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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行天下：2010十大宪法事例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十大宪法事例评选结果：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赵作海案、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被责令解散事件、北京市变更部分行政区划事件、李国喜工作室被撤销事件、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全裸”财政事件、陕西省国土厅协调会否决法院判决、王鹏举报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事拘留案、谢朝平出版作品被逮捕案、首例艾滋病教师就业歧视案。
一个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个案，映射着经济社会现实，标记着社会矛盾焦点，敲击着民主法治进程。
本刊特邀请10位法学家，逐一对此作出点评。
1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事件回放：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悄然做大。
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公司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
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上访者的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向上访者施暴。
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已被刑拘。
宪法聚焦：公民申诉权的保护恶性上访的界定与处理保安公司的性质与权利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副教授这个案件应当说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件。
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事实就是，委托合同的存在，即地方政府和保安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案件最恶劣的地方。
造成这种恶劣的，是制度性的问题。
第一，我们基本的考评机制出现了问题，即追求“零上访”，坚决否定越级上访。
追求“零上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一种否定。
第二，地方政府委托安元鼎公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给他们钱，这种“维稳费”也是一个制度性的错误，这是公权的滥用或者公权的私用。
我认为，只有真正建立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2赵作海案事件回放：“杀害”同村人并已在监狱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反就业歧视法律保障制度探析作者：茹玉来源：《职业·中旬》2010年第11期一、就业歧视依然普遍存在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2010届毕业生求职大战悄然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各种就业歧视还在不断上演。
调查显示,近年有近七成求职者曾遭遇过就业歧视,而这些就业歧视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现象已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我国就业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甚至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就业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户籍歧视、身材相貌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乙肝歧视以及血型歧视等等,使得原本就已经很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复杂化。
就业问题不断地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使那些处于少数的弱势群体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社会就业压力非常严峻,社会竞争异常激烈。
在人才供应相对充足、工作岗位相对紧缺的人才买方市场中,劳动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也极易遭到损害。
所以,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更加重视就业歧视问题。
二、我国现行反歧视立法存在的缺陷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日益严重,除了政府和社会大众缺乏平等和反歧视观念之外,立法上的缺陷也是我国就业歧视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我国现行反歧视立法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没有一部反就业歧视的基本法律通过对国外反就业歧视立法发展的研究发现,制定统一的反歧视基本法是国际社会反歧视立法的发展趋势。
很多国家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都比较系统和完善,已经不再满足于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的反歧视条款,甚至也不满足于制定像种族歧视法、男女工作平等法这类专门的反歧视单行法律。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着手制定反歧视的基本法,对歧视的概念和适用范围、反歧视专门机构和纠纷的处理机制都作出规定。
2.中国大陆现有法律没有关于反歧视概念的规定中国大陆现有法律没有关于反歧视概念的规定,也没有对直接歧视、间接歧视进行区分,而且现行法律中禁止就业歧视的范围太窄。
学生升学权利受损案例分析郭志成我国《教育法》第３６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升学权利。
如果我们将学生升学权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包括报名、升学考试、志愿填报、录取、入学等环节（以高考为例）所构成的过程，就会发现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损害学生受教育权。
报名时出现的权利受损考试报名是学生升学的第一步，它关乎学生能否进入考场，在此问题上，无论考生本人还是有关工作人员都应十分谨慎以免出差错。
案例１ 考生名字漏报，学校成为被告１９９７年５月，河南省沈丘县北郊应届高中毕业生熊英俊在报名参加高考时，忘记上交有关资料而其班主任黄某得知情况后，却没有告诉熊。
直到熊进行高考体检时才发现自己名字漏报。
后虽补报参加高考，但为此花费了３３４２元。
沈丘县法院判决北郊高中承担主要责任，熊承担次要责任（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８日《中国青年报》本案中的考生熊英俊最终并没有因名字漏报而失去参加高考 的权利，进而导致升学权受损，但此中无疑含有升学权受损的隐患熊也为此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应该引起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考场舞弊有损考生升学升学权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获得。
但有的考生为了获得升学机 会，不惜采取多种不正当的手段； 个别领导干部、投机分子则或是为了追求升学率、标榜自己的政绩，或是为了渔利，不惜违法违纪、钻现行高考制度的空子，损害一些考生的升学权，图谋私利。
每年高考，都会在全国各地 发生或大或小的舞弊事件。
２０0００年高考期间，媒体披露了广东省电白县某些师生串通利用寻呼 舞弊事件，此次高考舞弊的手段之先进、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恶劣，实为罕见。
而在湖南省嘉禾县一中考点，则发生了疯狂的高考 集体舞弊大案，再次震惊了全国。
高考给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上大学的机会，每个考生应当珍惜自己参加高考的权利，依靠实力参与竞争。
舞弊亵渎了 自己的权利，也损害了别人的升学权利。
志愿填报过程中权利受损填报志愿，即考生在升学时就学校和专业等做出的选择，以及它们之间的顺序和层次。
小议我国宪法对平等权的救济——由一起宪法案例想到的一、宪法案例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经省人事厅许可，在成都某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广告。
其中第1项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
四川大学应届毕业生蒋某仅仅由于身高不够，就被拒之报名对象范围之外，蒋某愤而提起行政诉讼，将招工方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
原告认为：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限制了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诉讼代理人则称，该案为中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
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重新刊登广告，删除了身高条件。
原告方对这一行为表示赞赏，同时表示，为推进宪法诉讼，并不打算撤诉。
二、我国宪法对平等权保护的规定及其指导意义平等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也就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也一律依法予以追究。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包括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包括公民在守法上一律平等。
我国宪法的平等权原则对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劳动立法等都具有统领性和指导性的意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因此，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应当有所规定，用于指导下位法的立法和司法。
但同时，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也不可能对某一项权利作出过于具体的规定。
这就需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作用。
下位法应该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对该基本权利在本部门法的具体适用作出详尽的规定。
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逐步推进我国的宪政化进程。
三、对宪法案例的分析与思考在本宪法案例中，原告称被告限制其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有关平等权保护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宪法平等权的第一案姓名: 桂婧学号: 10300170168 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成都商报》刊登《招录行员启事》，其中第一条规定：“招录对象：2002年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具有大学本科有以上学历的经济、金融、计算机、法律、人力资源管理、外语等专业的学生。
男性身高在168公分，女性身高在155公分以上，生源地不限。
”原告蒋韬是四川大学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身高不符合上述报名条件。
他认为银行被告侵犯了其享有的规定国家公民的宪法平等权，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起诉被告。
法院判决，根据《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被告成都分行是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授权负责本辖区的金融监督管理，因而是“行使金融管理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因而不是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可诉行政行为。
另外，被告行为在作出的“并未对外产生拘束力或公定力”，因为启事要到2002年1月11—17日的报名期才产生效力，而被告已在此之前就修改了招录启事，撤销了对招录对象的身高限制，因而并未给原告带来实际损害。
据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思考：宪法平等权的司法化？1、如上案所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受教育权；既然宪法第33条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平等问题在中国极为普遍与突出，宪法司法化应能在这一领域同样有所作为。
事实上，和“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相比，本案是一个更为典型的宪法案例。
武侯区法院似乎认为，本案的原告找对“对象”了，因为和齐玉岺案不同，被告并不是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公民（例如盗用姓名权的个人或采用不同消费标准的快餐店），而是一个国家机构的分支。
在这一意义上，本案更有希望成为名副其实上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然而，尽管本案获得了全国媒介的关注，（见注）它并没有成为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因为法院不但判决原先败诉，而且完全没有引用宪法的具体条款。
深圳涉黄人员当街示众，评析警察的做法1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9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警方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近期“扫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
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有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50名涉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宣布处罚决定。
人权这一概念，从观念上的普及、法律上的界定，国内范围中，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2004年《宪法》第33条庄严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
”尽管该公约迄今对我国尚未生效、不能直接适用其规定，但结合我国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进程，特别是基于《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规定，秉持基本人权理念，毫无疑问，我们应积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该标准在福田警方的举措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被强制带到公开场合，仅以口罩半遮面，且当众宣布对其的处理决定，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
按照《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绝大多数涉黄人员仅涉嫌违法，只须接受行政处罚，而只有极少数人涉嫌犯罪，应受到刑罚制裁；根据福田警方公布的数字，涉黄人员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也证实了绝大多数人仅是轻微违法，并非触犯刑律。
而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不管其是违法还是犯罪，不管其被判处刑罚的种类和期限，换言之，即使是死刑犯，其得到人道及尊重人格待遇的权利也不容剥夺。
福田警方的公开处理，在目前的执法司法实践中绝非个例，在各类“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中的“公开处理”、“公捕”、“公判”中，人们不难窥见运动式执法不自觉地对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背离。
浅析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张爽河北大学２０１１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生专业【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各行各业全面进步，然而在制度转轨过程中，两性就业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女性面临的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常常与男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受到歧视。
女性在就业中处与弱势地位，有由其自身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我国《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公民有劳动权和平等权，但是规定过于原则，实践操作不便，还是存在缺陷。
国际公约、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对就业平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且还具备相关的机构，我国应借鉴先进的经验，完善我国立法和制度，加快法制进程加大法律保障女性就业的权益。
【关键词】平等权女性就业法制建设一、就业平等权的概念就业平等权是综合劳动权和平等权的权利，就业平等权是劳动权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劳动权能否得到落实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其基本含义是劳动者在就业方面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就业平等权也是平等权在就业方面的具体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平等就业权指就业机会平等，广义的就业平等权包括劳动者享有平等获得职业的权利、取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以及组织和参与公会等方面的权利。
男女在就业中享有平等的就业权，不得肆意侵犯女性的就业平等权。
二、我国女性就业平等权受到侵犯的现实困境１．就业几率小。
全国妇联发布的调查显示：９０％以上的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其中理工科女大学生感受歧视的比例最高；５６．７％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受的女生就业机会少。
现如今。
有的用人单位打出“只招男性”、“男性优先”的口号，明确表明拒绝录用女性的态度，在同样的招聘职位面前，女性失去竞争机会。
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时虽然表面上不对女性的应聘标准作出限制，但背后却提高对女性的录用标准，造成录用女性的比例缩小。
[论文关键词] 就业权平等妇女[论文摘要] 妇女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男女就业权的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就业权是劳动权的核心。
所以，我们要从重视人权的高度重视妇女就业权的平等实现。
一、我国妇女劳动就业平等权实现的法律保障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体系。
《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妇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障妇女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女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该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3条规定：“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作，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中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范围，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除了国家规定的绝对禁止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位外，凡是适合妇女工作的，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拒绝录用女职工。
《劳动法》第13条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和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二、妇女就业平等权实现状况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我国妇女就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截止2004年10月，女性从业人数已达3.3亿，妇女就业的比例从1949年的7.5%上升到2004年的46.7%，比世界34.5%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2.2个百分点。
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部门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男性。
这说明我国妇女就业不但在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就业层次进一步提高，职业结构趋于合理。
从广东省首例平等权就业纠纷案看平等就业作者：郑潇雨
来源：《各界·下半月》2020年第02期
摘要：女职工发现自己怀孕的当天便被辞退，此事件的背后既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不尊重，又是对于女性平等就业权的侵犯。
平等就业既符合一个劳动者基本的权利，又具有深厚的法律基础。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就业歧视情况数不胜数，要想实现劳动者平等就业还需劳动者本人、用人单位、民间组织、政府部门联动起来，共同发力。
关键词：平等就业权;就业纠纷;劳动争议
2019年2月20日，广东珠海一家物业公司女职工发现自己怀孕的当天，就被告知“不用再回公司上班了”。
近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该公司侵害平等就业权，“判令公司做出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孕期工资损失2064元、未休产假工资损失18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此案是“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个新案由在广东省的第一次司法实践。
生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除法律有规定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生育权。
况且女职工生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也有助于调整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创造人口红利，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
因此，女性生育权利和平等就业权理应得到特殊保障。
这名女性职工通过司法救济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终获得了应有的赔偿。
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常常因为劳动者害怕惹麻烦、救济渠道少时间长等因素，鲜少有劳动者有勇气提起诉讼。
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男女同工同酬，无论男女都有劳动的权利与义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却广泛存在。
许多招聘启事上明确规定“限男性”或者是“建议男性”，探究其内因，一是中国从近代到新社会，许多人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认为男性社会地位高于女性，男性作为家庭与社会的顶梁柱，女性则应当承担在家做家务与照顾孩子的责任，没有意识到女性的崛起、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二是世纪之初，我国主要发展重工业、制造业，重视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男性拥有更大的体力优势。
三是女性因生理原因存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以下简称三期），女性在三期期间带薪休假，且国家对处于三期的女性有特殊的劳动保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
这些规定使得用人单位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不愿意雇佣女性职工。
今年2月，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
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虽然这些举措给了女性求职者抵制“土政策”增加了一定的底气，但用人单位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又会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做法，让被侵权职工找不到“把柄”，维权起来举步维艰。
就当前的现实复杂性而言，除了性别歧视，还存在着身体残疾歧视、学历歧视甚至是户籍歧视，可以说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刻不容缓。
我国的多项法律条文都为平等就业提供了法律基础。
《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具体到部门法，《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
可以说，平等就业应当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早前，《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并未具体规定就业歧视纠纷的案由，是属于劳动争议，抑或侵权纠纷。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规定，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的第三级案由“9、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加一類第四级案由“1、平等就业权纠纷”。
此规定一出，就业歧视便被定性为侵权纠纷。
这一规定牵涉甚多。
从程序上看，劳动争议案件需仲裁前置;而侵权纠纷则可以直接起诉，救济存在程序上的差异。
从管辖上看，劳动争议的仲裁机构和管辖法院是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仲裁机构、法院;而侵权纠纷的管辖法院则是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劳动者提起诉讼更便利。
从时效上看，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而人格权的时效较为复杂，即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劳动者提起诉讼的期限更长，更有利于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从赔偿范围上看，劳动争议案件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而侵权纠纷案件的赔偿范围还包括精神损害等间接损失。
从诉讼费上看，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为十元，侵权纠纷则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每件交纳100元至500元，如涉及损害赔偿，诉讼费用则依据赔偿金额不同。
总的来说，新案由的出台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打击就业歧视具有正向作用。
但并不是说设置新案由后就能一劳永逸，要想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就业歧视问题必然需要多措并举。
一是监管部门应加大对用人单位监督力度，及时纠正类似本案中“怀孕即解聘”的限制生育等违法规定，对严重侵犯平等就业权的用人单位予以严厉处罚和制裁，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是各地工会、妇联等组织也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更多地帮助遭受侵权的职工维权。
比如组织、开设技能培训班、心理疏导班、法律普及课等，帮助求职者提升工作能力，帮助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纾解心理问题，寻求合法合理的救济渠道。
三是针对使用女性员工一定程度上造成用人单位成本增加的问题，政府层面可以探索更有效的生育成本全社会分摊举
措，或由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直接给予用人单位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用人单位主动保护女性职工合法权益。
不论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还是延长男性陪护假，抑或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来弥补企业在女职工生育上的“亏损”，只有实现生育成本由全社会共担，减轻企业的压力，女性享受平等就业权才会更有底气。
过去四十年，中国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未来，人才依旧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
但如果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对劳动者就业设置诸多障碍，不仅个人权利和家庭幸福将受到严重伤害，长远来看也将阻碍国家发展。
特别是在今年人口增长形势很不乐观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更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所以，这次司法判决的意义是深远的，既为女性职工维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成功范本，更让企业意识到职工权利不可侵犯、社会责任必须履行。
当然，疏堵必须结合，有关部门要加大力度推进减税降费，落实举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劳动者平等就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周洪波.公司对女职工就业歧视的风险防范[J].上海企业，2019（4）：71-72.
[2]吴莹.就"招聘不问婚孕"新政浅谈女性就业的阻力与企业成本的考量[J].山东青年，2019（6）：34-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