为刑法的严厉性，它更需要理性的制约。
若刑法运用得当，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一把惩恶的利剑，可以给犯罪者应有的制裁；若刑法运用不当，就可能成为一把伤及无辜的屠刀，使人们成为公共权力的受害者。
鉴于此种对刑法实质双向的意识，刑法必要性便变成当代刑法所期盼的一大目的，从而变成当代刑法的三大理念之一。
可以说刑法谦抑主义是人类在反思罪行擅断，保障人权基础上的产物。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还叫做刑法的适用性或者节约性，具体是指立法人要争取通过最低的支出，或者不使用刑罚（用其余刑罚手段顶替），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利益，高效的防范与惩治犯罪。
一、刑法谦抑主义之基本内涵（一）基本内涵之一：刑法的压缩性。
此性质通常展现在：方式方面的压缩与本质方面的压缩。
刑法的方式上的压缩展现为刑法在所有法律中的数目占比不断变小，刑法条例对比与其余部门法条例数目比较少。
探究人们法治进步的历史，能发现：法典愈古老其刑事条文却愈细致健全。
刑法的本质压缩展现为刑法调节范畴的不断变小。
第一，刑法终结了人们隐私生活方面与道德方面。
第二，对刑法囊括范畴的严谨约束，仅要求对带有社会破坏性与不良违法性的刑法能通过刑法措施来调节，而针对没有被害人的动作便给予合法性，最大化的缩小刑法调节范畴。
第三，针对刑法的确定、司法等要求严谨的约束条件，刑法化与犯罪化遭到严谨的束缚，司法权的启用备受有效约束。
刑法调节范畴的减少，积极展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良好观念。
即使外国和我国文化有所差异，然而能发现一个主要共性，也就是刑法在总体法律系统中占据比例的减少，刑法的压缩性其是指原因在于个体和社会，也就是权力和权力间相对联系的转变，形象地说，权力与权利的总和为一，当权力过于膨胀时，必然将压缩权利的行使和发挥，其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在于人们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展现，人们对人权的注重。
（二）基础寓意之二：刑法的填补性。
浅述刑法谦抑性原则作者：张高鹏来源：《东方教育》2018年第20期摘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现代刑法的三大理念之一，本文简要分析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的思想渊源思想内涵、法理基础和渗透体现，进而阐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法的谦抑性；法理基础；惩罚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或者理解为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基本理论。
由此可见，所谓刑法的谦抑性，主要发生在立法环节。
然而，实践中，有人却误认为，当某种经济违法行为因其情节或后果严重而同时触犯刑法时，可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直接适用经济行政制裁，毋须启动刑罚。
“刑法只能以最重要的社会利益为保护对象”。
司法实践中务须明确：当其某一行为同时触犯两种轻重不一的部门法时，司法适用上首当选择的是“重法优于轻法”原则而非“谦抑性”原则；而当其同时触犯的两种部门法之中含有刑法规范时，刑法理所当然地优于其他部门法的适用。
作为刑法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刑法谦抑不仅是刑事立法的谦抑，同样也是刑事司法的谦抑。
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司法对于定罪量刑的运作仍然有着相当大的选择余地。
司法机关宜在充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去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或抑制不必要的重刑主义倾向。
即“可罪可不为罪”时，则不作犯罪处理；可刑罚可不予刑罚时，则以非刑罚方法处遇之；可重刑可轻刑时，毋宁施以轻刑。
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刑法谦抑就是要为犯罪人与刑事被害人通过其他成本更为低廉、收效更为显著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因犯罪带来的侵害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为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直接进行对话腾出新的机会。
论刑法谦抑原则的内涵作者：莫小莉来源：《商情》2011年第41期【摘要】刑法谦抑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刑事领域，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基于各种原因，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刑法的调控范围、程度以及行刑的人性化方面予以的谦让与自我克制。
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有三点：刑法的有限性、刑法的宽和性以及刑法的被动性。
【关键词】刑法谦抑有限性司法一、谦抑原则的内涵刑法的谦抑原则的内涵是谦抑原则的实质，也是其核心内容。
目前存在许多观点，但总起来说都是包含三个部分。
关于某些观点和笔者观点论述如下：刑法谦抑原则的价值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
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谦抑原则的价值蕴含有三点：一是刑法的紧缩性，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二是刑法的补充性，即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必要以刑罚的手段替代时，才可以动用刑法；三是刑法的经济性，即刑法的节俭性，是指以最小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
刑法的紧缩性是由考察刑法的发展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向前追溯至古代，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刑法的调整范围在逐渐的缩小，在诸法所占的比重也减小；古代的法表现甚为突出的是以刑为主，法起于刑，诸法合体；而现代的法是诸法分立，基本大法并驾齐驱位于宪法之下。
对于刑法的补充性，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指出：“ 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
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
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这里的刑法补充性都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刑法，而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另行附加刑法的适用，因此，确切地说，刑法的被动性更为合适。
刑法的经济性，即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
刑法谦抑，就是能不适用刑法时候不适用，当然就减少了资源的投入，但是否也真的获取了最大的效益？司法谦抑过程中，是不是尽可能的减少刑法适用去获取更多行为人依法指导自己的生活行为呢?是不是也减少司法资源的成本呢？“从效益原则出发，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动机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选择作出有效益的行为。
论刑法的责任主义与谦抑性原则作者：刘明翘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摘要】责任是对行为人意思决定的非难可能性；谦抑意味着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要自我控制。
本文从责任和谦抑出发，分别论述刑法的刑法的责任主义与谦抑性原则。
【关键词】责任；谦抑性；刑法一、刑法的责任主义（一）责任主义的概念责任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责任主义是指只有具备责任能力与故意或过失这些条件时，才能就其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并追究其责任的原则。
广义的责任主义还包括量刑中的责任主义，即责任是量刑的标准。
（二）责任主义的内容责任主义主要包括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
1.主观责任所谓主观责任指的是不能仅以客观上发生了法益侵害或侵害的危险为理由来处罚行为人，只有当行为人具备了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且具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非难行为人并对其进行处罚。
主观责任是与客观责任或结果责任相对应的概念。
首先，人类历史上长期盛行结果责任。
就欧洲大陆的情况而言，虽然罗马时代中期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已经产生了“恶意”这一观念，成为今日主观责任的滥觞，但当时还不存在一般性的过失观念，其责任观念是非常不彻底的。
其次，英国刑法理论上承认客观责任。
所谓客观责任是指如果一般人肯定能遇见到结果的话，那么就无须考察行为人本人是否有故意，而可以直接认为其具有故意并成立犯罪。
再次，美国刑法现在还承认所谓绝对责任、严格责任，诸如食品制造过程中混入了有毒物质这样的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带来危险的情况，美国存在以制裁较轻为理由而无论有无故意、过失均处罚行为人的法律。
2.个人责任所谓个人责任是指只能就行为人自己实施的个人行为对其进行非难，不能以行为人属于某一团体为理由使其为他人的犯罪承受处罚。
个人责任是与团体责任相对应的概念。
古代日耳曼所流行的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没收财产都是团体责任的表现形式。
近代以来，团体责任被个人责任所取代。
但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承担集团全部责任是否与个人责任相违背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刑法不该面面俱到——小议刑法的谦抑性一、“慎刑”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俭仆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乃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办法），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法”.[1]张明楷教授也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依据必然的规则控制惩罚范围与惩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法；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抑制某种犯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式”.[2]另外有一些学者以为：“刑法谦抑性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大体刑事政策，本质上是‘慎刑’思想的表现，即在社会生活中刑法要严格控制其介入的广度及深度，避免其在规范社会生活的进程中侵犯公民的人权而引发国际社会对其保障人权原则的质疑。
”刑法是咱们惩处犯法的最有力的手腕，是其他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刑罚不宜普遍的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刑法本身是一种第二次评价规范的立法，是其他法律的后盾法也可以说它是其他法律的补充法，当出现了其他法律不能调合的社会矛盾时才可借助其帮忙实现管理目的。
因此，刑法应当注重自身的谦抑性。
不能一旦出现了违背管理目的实现的行为就首先考虑利用刑罚手腕予以冲击，而是应该要抑制对刑法的利用。
在司法环境中，咱们也要考虑本钱与收益的问题，应当尽可能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在“慎刑”或“少刑”的基础上做到有效预防与控制犯法。
二、启动刑法的标准抑制刑法首先要从抑制刑罚权开始，刑罚权的启动应当要符合如下的几项的标准：（1）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种行为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危害在大部份人和社会来看是不能容忍的；（2）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是符合刑罚冲击犯法、管理社会目的的；（3）对这种行为进行刑罚冲击是不会致使其他的对社会有利行为的禁止的；（4）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是不违背公平、公正思想的；（5）对这种行为进行入罪惩罚处置时，是不会产生质与量的负担的；（6）对这种行为用刑罚惩罚时是没有可替代的其他的处置方式的。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名词解释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刑法中，谦抑性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对刑法的适用和实施提出了要求。
谦抑性原则是指刑法在适用过程中追求的稳定和谦抑的特性。
它要求刑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设计刑罚标准、裁判一个案件以及执行刑罚时，应当保持审慎、克制的原则，以避免对个人自由权力和人权的过度侵犯。
在现代刑法中，谦抑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刑罚的合理性：谦抑性原则要求刑罚的确定应当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避免过度严厉的刑罚对被告人权益的损害。
刑法制定者应当依据罪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动机、犯罪后果以及个人背景等因素，确定适当的刑罚，确保刑罚在合理范围内。
2. 社会效益与人权保护的平衡：谦抑性原则要求刑法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要确保罪犯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避免对其进行残酷、不人道的待遇。
同时，刑法的实施应当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平安，以平衡社会效益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3. 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谦抑性原则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保障。
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决时应当遵循谦抑性原则，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和透明。
司法决策应当基于法律和事实，绝不应受到个人或其他压力的干涉。
4. 追求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谦抑性原则也要求刑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受到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左右，而应当依据长期社会利益和公正原则进行考量。
刑法的修订和实施应当基于对犯罪现象的科学分析和对刑罚效果的评估，以确保刑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谦抑性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法治精神和人权原则，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
在刑法的适用和执行中，谦抑性原则的遵循可以有效地权衡社会秩序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确保刑罚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以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之一。
刑法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一直是上个世纪乃至今日刑法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可以理解它是指法律制定者和收容安全者以有效利他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确保对滥用法治的权力行为进行惩罚，同时也保护社会免受可能的大面积伤害。
谦抑性的实质是在使用法律时判断平衡的基础上，牺牲法律的完美性与严格性来获得一个有效的刑事抑制作用。
采用这种方式，法律制定者可以保护“弱者”，以及为保护社会以及政府机构制定恰当立法。
比如，可以采取扩大刑事责任范围，或是以量刑谨律灵活且遣责简易，以及平衡紧迫性与宽大性原则，来改变依法伸张正义这一无法实现完美公正的行为。
而在判决时，适用情节调解、具体化量刑、采取结合禁令救治罪犯等措施，仍可以表明刑法的谦抑性。
谦抑性不仅提高了刑事治罪的实效性，考虑到受害者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既往犯罪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少数弱势群体的刑事保护，提供更加温和有效的制度框架。
这些特别群体需要特殊照顾，比如多种形式的针对性报价或救助政策。
同时，法律制定者也必须认清刑事管教政策面临的挑战。
国家机构、法院和检察机关都有责任以尖锐的仪式性方式来保护社会，但也应考虑到受害者的情况，无条件地增强对社会缺乏受教育者和贫穷者的关注程度。
刑事立法在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必须让步抑制、宽大性，以赋予法律的正义性和及时的功能。
当许多国家的治安状况变得困难时，仍需遵循谦抑性原则，从而在实际上实施仁慈、合理、公正的刑罚制度。
论我国刑法的谦抑性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刑法的谦抑性这一理念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刑法的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应有的价值，对我国刑罚结构的完善和立法、司法、执法都有着重要意义。
2011 年2 月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是对我国刑法谦抑性做出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同时也有不足之处。
本文笔者先诠释刑法谦抑性的相关理论，再从欠薪入罪和酒驾入刑入手来透视我国刑法的谦抑性。
关键词：谦抑性；欠薪入罪；酒驾入刑；《刑法修正案（八）》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2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强调的不再是重刑，而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刑法的作用仅限于维持社会必要的生存条件，这就要求刑法具有谦抑性。
正如贝卡里亚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
这样一种刑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经济的。
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的一种理念。
一、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减少、压缩和节制，而其反义词是扩张、滥用和膨胀。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强调犯罪圈小，刑罚力度的谦抑，寻找刑罚的替代措施。
刑法并不需要对所有违法行为均以刑罚为之，也不需要采取傲慢的态度。
以刑罚对待犯罪时，要基于谦让抑制的旨意，避免过度干涉主义与必罚主义。
只有在最合理最小限度下方得为之，不应将刑法的犯罪圈规定过大。
刑法应依一定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犯罪，保障合法权益，即应以其他法律为之；凡是较小的刑罚力度即能打击犯罪时，即不应用较重的刑罚力度，在刑罚圈上谦抑，在刑罚力度上谦抑。
但是，犯罪是个多维的系统，系统中包含个人、社会等等，犯罪这一现象并不是各个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个系统的复杂作用产生的。
即犯罪是由不健康的人格和不良社会环境与关系相互作用产生的。
由此可见，预防和打击犯罪最好的途径，就是去寻找社会的救治办法。
然而，犯罪不可能指望通过刑罚予以消灭，而只能尽可能的将其控制在不危及社会的根本生存条件这一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
二、欠薪入罪和醉驾入刑之因探析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中，死刑和自由刑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总体来说是重刑结构，这样安排的缺陷众多，主要表现为死刑配置过多过重、自由刑各刑种存在缺陷、财产刑适用范围狭小、现行刑罚种类偏少等诸多方面。
现行刑法并没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谦抑性，而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则很好的诠释了刑法的谦抑性，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
刑法的谦抑性是世界趋势，但在考虑非犯罪化的同时也应该考虑犯罪化，随着社会发展，该增加的罪名则应该增加，同时刑法的打击面不可过宽。
即如果所有其他的法律规范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无法维护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甚至连这些法律规范本身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时，就必须动用刑法。
酒驾和恶意欠薪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在各种事件愈演愈烈的今天触及了法律的底线，因此刑法修正案将其入罪。
笔者对恶意欠薪和酒驾入罪持有不同意见，即使它们入罪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但也是对谦抑性的违反。
（一）欠薪入罪近年来，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此次刑法修正案设立恶意欠薪罪，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恶意欠薪是拖欠作为劳动者生存基础的薪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使劳动者濒于绝境、变相剥夺劳动者生存权的行为，因而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刑法不得已将其入罪。
（二）醉驾入刑同样，醉驾入刑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1、醉驾现行控制模式的失灵。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2、中国刑法传统意识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
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却很容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
三、欠薪入罪、醉驾入刑——谦抑性的违反《刑法修正案（八）》中的规定绝大部分都体现了我国刑法的谦抑性，并且是对其两条途径，即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做了很好的阐释。
但是，笔者对其中的欠薪入罪和酒驾入刑存在质疑。
（一）欠薪入罪恶意欠薪使广大劳动者处于水深火热中，容易酿成群体事件，但是笔者认为即使这样，欠薪入罪并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就是刑法应当将其惩罚的范围和惩罚的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足以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
这里强调的是刑法谦抑性中的保护手段的最后性。
其实，恶意欠薪行为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
劳动者是债权人，用人单位是债务人，劳动报酬是标的物。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付出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劳动报酬的支付只是劳动合同履行中的一个环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欠薪只是用人单位没有履行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一个合同而已，本质上与欠债并无不同，更何谈其主观上的恶意与否。
更何况，即使用人单位故意不履行口头或书面的劳动合同，未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从民事角度考虑，劳动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劳动仲裁寻求救济。
相关法律有《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
从行政角度考虑，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解决。
相关法律有《行政监察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
比如，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这一方面说明，劳动者完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通过民事或行政手段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不增加恶意欠薪罪，对于危害严重的恶意欠薪行为依然能够适用刑法。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有很多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在司法实务中，只要有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尽职尽责，使用行政手段解决欠薪问题的效率要高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手段。
并且对于恶劣的欠薪行为，通过行政手段也可以对用人单位及其主管人员进行人身或财产上的处罚。
因此，有关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完全可以制裁和预防恶意欠薪行为。
刑法也就没有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的必要。
欠薪入罪是对我国刑法谦抑性的违反。
（二）醉驾入刑谦抑性强调最后性，即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把某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立法要有人文关怀，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
而依笔者看来，刑法要做到这样，刑罚程度是否适当，我们要合理的拿捏这个“度”，考虑时必须参考本国国情与本国国民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
不仅要反对盲目的重刑主义，但也不能盲目推崇刑法的轻刑化。
学界一般认为，对于过失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酒驾入罪针对的是可能带来严重危害结果的酒后驾车行为，既不是醉酒行为，也不是驾车行为，而是二者的结合。
但是，就大部分情况而言，醉酒者并没有完全丧失控制和辨认能力，只是由于其反应能力的迟钝，导致了控制和辨认能力的下降，从这个角度讲，大部分醉酒驾车者的主观态度与过失犯罪的主观态度更为符合，因此，笔者认为，酒驾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时，入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
而且每个人的个体状况（如酒量大小）存在极大差异，立法者采取的一刀切的做法，适用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未免有肆意凌虐之嫌，实有违刑法谦抑性之精神。
综上所述，酒驾之所以在我国如此的“盛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影响太深远了。
立法不分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采取一刀切将其入罪的做法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违反。
假设酒驾情节显著轻微该怎么处理呢？按照入刑的说法，那么这会不会有滥刑之嫌呢？酒驾不能入刑的原因很简单：1、酒驾者并不能从酒驾行为中获得利益，如果动用刑法来惩戒酒驾者是没有必要的；2、刑事诉讼的程序实际操作起来是很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特别繁琐，这样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并且对受害人，尤其是急需金钱进行治疗的受害人是非常不利的。
动用刑法，还不如迅速有效的行政手段来的有效率，来得更有威慑力；3、刑法谦抑性强调刑法作为保护手段的最后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刑法，因为这会对当事人及其亲人、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
而酒驾行为虽然很猖獗，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穷尽所有的除刑法以外的手段，因此，并没有到动用刑法的时机。
（三）小结欠薪入罪、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欠薪与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我们只要加强行政执法力度，找出酒驾行为的社会原因再对症下药，就完全可以控制酒驾行为给我们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关于我国刑法的谦抑性，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立法上：现行法中有些行为不该犯罪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对于醉酒驾车直接加强交通管理即可；还有侵害公民信息罪，伪造、编造身份证等证件罪，辩护人、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等等；2、司法上：在罪与非罪之间，严格一点可归为犯罪，轻一点则不作为犯罪处理，应尽量轻缓化，适当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3、执行上：假释、减刑等的适用，能够促进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社区矫正，替代其他刑罚，虽然它不是刑种之一。
四、结语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遵循立法者这一入罪的思路，我们需要的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冗长繁杂的一部刑事法典和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监狱。
法律不是万能的，犯罪的产生也不是单靠入罪就能完全消灭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威慑可能的犯罪，而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这对罪犯及其家属都是很大的伤害，也是对社会文明的破坏。
如文中所述，犯罪不仅仅是个人不健康人格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因此，不能通过重刑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热议问题。
刑法的谦抑性是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我国也注意到这一趋势。
这就要求我们慎用刑法，这一要求的另一方面就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各类犯罪发生的社会原因去寻找社会救治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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