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艺术风格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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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李汶檩，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老师：严运桂，长江大学文学院
艺术风格指作家创作个性同具体话语情境所营造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包括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的标志。其形成是以作者生活实践的情感体验为基础，以思想倾向的创作为方向，并受到时代精神、阶级属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特点为表现，是一个不断积淀突破的过程。
莫言堪称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一面鲜艳的旗帜，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见长。在其三十年的创作里，从《民间音乐》到《透明的红萝卜》,从《白狗秋千架》到《丰乳肥臀》,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以至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莫言总是带给读者和评论界不同的阅读冲击。由此也引发了对莫言小说研究的热潮，主要集中在语言风格、审美表现、叙事特点和文体特征等方面的论述上，这些论述汇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独特见解，为莫言小说艺术风格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归纳起来，对其小说研究主要表现为雅俗共赏的语言、自由的叙事艺术和审美特征流变三方面。
一、雅俗共赏的语言
高尔基曾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即文学的第一要素。莫言的作品多以实存、浅白又汪洋肆意的语言为人所认知。对其作品语言特色分析上又存在三种态度：乡土特征、狂欢化、渐变式。
（一）乡土特征
此类观点的持有者们认为莫言作品的语言特色具备三种形态，大自然的声音、人物话语和民间音乐。三种语言形态水乳交融地穿插于行文之中，体现了民众与权力者平等对话的自由精神，正如莫言自谦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作者，所写的小说多是依据故乡素材，所用语言也以高密人日常语言为基础。”有研究者更是从作品的句式入手对语言做了系统研究，“莫言小说句式独特，以短语为主，兼有大量的插入语，四音节断句，节奏感强，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要求。”[1]
同时按文学理论所划分的小说语言的两个分支：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和小说人物语言。莫言试图用他浓厚的乡土语言将读者引入到各种场景中去，“去分辨暮色中飘逸在大片黄麻地上的淡紫色雾气，倾听‘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陶醉于‘从路两边高粱地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
甘的气味’”[2]，并力图用精美的感觉描写来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对此刘秋云则将莫言的乡土小说与同类作家作比，认为“鲁迅、沈从文等人作为文学大家，前者的叙述语言带有强烈的启蒙性哲理意味，后者则带有太多的诗性气质；赵树理等作家最有条件靠近乡土，但却在有意识地附属书面语言和政治目的的路和乡土渐行渐远；莫言则抓住了乡土这一沃土，其小说中叙述语言的乡土味道形成了莫言小说独具特色的一面”。[3]
另外研究者李剑锋同样认为：“莫言作品浓厚的民间精神和其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人们为生存的奋斗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能充分体会到民间生活的复杂和二元判断的艰难，更能接近民间生存的本相。”[4]
（二）大地欢歌______语言的狂欢化
所谓的“狂欢化”是由前苏联文论家和思想家巴赫金所提出的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对于莫言语言狂欢化特征认同的研究者不在少数。
三峡大学的金凤表示：“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恰恰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和独白式的‘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的狂欢精神，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5]
刘康认为：“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了典型的狂欢化风格，颠覆了革命理想主义话语蕴含的内在秩序和等级，讴歌了‘肉体的低下部位’和‘肉体的物质性原则’，这‘革命狂欢节’的基调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主旋律底下产生的，是‘以弘扬被压抑和肢解多年的肉体感性欲望的狂欢节语言，来实现文化的批判和重建’。”[6]
同样在对于狂欢化研究者陈燕遐在涉及到莫言小说狂欢化语言极其功用时这么说道：“吸收了过去的经验，加上对语言意识形态的洞察力，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写作策略，以小说的话语为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作整体考察。”[7]无独有偶，在《试论莫言<四十一炮>话语方式》一文中有类似看法，“话语充满了狂欢化色彩，以狂欢的方式叙述了现代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来虚构的话语世界，与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比。”[8]
不仅如此，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还具体表现在杂糅性上。“莫言把民歌、信件、民间故事等不同体裁的文字被镶嵌在小说正文之中，被认为是‘引进和组织杂语的最重要的形式’，这些保持自己结构、语言形式和修辞特色的文段镶嵌到小说中，作为一种参照的存在，它表达了另一种声音。政治语言、学术语言、格言民谚、市井俚语任意交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语言的自由性。”[9]
语言的乡土特征与语言的狂欢化并不是割裂甚至对立的，就认为“莫言的写作就应和着宏大意识形态的王纲解纽，以一种民间化的写作姿态对抗政治革命的写作程式，并以狂欢的文学精神，深刻地折射出了全新的生存意识和审美趣味。莫言用文学建构的生存世界，是众声喧哗、生机勃勃的当代民间的真实写照。戏仿、文本拼贴和语言狂欢，在莫言这里并非纯粹的写作游戏，其中有着颠覆宏大意识形态的潜在作用，在对既定秩序的冲击、拆解和否定当中
包含了重建、肯定和更新的文化功能。”[10]
（三）渐变性
莫言创作大致经历了探索到成熟并发生转型的文学阶段。莫言在最初谈到创作时说到：“在写作的过程中，所调动的不仅仅是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而且还应该调动起自己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全部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色彩和画面、声音与旋律、苦辣与酸甜、软硬与凉热等等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当然这一切都借助与准确优美的语言来实现。”[11]
在此基础上，张爱萍对莫言语言研究也指出：“早期模仿经典的尤其是‘荷花淀’派的清新婉约的高调语言，由《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进入追求感觉真实的杂语写作风格，并成功地创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力作，而以《檀香刑》为代表，将已运用得较为纯熟的现代叙事技巧，和传统的民族语言进行更好的整合。”[12]
同样，田正华更是把莫言创作风格流变做了分层，“惯性下的写作；感觉中的爆炸；先锋的实验；回归与整合”[13]，进行有序梳理。
二、自由的叙事艺术
叙事即指采用一种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来叙述故事和表达感情。莫言匠心独运的叙事能力被誉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特异的艺术感觉，终将被他以他的方式展现在作品里，让读者在经历这奇异的阅读体验时只能景行行止。“莫言小说具有浓郁的西方韵味，也曾有人把他划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复调音符。”其叙事模式对于传统小说的突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极尽变幻的叙事策略
叙述策略则可分为叙述角度、叙述模式、叙述时间。
首先是叙述视角，莫言小说全知视角的选用是莫言小说的创新。以至于莫言说“将近二十年过去以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角度，过去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14]
德拉克罗瓦也表示：“莫言往往先用儿童的眼光和童年的记忆的视角来透视世界，一方面使人的感觉更接近自然天性与潜意识本源，另一方面也使作品世界更趋于感觉化和奇异化。”
[15]
这一点在另一位研究者高选勤对莫言的叙述视角研究的评价上也作了体现：“构成了一种多视角的审美效果，叙述者和人物都能介入叙事，相互对其事件极其性质作出补充和解释，或从不同角度展示事物的多元性和矛盾性。”{15}
其次从叙述模式来看评论家们则更多地认为其作品多为象征模式。大地母亲的象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