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遣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选择——以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制度化遣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

回应逻辑选择

———以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杜兴洋王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群体性事件与互联网结合所衍生的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对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抗争事件的分析发现，政府之所以会以“运动式遣散”的逻辑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主要有制度、机制和情感三个层面的原因，而其根源则在于制度供给有效性的缺失。通过公众利益表达与政府回应制度化、完善立法、建立多元协商联动机制等，实现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制度化遣散”，对于地方政府提高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路径依赖；制度化遣散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19）01-0119-06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TheJournalofYunnanProvincialCommitteeSchoolofCPC2019年2月

第20卷第1期Feb.2019

Vol.20No.1

当前，我国的网络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变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使群体性事件蔓延到网上，经意见领袖与媒介的助推，掀起了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然而，面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很多地方政府仍习惯于沿用“运动式遣散”的回应逻辑，导致网络舆情危机频发，既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又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网络舆情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否则就极易引发公众的群体性抗争。因此，如何在分析现实案例的基础上克服“运动式遣散”逻辑，实现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制度化遣散”，成为地方政府无法回避的议题。

一、文献述评（一）国内研究现状截至2017年底，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群体性事件”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48254

篇；以“网络舆情”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19423篇；以“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940篇。总体上，国内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正在深入。1.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与蔓延。史晓丹从网络动员角度研究认为，网络动员的成本低、范围广，可以迅速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联系在一起，实现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迅速、广泛扩散。［1］

易承志

认为，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分为产生、蔓延、爆发和停止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特征也不一样。［2］

兰新月、苏国强等认为，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是事件与舆情相互作用的过程，两者互为因果关系。［3］

2.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黄蜕、郝亚芬

指出，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要重视对网民素质的培养。［4］

苗壮认为，媒体在群体性事件网

络舆情的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主张网络媒体与传

收稿日期：2018-06-17作者简介：杜兴洋（1974-），男，江苏连云港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治理。王庆（1992-），男，河南邓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治理。·119·

DOI:10.13410/j.cnki.ypcscpc.2019.01.022统媒体要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5］黄成飞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行为存在着

缺失、失序和模式单一落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与机制不完善。［6］彭知辉主张建立舆情控制

与引导机制。［7］

3.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黄金认为，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在扩散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蝴蝶效应”“群体极化”和“匿名制服”三个方面。［8］

范芳贤认为，群体性事件网络舆

情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群体性事件向负面发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民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和网络媒体价值取向发生异化，建议在巩固网络舆情正向影响的同时，着力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9］

4.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李艾纯认为，政府要从法律法规、制度和宣传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10］陈一主张重视信息收集与监测分析，

畅通各参与主体的协调沟通机制，及时回应民意诉求，重视民众的反馈意见，防止舆情再次爆发。［11］

谢璐璐建议通过设立安全阀机制、培育意见领袖和更新议程设置，建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疏导机制。［12］（二）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通常将“群体性事件”称作“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并对集群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最早提出“集群行为”这一概念，并认为“集群行为”是消极的、恶劣的、情绪躁动的以及具有危险性的。［13］戴维·波普诺认为，集群内部成员的参与态度和程度存在着差异，“集群行为”也要受到规范，而不是无序的。［14］1.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网络舆情在国外表现为网络民意和舆论。随着西方学者对网络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逐渐认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并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民意调查。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群体极化”这一概念，认为互联网会导致群众意见走向极端化，建议政府要适时、有效地对事件进行处理。［15］约瑟夫奈认为，个体在虚构的网络社会中因为兴趣集聚在一起，就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出声音，并将其传递给政府。［16］2.关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美国、英国、新加坡等都已积累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例如，及时发布信息、成立信息管理部门、发放信息服务指南和区分不同的群体发布有差别的信息；在原则上，坚持中立原则、武力等级对应原则，根据事件对社会的损害程度使用不同等级的武力手段等。（三）文献述评第一，相对于国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传播、引导和治理等方面，研究内容丰富，但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单一。第二，国内学者倾向于研究政府如何管控网络舆情，主要研究政府在被动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防止网络舆论失控，缺乏制度性和系统性研究。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外均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这应当成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二、案例陈述与演绎分析（一）案例陈述1.事件背景与官方宣布。海盐县是浙江省嘉兴市的一个下辖县，近年来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峻。自2015年下半年起，海盐县垃圾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均达到上限，迫切需要另建垃圾处理厂。为了解决严峻的垃圾处理问题，海盐县政府决定在经济开发区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2016年4月12日，海盐县住建局公示了垃圾焚烧厂规划选址的论证报告。2.事件发生前期———线上抗争。在选址报告公示之前，当地民众毫不知情。政府既没有说明海盐县生活垃圾处理的现状与困境，也没有介绍国内外生活垃圾处理的先进经验。民众对于本地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和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均缺乏了解，从而增加了项目实施的难度。官方公示选址论证报告之后，当地民众迅速通过微博、微信和论坛等多种渠道在网上掀起舆论攻势。4月19日，微信“海盐微距离”公众号发起投票，共有7039名微信用户参与投票，其中96%表示反对。“海盐网”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危害并配上了正在冒浓烟的发电厂图片，阅读量超过5万，很多网友留言明确表示反对。为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民众通过微信朋友圈、组建微信群和发微博等不同方式，呼吁大家联合起来进行抗议。当地民众在微信群商定于4月20日到海盐县政府门前和大街上进行抗议和示威游行。3.事件发生期———线下抗争。4月20日，当地

群众不仅在大街上进行示威游行，而且聚集到海盐县政府门口进行抗争和示威，反对政府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求政府立即停止项目的实施。海盐县政府出动大规模警察力量进行镇压，当地民众在抗议过程中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事件发生期间，微博、微信和论坛等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掌上海盐”公众号推送文章：“海盐要建垃圾焚烧厂?！我要投反对票”，并配了民众上街抗议的视频。“海盐网”公众号发布“一座城市的垃··120圾之‘痛’”，报道了民众抗议县政府事件。“海盐

网”再次发消息要求停止项目，甚至在网上传出了“警察打死人了”等谣言，随后涉事人被警方逮捕。4.事件发生后期———政府停止项目。面对当地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和激烈的抗争行动，海盐县政府通过网络对公众宣布将停止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海盐县官方微博“海盐发布”发出通知，一方面告诉民众垃圾焚烧发电不仅在技术上是成熟的，有利于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并宣称项目不征得民众支持不会开工建设。另一方面，呼吁民众不要采取过激的行为。官方微博“海盐发布”宣称：“经县政府研究，海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止”。“海盐发布”两次发微博呼吁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否则将依法处置。4月22日，“海盐发布”发文，就海盐县副县长陆忠祥、县公安局政委何立群的新闻通报会进行了报道。4月26日，“海盐发布”发文对县委副书记、县长的调研和慰问群众情况进行了报道。此次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从官方宣布开始到停止，前后仅10天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民众通过微博、微信等媒介所形成的线上线下抗争行动，其速度之快和影响之大。民众和政府之间借助媒介进行信息的输入输出，尤其是互联网和媒介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信息输入输出的速度，一旦民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及时回应，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抗争。此案例中，海盐县政府正是由于对网络舆情反应迟滞，从而导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二）舆情演化分析1.舆情潜伏与群体极化。本案例中，这一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网络舆情风暴，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爆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经过集聚而正在接近某种“风险拐点”，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有了质变所需的条件。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迅速蔓延到网络空间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底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缺乏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下，处于政府决策外围的底层民众的声音往往容易被淹没，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经常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应。第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为民众提供了相对自由、开放和风险小的虚拟空间，同时，也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民众的参与范围。在互联网空间中，民众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可以就所关心的问题自由发表看法和参与讨论。而政府的行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容易被无限放大，一旦政府部门或个人有违背民意的行为，就会迅速通过少数人的情绪煽动而激起广大网民的抗争情绪，“类似事件一经触发就极

可能引起社会普遍议论并迅速在网络引起热议。”［17］

2.舆情互动与螺旋上升。从“线上抗争”到

“线下抗争”是网络舆情的扩散与传播阶段，也是民众、意见领袖、媒介和政府四大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网络意见领袖会借助部分民众发出的声音推波助澜，鼓动民众通过“沉默的螺旋”效应，基于拟态环境而形成一股舆论力量，通过微博微信和论坛等互联网媒介，推动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场，与政府进行抗争。但随着政府的介入，又会出现反沉默螺旋现象。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致使网络舆情螺旋上升发展。在网络舆情互动过程中，民众与微博、微信中的意见领袖之间的交互主要体现在“海盐网”“嘉兴第九区”“你好嘉兴”和“海盐微距离”等有影响力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一些意见领袖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引发民众的注意，带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推动舆论的扩散。实际上，多数民众在网络上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但通过与网络意见领袖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在网络公共舆论场中逐渐变成了“沉默的少数”，甚至一部分民众变成了一味地宣泄不满的“乌合之众”。3.“减压阀”式的舆情消解。政府的有效回应是消解网络舆情的关键。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抗争事件所掀起的网络舆情，在经历了议题潜伏、线上线下抗争之后，由于政府出面回应，其影响力不断减弱，舆情危机也随之逐渐消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方式决定了网络舆情演化的基本走势。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做出回应并采取有效措施，网络舆情危机就可以在萌芽期被消解，但往往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鸵鸟心态”，进而造成网络舆情失控。本案例中的网络舆情危机与海盐县政府的反应迟滞，有着直接的联系。笔者认为，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回应网络舆情时一种习惯性的“运动式遣散”行为逻辑的运用失灵。在网络舆情应对过程中，政府不能坐等网络舆情自然消解，而应该全过程参与，在网络舆情萌芽期，就及时采取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