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部地区苗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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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判决与习俗的无奈——基于黔东南台江、雷山苗区的
几个案例
杨戴云
【期刊名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年(卷),期】2016(008)002
【摘要】随着国家法律的强势推进及人们生活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方式的变化,近年来黔东南台江、雷山苗区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色彩的风俗习惯在生活中被卷入国家诉讼领域,遭遇“法律裁判”.对当地苗族“敬桥”“偷婚”“打花猫”等习俗
涉及法律纠纷经由法院判决的现象进行了田野调查,对习俗和国家法律“共同在场”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并试图探讨此种情形对当地苗族社区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可能
影响.
【总页数】6页(P67-72)
【作者】杨戴云
【作者单位】黔东南州发展研究中心,贵州凯里55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
【相关文献】
1.政府承诺的优先受让权法律适用方法--基于中国行政审判第142号案例判决内容和评析的考量 [J], 李亚杰
2.基于生态理念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探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朗
德上、下寨为例 [J], 石德芳;梅再美;龚显龙
3.雷公山苗族传统医药文化的调查——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乌东村为案例调查 [J], 余永富;杨宗才;唐秀俊
4.省人民政府关于黔东南州雷山县鸡鸠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批复 [J], ;
5.省人民政府关于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打岩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批复 [J], 贵州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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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统一背景下国家法与西北地区民间习惯的互动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民间规则的互动问题成为理论界倍受关注的论题之一。
笔者在拜读王勇老师《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对国家法与西北地区民间习惯在调解纠纷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国家法与西北地区民间习惯在司法运行中的互动司法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庄严的权威性,这是国家法为人民信服的保障。
在《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章中,通过对西北农牧地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的结构模式的考察,王勇老师指出,这一地区的司法理念是“混合型”的,即积极型司法理念、消极型司法理念和折中型司法理念并存。
笔者曾在《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一书中读到这样几句感触很深的话:“从历史上看,许多社会中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律,也没有相应的与这些法律相关的、正式的、集中地和专门化的机构。
然而,这并不妨碍这些社会的生活是有序的,有规则的;并且由于这种秩序大致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就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秩序具有合法性,甚至可以说是正义的。
”今天的中国地广人多,东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生态地貌差别明显,风俗习惯各具特色。
在如此复杂的境况中提倡实现国家法治统一着实不是件易事。
对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而言,诸如“炕上法庭”和“马背上的法庭”这类的审判方式几近天方夜谈,很难为当地民众所接受;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就是这样一种似乎缺乏程序严谨性的,不成文的审判方式在一些西北边远农村却发挥着息纷止争、维持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的独特作用,并且为当地民众接受和尊重,这种情况在王勇老师关于这一问题的调研资料中屡有显示。
作为一个学习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正视生活中的法律现象而不是去掩饰它的存在,借用《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一书中的话来表达本文的观点:“当人们渴求秩序、呼唤法治之际,立法者和法学家的眼光也许应当超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称之为“法律”的那些文本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家的活动,看到、关注并研究任何社会中总是存在且并不缺乏的那些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在民族区域如何处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摘要】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发展,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只有处理好二者关系,促进民族的发展,团结民族,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社会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民族区域;国家法;习惯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法治文化的进步,国家法在我国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民族区域还依然存在习惯法的,习惯法在这些地方被适用,并且有的习惯法被国家法所吸收,在民族区域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法和习惯法也是有冲突的,尤其在民族区域比较明显,而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新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成为当前法学家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一、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概述(一)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概念国家法和习惯法并非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其实在学理界中,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对应关系是比较多的。
因而习惯法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明确,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习惯法是国家法的重要部分,是获得国家许可的,这就是习惯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其实法律的产生也是由习惯所演化而来,目前高其才和梁治平教授对于习惯法的认识,是独立与国家法的理解的,比如,高教授的观点认为,一些社会的权威和一些特定的社会组织的意愿,并且具有特地社会强制力的社会规范的综合。
而梁教授则认为,习惯法实质是一种地方话社会性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化劳动与生活中逐渐产生的;是用于合理调配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冲突,并且只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被运用。
比如藏族地区的偿命的习惯。
在此,笔者认为曹可艳学者的观点是比较明确且准确的,即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由一定民间社会组织或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或者明文规定的,体现民间社会组织或者群体成员意志和利益的,由获得明见的组织或群体认可的谁物质力量保障其实施的普遍性行为规范的总和。
[1]根据法社会学学派尤金·埃利希的两种法律观理论,即一种是由国家制定的法为“国家法”,另一种则是“社会秩序”自己本身,亦或者称为“活法”、“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
论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制度设计在上层建筑领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法治建设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归引,特别是民事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
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下,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并寻求一定的制度设计,以加速习惯法的国家法融合。
正基于此,文章提出了通过地方特色法治体系的构建来实现这一目的,并对地方特色法治体系的界定、目标、指导原则及其价值等做出了详细的思考。
标签: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地方特色法治体系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甚至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有些还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至今还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但它毕竟是旧社会的遗留物,夹杂着很多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容,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的强力渗透,习惯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范围被压缩到了最小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度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大有复兴之势。
特别是在民事交往中人们习惯遵照民风习俗而不采用民事法律,发生民事纠纷往往由宗族或者民族传统习惯权威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而不请求法院解决。
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对民族地区法治的统一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正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以地方特色法治体系作为统帅,建构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制度,以期加快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
一、“地方特色法治体系”的提出与界定(一)“地方特色法治体系”提出的背景与思考自从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为取向的追赶和模仿型法治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基本目标,立足于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自主型法治进路开始。
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开始围绕区域或地方法制开展了研究。
在理论上,学界很多学者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细微的甚至是琐碎的小制度合力构成的,认为无论是根据区域经济以及区域政治、区域行政等概念和提法及其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还是根据各系统、各部门、各行业也有诸如市场经济法治、农村法治、交通法治等概念和提法及其所反映的客观事实,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应该有区域法治。
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刑事和解机制
史本军
【期刊名称】《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00)003
【摘要】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适用角度,刑事纠纷处理的和解机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纠纷的快速解决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从建立统一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当代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审慎看待和评价这种具有特殊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只是维系和固化现有的民族地区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是应该努力去发现现行国家刑事法律与民族地区刑事和解机制的有效互动机理,构建与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
【总页数】5页(P74-78)
【作者】史本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F61
【相关文献】
1.苗族习惯法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黔东南苗族地区“丧葬习俗”司法个案为例
2.论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
3.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4.以刑事和解方式推进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以果洛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为例
5.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习惯法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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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中的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
杨平
【期刊名称】《科学·经济·社会》
【年(卷),期】2011(029)001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客观上形成了不同地区时间上的梯度结构,西北民族地区处在这一梯度结构的底层.这样,在法律运行中事实上也存在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现象.而这种差异性在民族地区的突出表现就是习惯法在相当程度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必须坚持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理性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整合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有益的本土资源、为现代法制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互动.
【总页数】5页(P124-128)
【作者】杨平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教务处,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403
【相关文献】
1.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的转变 [J], 王瑞萍
2.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途径 [J], 蒋超
3.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J], 李小苹
4.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J], 李小苹
5.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拼搏——在银川市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王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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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文化之黄平苗族婚姻行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概述无文字之信条,谓之习惯。
苗族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几千年的繁衍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调整其内部生活生产的习俗,即民间法或习惯法。
这不仅弥补了我国的国家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使之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调方式,还传承了其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
当前黄平县苗族的婚姻习俗中保留了大量传统习惯规则。
这些习惯规则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渗入到村寨日常婚姻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与国家法存在着冲突,特别是苗族的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黄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
东临施秉县,东南接台江县,南于凯里市接壤,西连瓮安县、福泉市,北邻余庆县,连接三地州六县市。
总面积1668平方公里,辖5镇9乡约250个行政村,人口约39万。
苗族约占50%,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
黄平历史悠久,人为资源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苗族民族文化保留完整。
黄平苗族祖先是由黄河流域南下江浙,江西、湖广,后经洞庭溯沅江而上迁入黄平境内定居。
据元始记载,元朝中期兵伐东南亚时从黄平县征万约人,继而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苗族蛮人”的杀戮政策而发配为奴后,苗族经历了几次大的迁徙后已经遍布西南地区乃至海外。
黄平苗族历经各代的大规模迁徙过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婚姻习惯法产生的原因一、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婚姻文化是最能够全面的反应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黄平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属于云贵高原地带,处于低山丘陵地带,山脉纵横,是武陵山脉的延伸,是一个典型的山多地少,沟壑遍布的贫穷地区。
县境交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
”而大部分苗族又都聚居生活在半山腰、河谷坝子边或山坳地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安其居,乐其所。
农民以自然经济模式为主,商品经济极度不发展,经济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等。
试述少数民族习惯与刑法冲突的三重表现作者:何丹阳崔凯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2年第01期摘要: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近年来刑法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渗透至社会治理的微观角落,特别是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表现,刑法大量吸纳民意,增设了增加高空抛物、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冒名顶替等犯罪。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地区刑事习惯能否被刑法吸纳,成为今后刑事法律补充完善的一个重要增项重新进入研究视野。
笔者认为,已有的少数民族刑事习惯与刑法规范在基本原则层面存在三重冲突,从本源上堵塞了我国刑事习惯向刑事法律转变的通路。
从普通民众视角,一些冲突较大的刑事习惯会动摇社会公众对现有刑事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案判决的效果,甚至会触发负面舆情。
本文将专门论证少数民族刑事习惯与刑法规范的冲突,为更好地统一刑法适用,严密刑事法网提供助力。
关键词:刑事习惯;习惯法;少数民族;舆情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少数民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行为规则来应对发生在自身聚居区域内部的各类冲突与纠纷,这些行为规则既包括处理轻微的民事纠纷的方法,也包括处理严重的刑事纠纷的方法[1]。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族群的发展与演变,这些行为规则逐渐积累成一套既包括纠纷解决机制又包含运行保障机制的相对完整的规则体系,这套规则体系在本族群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为族群内部成员在心理上所接受,这就是民族习惯法。
一、习惯法与刑事习惯本文对于“习惯法”的定义为采取传统的“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者认可”,被许多学者称为“习惯法”之内容。
在这个大前提下,再来对“刑事习惯”一词进行理解分析。
“刑事习惯”和“刑事习惯法”是在刑法领域内使用频度较高的词汇,但是目前仍然未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
在笔者看来,刑事习惯属于上文所述的“习惯”的重要分支,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