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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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8期山东社会科学No．8总第204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4·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宫承波范松楠（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北京100024）［摘要］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在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关注各类公共事件，而且以其解释力在多种网络交往空间中赢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
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体现的理性思考、权利意识和匹夫责任等公共性成分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对公众的直接动员，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有助于鼓励公民政治参与。
［关键词］知识分子；网络文化；公共性［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8－0090－04一、网络文化中的公共意识何谓公共性？汉娜·阿伦特把公共性看作是世界本身，她的比喻也许能够恰当地表达“公共”的含义：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个人之间，就正如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
①在阿伦特看来，一旦这张桌子（即公共性）消失了，将人们聚集、联系和分离开来的力量也就消失了，人们进而会变成原子化、浮萍状的大众成员。
公共性的存在依赖于无数不同的观点同时在场，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正如围着桌子而坐的一圈人因同时共享这个空间而建立联系。
但是，当只存在一个人或者丧失桌子的一圈人的时候，公共性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观点的单一化或者相互关联的消失都会导致公共性衰微。
另外，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是解释公共性的另一个重要工具。
他的公共领域理论以18世纪的欧洲为历史背景，认为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沙龙、咖啡馆、报纸、杂志等成为公众就公共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和社会批评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带有批判色彩的理想模式。
但正如许纪霖所言，这一概念最关键的意义在于突显了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②按照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逻辑，我们欣喜地看到：互联网在一定意义上正在成为一个可以聚集各类人群、各种观点，并提供彼此间沟通交流渠道的公共性空间。
互联网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潜质，与它的技术特性是分不开的。
与传统媒介的线性传播不同，互联网利用网络技术形成的是类似于“渔网”的网络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结点在理论上都是均势的，这一方面实现了“去中心化”，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各个结点之间的信息互动。
所以，传统的线性结构或层级结构中的“权力”势必被打破并分流。
如果说网络媒介的技术DNA中已经蕴藏了对公共性的诉求因子的话，那么网络与中国社会亲密接触的十几年中出现的以言论力量关注公共话题的上升态势自然就可以理解了。
厦门PX事件中，居住空间受到收稿日期：2012－02－20作者简介：宫承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松楠，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传媒法规与伦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0BXW0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稳定视域下的网络推手现象研究》（批准号11BXWJ02）的阶段性成果。
①旺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页。
②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潜在的生态威胁，涉及每位市民的切身利益，该事件将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并最终促使项目迁址；陕西华南虎事件在激烈的网络争论中，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老虎真假之争转向对政府部门实事求是与公开坦诚的态度质询上；面对某些西方媒体针对拉萨“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广大网民以互联网为阵地以真实的信息为武器与其展开论战，迫使多家知名媒体道歉；汶川地震两分钟后，网友就在网络上发出质疑并在随后的救灾活动中积极建言，提出诸如设立全国哀悼日、加强心理干预等意见。
此类活动中，除群体的光彩外还有个体的力量。
2003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上万字的帖子惊现强国论坛，引起热议，最终时任深圳市市长与作者展开对话；“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独自走访的卖菜青年周曙光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个通过博客关注并参与公共事件的公民记者”。
这些可以浓墨重彩地记录在中国舆论史上的事件表明，网络媒介环境中文化建设的公共性提升是一个必然趋势。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与西方理论中以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相分离为逻辑起点的公共性不同，由于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原因，目前中国语境中的公共性还涉及民众权益和民意表达层面的内容。
这里涉及多方面因素：中国的民意表达渠道有限且成本高、效率低；中国正在经历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君权制度与儒家民本思想的深远影响等。
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的另一个必要性是它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鼓励公民政治参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表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①但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之一是独立思考、理性协商的公共意识。
而目前网络文化中这种公共意识尚显薄弱，各种非理性行为以污言秽语、人肉搜索、情绪宣泄等方式遍及各类网络文化空间，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表现为无原则地顺从、迎合大众，为讨好大众不惜挑战程序尊严，否定精英原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②当前网络文化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突显有直接关系。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加剧了贫富分化。
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社会中下阶层的某些合理诉求迟迟难以兑现，越来越显著的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和腐败不断形塑且印证着民众消极的集体无意识和刻板印象。
这突出表现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仇富仇官心理。
互联网时代，这种情绪在各类公共交往空间，如BBS 、博客、微博等中找到了发酵的空间与发泄的出口。
无疑，民粹主义与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是相悖的，因为它持简单地否定一切的态度，明显缺乏理性思考与客观表达的姿态。
更重要的是，如果任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肆虐，不仅会激发越来越多的极端、武断的声音，而且会挤压网络中公共文化的生存空间，甚至会通过打击精英阶层而造成民族凝聚力的瓦解。
综上，出于现实考虑，无论是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出发，还是从推进民主化进程的现实需求，抑或是改善网络文化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出发，网络文化建设都应当自觉自主地加强公共性提升。
而在这一方面，知识分子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二、知识分子对网络文化公共性的影响力将知识分子视为文化资本家的观点来自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
他在《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1979年）一书中，以相对乐观的笔调宣告了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复兴。
古尔德纳敏锐地观察到文化资本在历史长河中忽隐忽现但却始终不失为推动力之一的重要价值，并认为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历史迄今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手牌”③。
他将知识分子分为兴趣有别的两类，分别是热衷于“技术”方面的知识匠和崇尚批评、解放、解释等价值理性的人文知识分子。
④他们的共性之一是占有大量的语言、技能与知识，他们通过占有文化———历史演进中由全人类创造出来的智慧，并将其作为资本在社会生产与交换中获得财富收益或增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尔德纳称其为文化资本家。
古尔德纳还提出，批判性言论文化是知识分子共享的关于言论的意识形态。
它的核心规范是反对权威，通过论证来表明自身的合法性与严肃性。
批判性文化的逻辑对象是没有禁忌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讨论和质疑；它要求重视言论而非言者，认为不能因为言者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威性而影响对言论本身的判①②③④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做客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谈及。
叶皓：《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部分。
古尔德纳将这两类合称为“新阶级”，鉴于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习惯，本文还是使用“知识分子”。
断；它提倡通过论据而得以确证的言说方式，而非因情景或对象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它珍视明确而公认的意义，具备自我反省、谨慎批评的提升能力。
如果说文化资本令知识分子能够以精英身份参与网络文化建设，那么批判性言论文化则是他们能够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的思想预设。
以这一视角关照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公共性的关系时，不难发现，无论政治地位如何变迁，他们始终处于文化核心地位，并且拥有以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传统。
但是与西方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公共领域不同，受儒家民本思想和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等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文化公共性建构是以政治内容为起点的，其言论始终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在古代，这体现为一种一脉相承的清议传统，例如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事件”、宋朝的太学生运动和明朝的东林党运动。
到近代，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知识分子逐渐完成了从士绅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他们以新式学校、社团和传媒作为公共交往的阵地和平台。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传媒，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分散各地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和发挥批判言论文化的场域，更是面向广大社会公众，实现了知识分子对公众的直接动员。
这是以往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清议所不能比肩的。
许纪霖就曾提出，1896年侧重舆论的《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
①这点恰好印证了查尔斯·泰勒提出的跨区域公共空间的逻辑内涵。
查尔斯·泰勒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公共空间和跨区域公共空间。
其中，跨区域公共空间是指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现代的公众。
②古尔德纳也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惟一能依赖的便是他们能够不断地使用媒体，特别是公共媒体的权力。
③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知识分子与传媒都出现了显著变化。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以天理观和伦理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让位于以公理观和科学技术为中心的自然知识，知识分子内部除了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外，不断地裂变出注重科技与管理知识的知识匠。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这部分人以他们的文化资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