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以孝治天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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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以孝治天下”原因分析
作者：安文素
来源：《读写算·基础教育研究》2016年第09期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其内涵广泛而深刻。
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宗法制社会格局、先秦儒家孝道理论的完成、血缘亲情、亡秦的教训等诸因素的影响下，汉代统治者首次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形成汉代孝治文化。
一、“小农经济”为汉代统治者选择孝治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古代社会，老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经验，也是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宝贵资源。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对闭塞，保守而分散的生活，为孝观念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历经战乱频繁的战国晚期、酷法暴政的秦朝之后，本来发展尚未完善的农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汉初经济千疮百孔，尚处于小农经济的早期，尽快恢复经济是汉初政权稳定的起点，汉朝统治者清楚的认识到了小农户耕织养家、养国的重要性，小农家庭安则国安，小农家庭衰则国衰。
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他们被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念所吸引，认识到提倡孝治是当时稳定家庭、恢复小农经济的重要保障。
儒家孝道不仅是最好的家庭黏合剂、幸福源，而且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是最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滋养剂。
孝道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一种，被统治者加以利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培育出孝子，训练出忠臣，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二、“宗法制”社会为汉初统治者选择孝治提供了社会基础
孝是血缘宗法社会的直接产物。
血缘是指有共同世系的血缘群体。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则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区分嫡庶、亲疏或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等级制度。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自给自足、带有自然分工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也是人口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
在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孝居于主导地位。
宗族、家族也把孝观念作为维系长幼上下伦理关系，增强内聚力的法宝而大行宣传和实施孝道。
同样，封建的国是家的扩大化，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家族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成为专制政权的操纵者而已。
因此，国只是相对封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是控制下的社会大单位，是大“家”而已。
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君子之事孝亲，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孝经·广扬名》）“孝”是“忠”的前提，“”父”是“君”的化身，“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将家族秩序与国家秩序相结合，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延伸，中国这种独特的”家国同构”格局，也是汉代统治者选择以孝治天下的因素之一。
三、先秦儒家孝道为汉初统治者选择孝治提供了思想基础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他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局面痛心疾首，希望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拨乱反正，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因此，他提出了“仁”的主张。
“仁者，爱人”，是以爱人为核心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和。
而这种爱，并不同于后来的“兼相爱”，并非“博爱”而是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孝敬父母。
在这过程中，孔子提出了许多平实的孝的理论和规范，如孝养父母不仅仅是单纯的奉养父母还要敬养父母，行孝还要与守礼结合起来，“孝”与“悌”的结合及劝谏父母等等。
“孝悌也者，其为政之本欤”（《论语·学而》），孝乃仁之根本，突出了孝的重要地位，也使孝完成了从贵族道德到平民道德，从特殊伦理规范到普遍伦理规范的转化，“孝”成为了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
关于孝的政治意义，在周代之孝就具有这种内蕴，在当时发挥着为宗法奴隶制服务的功能。
但孔子对孝的阐述，主要还是立足于家庭伦理角度而言，他的思想中可能具有为后代发展为为政治服务的潜在因素，但在此时，孝的政治意义并未凸显，不能说他的思想就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内容和作用。
孔子贵仁，而曾子重孝。
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成为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
曾子不再将孝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子女对父母的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是将其全面泛化，如将孝道与忠君联系为一体“移孝作忠”，使孝有了浓厚的忠君意味，带有了明确的政治伦理色彩等。
曾子将孝扩充到道德、政治、社会生活甚至天地间，孝道的泛化对后面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并且以孝敬父母为起点，将孝的外延不断延伸。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博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亲亲—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甚至是自然万物。
而且，孟子主张孝治“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将孝进一步政治化，孝悌成为推行仁政的方法与根据。
荀子思想以“隆礼”为核心，把孝道仅看作表现家庭伦理的一般道德，“入孝则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王道》），他的君重于父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是孝道助成专制政治的最早理论雏形。
四、当时窘困的生存环境是汉初选择孝治的心理基础
西汉建国初期，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自秦末开始的战争的破坏，壮年男子从军打仗，老弱的人给军队运输粮饷，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大量逃亡，社会生产陷于停滞。
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
西汉政府国库空虚，物资极度匮乏，即使天子坐的车也不能具备同样毛色的四匹马，有的将相也只能坐牛车，至于平民，更是连一点积蓄也没有。
当时又因为秦朝的钱太重，不便于使用，改令百姓铸较轻的钱，规定黄金一锭重一斤；简约法令，减省禁例。
一些投机商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百姓更是难以维持生计，生活苦不堪言。
五、亡秦的教训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借鉴
汉朝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问题上，更多的着眼于社会传统文化，提出“以礼为教”，以缓和矛盾，维护统治。
“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
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
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
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
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汉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中国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来加强对小农家庭的管理与统治；另一方面，将孝的涵义进行衍伸、扩展、转化到政治和社会范畴，从人性根本上发展出大孝即“忠”即“移孝作忠”，强调“忠孝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渐渐地吧孝道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变成统治人性的政治工具，借助孝道维护其统治。
“夫上之化下，下之丛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治者之所铸”董仲舒“以教为本”的教化思想，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孝治的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