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的一些浅见摘要：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以其为代表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他批判性的分析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若离开了知识和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

关键词：知识型；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权力话语；正文：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他研究西方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现象，通过对西方世界微观的统治机制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批判。

包括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具有对其时代的反叛性与颠覆性。

福柯历史类的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哲学类的包括《知识考古学》、《词与物》。

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中资料的挖掘整理来探讨权力机制其本源和作用。

福柯思想理解的两个重点方面在于“知识型”和“权力理论”。

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1970年以前），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

通过对知识起源及历史的探究深入挖掘出一套产生知识，衡量知识，支配知识的控制规律和内在规则。

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在不同时期控制人，统治人的力量。

他区分出了四种知识型：包括以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来判断事物，形成知识）；古典时期（把表象，外在经验当作知识）；现代时期（以自我表现，即“人”的观念就是一个知识的产物，“人”的意义在此时期形成）；当代时期（以无意识力量，如通过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的发展诠释，文化层面的“人之死”，人被解构化，消解，提出了人的“不在场”）。

解读福柯笔下逃不出的“权力”——从“君主权力”到“生命政治”一、繁华世界中爬满了权力之蚤福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对“权力”的发展展开描述。

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看似散乱、孤立、互无关联的乱象，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视角之下，可以籍由同一套逻辑——即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的运行逻辑得到解释。

二、君主权力——“砍头腰斩五马尸，煮杀肉刑服苦役”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从18世纪开始生成的一种新政治场景，包含诸多新权力技术，现代社会中大量制度都依此政治理性建立。

在生命权力出现之前，政治中的主导权力先后曾是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

而我们对“生命权力”概念的理解，需要在与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的比较中得以实现。

那么什么是君主权力呢？君主权力将自身视作高于个体生命，即个体生命被视作索取对象，君主权力对生命本身的影响展现为对生命的剥夺，即运用取缔生命的方式对生命产生影响。

这种权力的典型范例便是“酷刑”。

这种极富恐惧性和仪式感的死亡表演在现在看来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必要，而在君主权力时期却大行其道，一方面它是一种复仇，由于罪行违反了法律，而法律作为君主权力的第二重肉身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残酷的手段惩戒罪犯是君主权力的复仇，它运用一种压倒一切的绝对毁灭力量，回应罪行中蕴含的恐惧；另一方面，在公众场合用残酷的手段置人于死地具有一种“威慑性”，即任何残忍程度的罪行都存在程度上比它更强烈的酷刑与之对应，彰显君主权力的绝对压倒。

然而看似绝对强大的君主权力实际上是无力的，它的无力展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它对规则制定无作为。

以“酷刑”为例，它对犯罪的回应只能是运用同样性质的暴力，只能在程度上加强，只能在规则内部制定法律，而无法主动掌控个体；第二，它没有生产性。

当“以暴制暴”的强度到达上限，即对象“死亡”，君主权力便失去了控制力，它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失去作用。

如果说，以上权力技术对操纵死亡的积极性和控制生命的消极性特征可被概括为“使人死，让人活”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与之相对的“使人活，让人死的”权力技术——规训权力——出现了，它将生命视作生产性的，潜在待发掘的力量，它的目的是培育驯服而有用的生命。

福柯的权利谱系的内容和特点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他研究了权力及其运作机制。

他提出了权利谱系的概念，试图揭示权力的复杂结构和其对个体的影响。

福柯的权利谱系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对福柯权利谱系的内容和特点的详细阐述。

一、福柯的权利谱系的内容1.权力的分析层面：福柯的权利谱系主要关注权力的运作机制和影响，以及权力如何塑造个体和社会。

他分析了权力在各种层面的展开，包括微观层面的制度和规则、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并对权力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2.权力的调查对象：福柯的权利谱系并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并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个体的生活中。

因此，他的权利谱系理论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如政治权力、知识权力、社会控制等。

3.权力的运作机制：福柯通过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与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来产生，并通过社会机构和规训实践的运作来巩固。

他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动态变化和复杂性的特点。

4.权力对个体的塑造：福柯在权利谱系中探讨了权力对个体的塑造和规训机制。

他关注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规训技术和知识制度来规范和引导个体的思想、行为和欲望，以实现权力的目标。

5.反抗与权力：福柯的权利谱系也探讨了个体如何通过反抗来对抗权力的影响。

他认为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个体可以通过知识的获取和解构来揭示和挑战权力的机制，从而获得一定的自由度。

二、福柯的权利谱系的特点1.关注权力的微观层面：福柯的权利谱系并不关注权力的宏观结构，而是聚焦于权力的微观层面。

他通过权力实践的具体细节和机制，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塑造和规训个体。

2.强调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权力的运作需要建立在对知识的掌握和处理之上。

他揭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权力的基础，并通过知识传授和制度化来加强权力的控制。

3.强调权力的历史性：福柯的权利谱系理论强调权力的历史性，他认为权力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作者：徐军义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35期摘要：福柯是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

他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

文学话语是不同知识、真理表达沟通的自由领域，因此，它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力规律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福柯话语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理论一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哲学家”，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1983年，57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

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

”［1］从福柯的一生来看，福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更多的是秉承了尼采向传统挑战的反叛精神，极力去研究被传统所排斥在外的如“疯癫”、“性”的领域，探索它们之所以被“理性”所排斥的规则。

这样，通过研究，福柯填补了以往学术历史上的空白，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他的权力话语，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福柯处于西方哲学上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化的时代，重视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

……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

”［2］福柯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只有遵循语言系统自身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沟通才能有效，否则，就是痴人说梦。

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相反，是话在说人，这样，传统中关于人创造、占有、支配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性被解构，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

所谓的历史，是由人们“这样说”或“那样说”所决定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是语言反复的被言说，就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和人的“本质”。

另外，语言有自己的规则，但人们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在表达言说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本质的力量，同一事实的不同言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连续的追问，就形成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探索语言、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福柯的微观权力学作者：于濯李丹琦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04期［摘要］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一的统治大厦。

福柯反对这种权力中心化的模式，而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无主体的、多元的、弥散的关系存在。

所以福柯权力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国家、法律这些中心化的存在，而是如疯人院、监狱、修道院这些社会边缘、底层中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微观权力学；沉默；凝视；规训［中图分类号］B8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21－02福柯在继承尼采的权力意志基础上，批判地改造哈贝马斯、韦伯的权力论，提出了自己的微观权力说。

运用后现代思维方式，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用权力结构去解析社会机体的理论。

他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场，认为权力是弥散的、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强调当代社会弥散的“规训性”权力机制。

他认为权力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生产性的实践。

权力具有强大的建构和生产功能：“权力生产着现实权力生产着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关于个人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产物。

”权力要取得立足之地，也必须通过生产性的实践。

作为关系性的网络权力，权力不再属于特定的阶级，它在个人组成的网络中流通。

他把权力向四面八方驱散，因而驱散了权力的政治之维。

它是在无数点上被运用，在无数点上展开出来的，权力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权力无处不在，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

“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

”［1］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并在权力的网络中运动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

福柯对权力本质的探寻并不是某种总体的描述，而是体现在他对权力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相对主义的描述之中。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82012弗兰茨·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以其作品中荒诞的故事情节、梦靥般的神秘气氛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剖析而屹立于世界文坛；米歇尔·福柯作为哲学史上一位光彩夺目的思想家，其独特的、极具颠覆性与解构性的思想，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脾气秉性，并不能阻止这两位巨匠在思想上的契合。

其思想中所共有的后现代性，使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似的看法，尤其是“权力”问题。

卡夫卡在多部作品中探讨过各种各样的权利：君权、神权、父权，等等；而福柯对“权利”更是有着一套完整而独到的见解。

本文尝试使用福柯的权力观来重新解读卡夫卡“父权”问题的代表作《判决》，以期深入探寻理解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新视角。

一、卡夫卡与《判决》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位威严的父亲形象以及在强大父权压制下的“懦弱”儿子形象。

一个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的生活背景和成长史，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他父亲———“那位精力旺盛、体格健壮、靠白手起家取得成功并因此而养成了刚愎自用、武断专横的暴君性格的犹太商人”［1］———的阴影下。

在父亲这位专制的家庭暴君面前，卡夫卡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和能力；而父亲，本应该是至爱的亲人，在他心目中，也变成了“一座不由分说的法庭，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官”［1］。

这种心理上的阴影自然而然就投射到了文学创作中，所以卡夫卡的多部作品都涉及父权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自传性质浓厚的《判决》。

《判决》是卡夫卡早期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名作，也是他本人最钟爱的作品之一。

《判决》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围绕着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

格奥尔格在接手父亲的生意后，事业上一帆风顺，前途光明，并于不久之前与一位富家小姐订婚。

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看文学话语话语和权力是福柯哲学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前期的《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重在话语的自主分析，认为话语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

”我们不要问“话语说了什么”，而应追问“话语何以存在？”，力求提供一种话语实现多元的策略。

在这样的哲学范畴内，所有的话语都有存在的权利，然而，为什么有的话语走入了历史，有的话语却永远消失在历史之外了呢？福柯后期将权力概念引入话语，提出话语的权力控制分析，其实依然执着于话语可能或者不可能的条件的探询。

作为著名的权力思想家，福柯的权力观有创新之处。

传统的权力观将权力看作一种实体，认为权力是夺得统治的阶级的“所有权”，看作是可以被某些人或者某些团体所占有的东西。

而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

他说：“权力不是获得、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这种权力作为一种关系作用于每一个人，无处不在，在社会的每一层之间，在男女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师生之间等等。

再有，传统的权力观经常将权力与限制、禁止、镇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是否定性的。

福柯提醒人们，权力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权力的效果不仅是否定性的，而是生产性的。

权力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本体贯穿在福柯后期理论中，作为一种势力关系，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对于文学来说，是否意味着所有的文学话语都参与了权力的运作？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究竟是否存在权力之争呢？在文学话语中，话语的控制原则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呢？在福柯看来，任何话语都是与权力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所以，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必然难以与权力脱离干系。

至于控制，无论在文学话语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

对于权力在文学话语内部的运作可以分为不同文学话语之间和对单纯一个文学文本的控制分析。

对于不同的文学话语之间，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曾以荷马的《奥德赛》为例，在福柯看来，对它的串讲、注释、论述都是评论话语形式，相对《奥德赛》而言，都是次话语，即使对它的任何一种文学翻译，甚至象英国近代作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巨著《尤里西斯》，同样也是次话语。

2014/5超越的困境：福柯的权利政治观孙祥摘要：福柯晚期对权利的强调与其早期对权利的批判立场看似难以调和，实则一脉相承，代表着超越既有权利理论的宝贵努力。

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虽然可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却无力对抗规训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反而沦为后者附庸。

另一方面，正是传统权利的这一不足，福柯期待着一种足以对抗现代权力的新型权利。

此种权利具有差异性、日常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尽管在理论层面可以消解现代权力对个体的压迫，但在现实层面，则面临实施之后权利诉求激增、社会成本加重、秩序瓦解等一系列困境，最终，这一新型权利不仅无力对抗规训，甚至将个人自由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

关键词：福柯；规训权力；自由主义权利；新型权利；反规训作者简介：孙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生。

（浙江杭州，310008）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理论为现代法律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论证，并成为有关权利研究的主流范式。

作为后现代哲学阵营的福柯曾对自由主义权利观做过激烈批判，他认为权利不仅无法有效地对抗现代权力，反而沦为后者的附庸。

有学者因而批评福柯完全忽视权利的政治价值，并彻底抛弃了权利。

［1］但令人费解的是，福柯晚期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提到权利的重要性。

此举被不少学者理解为福柯回归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对权利的人道主义道德优越性已缴械投降。

［2］然而，一旦认为福柯回归了自由主义权利的传统立场，岂不是“有意”遗漏了福柯对它的激进讨伐？或将此仅仅归结于福柯权利观本身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因此是福柯的疏忽？其实，无论是“抛弃”之说，还是“回归”之论，都过于简单。

本文重构了福柯早期批判自由主义权利与其后期权利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超越”一说，指出：当规训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出现后，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不仅无力对抗现代权力，反而成为其附庸，福柯因此试图超越既有权利理论，阐述一种新型权利观来抗衡现代权力。

不过甚为可惜的是，此种新型权利因其解构性质而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并不具有可行的制度方案，最终难逃流产的命运。

福柯权力谱系的内容和特点福柯的权力谱系是他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和《监狱所理论》（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

福柯在这两本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研究，揭示了权力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操作和控制个体，并且对个体的行为和思维施加影响。

下面将对福柯的权力谱系的内容和特点进行详细阐述。

福柯的权力谱系是一个分析权力运行机制的框架，用以呈现和揭示权力的不同形态和操作方式。

这个谱系分为四个部分：君权制、规训制、生命权、生物政治。

每个部分都代表了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权力操作形式。

第一部分，君权制，是指传统君主制社会中的权力形式。

在这个制度下，权力主要通过君主和法律来行使。

福柯认为，君主制通过建立权威性和标准化的法律规定来控制个体，使他们服从君主的统治。

这种权力形式主要依靠肉体的暴力和刑罚，以迫使个体服从。

第二部分，规训制，代表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权力形式，通过对个体的训练和社会化来实现对其行为和思维的操控。

福柯认为，规训制通过建立监狱、学校、军队等机构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和思维，使他们成为符合社会标准的合格公民。

这种权力形式更加注重心理操控和社会化，对个体进行全方位的约束和规训。

第三部分，生命权，是指现代社会中权力对于个体身体和生命的控制。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通过医疗、卫生、生育控制等手段，对个体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管理和调控。

这种权力形式将个体的生活和健康作为其主要管辖范围，通过各种手段对个体的身体和生命进行干预和调整。

第四部分，生物政治，是福柯权力谱系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部分。

生物政治代表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对于人口和群体的管理和调控。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通过人口统计学、社会福利、医疗政策等手段，对人口进行统计和分类，并且根据这些分类将人口进行管理和控制。

这种权力形式通过社会制度和政策对人口进行规范和调控。

福柯权力思想研究权力的界定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指出，就权力而言，第一要务是要对两种权力进行区分。

一种权力针对物而施展，它具有对物进行修正、使用、消费和毁坏的能力。

这种权力可以说成能力问题。

福柯指出其分析的权力特性是：它在两个个人或群体之间引发的游戏关系。

在谈论法律权力、机构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如果谈论权力的机制和结构，其假定条件是：这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施展的权力。

福柯主张，必须将权力关系和交往关系区分开来。

交往关系通过语言、记号系统或者其他的符号媒介来传递信息。

福柯强调，权力关系、交往关系和客观能力不应混为一谈。

权力关系要施展，则极度地借用符号的交换和生产。

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目的性行为、交往系统和权力关系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平衡关系。

权力与理性化福柯认为，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泛滥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1福柯提出了考察“理性化和权力的关联”的问题。

权力与抵抗福柯认为，要理解权力关系的相关性，或许我们应考察多种抵抗形式，以及解散这些关系的诸多努力。

抵抗作为一个化学催化剂，以便暴露权力关系，确定它们的位置，发现它们的作用点是使用手段。

不是根据权力的内在合理性的观点来分析权力，而是通过对抗性的策略来分析权力。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表明，他之所以研究权力是为了研究主体问题。

在总体研究目标上，福柯的研究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

福柯承认自己“深深地卷入到权力问题中”2福柯指出，人这一主题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也同样地置入复杂的权力关系中。

在福柯看来，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工具，语言学和符号学为研究表意关系提供了工具，但是，我们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器具，只得求助于法律模式和制度模式来思考权力。

权力与主体福柯认为，如果人们想用权力来研究主体的客体化，那么有必要扩充权力定义的范围。

福柯指出，权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

并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看作权力的两种病理形式——两种权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