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及其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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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学教育80some big cities is a big problem.五、词汇错误1、代词错误主要是前后人称代词不一致同样是写一篇题为进校后对大学的感受的作文,有同学写到:If we study hard at college,you will find a good job after graduation.很明显前句的主语是we,后句的主语是you,正确的表述应该是:If we study hard at college,we will find a good job after graduation.2、冠词错误同样是写一篇题为交通问题的作文,有同学写到:In my opinion,car can cause a lot of pollution.正确的表述应该是:In my opinion,cars can cause a lot of pollution.3、形容词、副词误用同样是写一篇题为进校后对大学的感受的作文,有同学写到:College life is quite differently from that in high school.be 动词后面应该用形容词,正确的表述应该是College lif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high school.I feel happily at college.系动词后应用形容词,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I feel happy at college.4、形容词、名词误用同样是写一篇题为住房问题的作文,有同学写到: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more and more people move to the city.这里economic 是形容词,此处应该用名词。
正确的表述应该是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more and more people move to the city.5、动词过去式或过去分词误用主要是一些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的误用,有些同学因为不了解而在后面加ed.6、单词拼写错误由于对词汇的记忆欠牢固,有的同学凭印象去拼写单词而没有通过查词典去核实,因此容易出现单词的拼写错误。
文献综述英语浅谈中医英语翻译的特点、问题及原则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人士对中国的态度友好起来,随之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习俗、艺术等越来越感兴趣。
传统中医学也以其独特的理论系统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吸引着他们。
然而,当西医在中国盛行,大赚其钱的时候,中国传统的中医却一直未能在西方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
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医在翻译成英语时出现了很多问题。
众所周知,翻译在技术、艺术、文化等各个国际交流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由于语言不同,国外人士要是想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医学,必须要借助翻译这个工具。
翻译的准确和明了,对于国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传播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种方式。
然而,中医英语翻译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做好中医英语翻译的基础和保障。
本文从中医英语翻译仿造化,多样性以及定义化这三个特点折射出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对应词缺乏和理解偏差这两个问题进行仔细探讨。
并结合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三原则,即薄文重医,得“意”忘“形”;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对中医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相关概念:中医英语:就是英语语言在中医药对外翻译及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表达语系,是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即“专门用途英语”)家族中的一个新成员。
仿造化:所谓仿造,是指翻译原语的无等值词汇时,用译语中的直接对应词代替无等值词汇的组成部分——词素或词。
定义化:基于中医用语言简意赅,浓缩性强,翻译过程中较难采用相当单位的英语词语,翻译变成了解释,即用英语给中医下定义。
多样化:是指中医术语在不同情况下,就可能有不同的翻译形式。
争论焦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中医英语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在在处于初级阶段。
作者简介:陈靖芝,研究生。
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量法义》和《几何原本》等著作中出现的一些音译术语至今还在广泛使用,比如“图腾”“逻辑”“乌托邦”等。
在五四运动过后,西欧文化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翻译时期,大大拓展了翻译领域,而且译文的语体由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张瑜,2013)。
因此,汉语白话文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书面语,汉译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艺作品与西方学术著作被大量翻译为汉语,国外的文化成就与科技得以介绍和引进,推动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与碰撞在所难免。
汉语欧化现象就是现代翻译带来的后果之一,同时现代汉语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词。
1.1.2英语国家翻译史简介翻译所带来的影响在英语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不一样。
在古英语时期,艾尔弗雷德大帝参加并组织翻译了外国学术论著以及文学作品,这样的举动对英国早期散文的发展与形成以及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拯救英国国语有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圣经》的翻译也开始发展。
《圣经》在中古英语时期不断被翻译。
1382年,《圣经》被约翰·威克里夫翻译成英文,对英国散文创作以及英语规范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英国民族语言特点。
另外,马洛里和乔叟的文学翻译也开始兴起,他们的创作与翻译对标准英语的形成以及英语地位的确立有着促进作用(张玉娟,2018)。
17世纪初,英国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对罗马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研究和学习的热潮,也提高了人们对欧洲文学作品英译本的阅读兴趣。
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将英语向规范化推动,还促进了英国文学发展。
同时期许多关于科学、天文、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单词进入英语,同时许多英国作家灵活运用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的词缀,导致大量新的英语词汇出现,并且沿用至今。
英语因外来词汇的增多,其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增强(金瑞等,2018)。
浅谈翻译(心得)首先、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然而俗话说“信、雅、达”就是一种要求,但是翻译基本达到“信”和“达”就算合格,而“雅”可以算是翻译的一种更高尚的要求和境界。
这些要求不仅适用于笔译,而且还是对“口译”的最高要求。
在某些方面来说,口译的要求与之相比还要更多、更广、更高、更准。
对于一个译者来说,不仅要具有较好的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和更多、更全面的英语词汇的积累,而且还要对汉语的语词运用能力具有更高的艺术欣赏能力。
因此、在进行翻译时,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都应该做到历史的、具体的和地域的相结合与统一,以及更要符合阅读者的语言和语音使用习惯。
就此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要求:1、长句尽量改短,语序调整为汉语习惯。
2、当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定语应该改成表语。
3、必须注意词语的多样性。
做到更为精准的表达。
4、人称代词的明确。
就是结合起意思,把代词明确化。
5、押韵和双关语的把握。
6、对所翻译的句子或短文进行必要的合适恰当的补充。
使得阅读者可以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整体感观。
其实、不需要忠诚于单词,也不需要忠诚于句式,而我认为需要的只是忠诚于语素和意境。
只要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然后译者再用汉语将意思表达完全,最后对译文进行润色加工、除了人名、地名之外。
我希望译文尽可能地贴近我们平常使用的优美的汉语。
我们不能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翻译的文章,也不能让读者阅读的流畅感受到影响。
我们也希望译文不要也像原文一样脑残,否则读者骂的肯定是译者而不是作者。
其实、当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其中的关键和精髓在汉语,而不是英语。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汉语言的读者。
当我们在进行翻译时,笔译还有那么一点时间去给你考虑、去给你想想到底要选用什么样的词才最合适。
然而口译却是要要求我们马上做出反应和给出答案。
其实、人名应该可以简化。
我就一直在困惑,因为当我在阅读一些译文小说时,因为外国人的名字有名有姓,有时指名,有时又道姓。
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有翻译实践就必然有对翻译活动的探索与研究。
这些探索逐渐形成系统、科学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历史中,不同学者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对翻译有或深或浅的认识。
特别是二战以后,翻译理论工作者将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比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20世纪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西方,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不断涌现,翻译理论家开始打破学科壁垒,纷纷以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为依托,建立了各种翻译理论模式,形成了各种翻译研究流派。
但是,由于翻译活动自身的复杂性,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互相渗透性,而且各种模式之间常常互相借鉴,彼此参照,因此,翻译研究流派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
国外的翻译研究,在西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相关著述。
然而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个别学者如德国的洪堡、本雅明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没有跳出“怎么译”这三个字。
也就是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翻译研究者所关注的一直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他们的理论则多出自论者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巨大发展的时期。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翻译学者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讨论翻译问题,他们运用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开拓出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
翻译研究的这一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翻译甚至被纳入语言学范畴,被当作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的一个分支。
浅谈隐喻及其翻译策略隐喻在英语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形式,在英语翻译中对隐喻有更好的理解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效果。
文中对隐喻进行了解读,同时对隐喻的翻译技巧进行了分析,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避免翻译失真的情况发生。
标签:隐喻;翻译;策略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形式,在西方人们很早地对其进行了研究,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文化交流中,它具有很强的语言感染力,使文章更加生动。
同时,隐喻的翻译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要想忠于原文的思想和风格,又能让人很好的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讲究一定的策略。
隐喻的翻译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要深刻理解原文当中的隐喻手法,又要恰当美妙地在译文中体现,这样才能忠实地表达原文作者的风格和思想,同时又能让读者觉得浅显易懂。
1. 隐喻的定义牛津字典对隐喻定义为: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点,把某事物或名称恰当地转嫁到另一事物或名称。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法》中给隐喻的实质就是一种借代。
理查兹认为,隐喻是人们借助一种事物思考和感受另一种事物的过程,是一种认知模式。
2. 隐喻的分类2.1 修辞隐喻。
如果从修辞角度来定义隐喻,那么隐喻只是一种修辞工具,主要用于文学作品中,并强调其在诗歌中的作用。
这种传统的修辞隐喻理论虽然有不足和缺陷之处,但是却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研究隐喻现象的重要视角,它也为后来新的隱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物。
2.2 认知隐喻。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件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件事物。
人类的概念系统主要是隐喻性的,人们日常的语言、思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都是隐喻性的。
他们将隐喻看作是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生活的一种方式。
认知隐喻引入了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来研究认识世界。
2.3 语法隐喻。
语法隐喻这一概念由Haliday提出,他指出隐喻现象并不仅限于词汇层面,而且常常发生在语法层面,这便是语法隐喻。
语法隐喻也是一种相互转换,是用一种语法手段来代替另外一种语法手段,其产生的基础是范畴转换。
浅谈规定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摘要】翻译研究方法是指从事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性规则或模式。
本文想介绍描述性研究与规定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以客观描述为主,尽量不予以价值判断。
而规定性研究则以价值判断为主。
【关键词】翻译;规定性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一、规定性翻译研究概述“规定”一词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中的定义,“是定下规则或给出明确指令”。
“描述”一词的定义是“与批判、评价、理论、规范、规定、情绪化、先验、分析等词相对。
”因此我们可想而知规定与描述是一对彼此对立,相伴相生的概念。
中国传统的译论遵循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样的翻译标准道路在发展。
[[1]]那么规定性翻译研究在《翻译学词典》中的定义如下:“规范性的翻译研究途径,或者说,那些制定标准、规定在特定文化下该如何译为佳的翻译研究。
”而在国内的定义是“规范性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
”[[2]]规定性翻译研究有以下特征:1、以原语或源文本为中心,它主要的目的是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实践及评估设定普遍标准。
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翻译实践及评估的标准主要来自原文。
比如西塞罗、圣哲罗姆、泰特勒,他们都坚持以原语为中心的原则,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更是每一条都以源文本为标准:要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风格笔调与原作性质相同、与原作同样流畅。
[[3]]中国传统的译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都是在追求与原作的某种程度、或某一方面的“等”或“似”。
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源语文本为导向。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仅把翻译视作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忽视“文化这个大语境”,即使提到了文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
[[4]]换而言之,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译者往往通过译语和源语两种语言的系统来对比和探讨翻译技巧和翻译艺术。
第三个特征是“源自‘纯粹的臆想’”或者其它更‘基础的学科’框架下所做出的理论及描述性研究成果。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一、本文概述《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这篇文章旨在深入解读和探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奈特是当代翻译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她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
本文将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出发,分析其理论内涵,探讨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启示,以期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有所帮助。
文章将首先介绍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思想,包括她对翻译的定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论述。
接着,文章将分析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质量的评估等方面。
文章还将探讨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包括推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促进翻译理论的创新以及提升翻译学的学术地位等方面。
通过对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全面解读和分析,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作用,指导翻译实践者更好地应对翻译中的文化挑战,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翻译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概述苏珊·巴斯奈特,作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人物,她的文化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流。
在她的理论体系中,翻译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技巧。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它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她主张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尊重并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她强调,翻译的目标不仅仅是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更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原文的文化魅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浅谈解释性翻译及其在汉英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摘要: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语言文字的不可译性,但人类的共性和语言的共性又构成了语言的可译性。
在翻译实践中,解释性翻译是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能克服这种不可译性并能通过解释很好地传达源语的内容。
本文拟对解释性翻译的内涵,类型及其应用领域做一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解释性翻译法;类型;应用一、引言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法、句法、语法、文风等方面有很多本质的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有其特定的语言体系和语言习惯;有五千年历史的汉文化丰富多彩。
英语是印欧语系的一种,受到古欧洲文明的熏陶,有自己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及民俗和文化背景。
汉英两种语言从形式到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给翻译工作设置了许多障碍。
但人类是有共性的,不论其国籍、民族如何,人的心理、生理、思维及感情和道德标准是大致相同的。
人的共性和语言的共性构成了语言的可译性。
解释性翻译作为一个术语和翻译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实践证明,解释性翻译是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也是解释源语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解释性翻译的含义与类型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文化)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翻译的中心任务就是再现源文的思想,即源文的信息和内容,而不是原文的语言符号。
一个称职的译员不是词句转换的“对号者”,而应是沟通思想的“搭桥人”。
当代著名的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 认为“As a last resort,explanation is the translation”(翻译中遇到无计可施的情况时,解释就是翻译) 。
事实上,在翻译中,解释性翻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所谓解释性翻译〔或称增译、加译〕是根据两种语言间不同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添了一些短语或句子,旨在译出源语作者感到理所当然,而目标语的读者却不甚了解,甚至感到诧异的意义,是一种翻译含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有效手段。
需使用解释性释义的词语在译入语中没有对等词,所以只得通过提供详细解释给出释义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等义。
所谓英汉翻译就是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特点的对比,跨越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障碍,忠实于原文阐述表达原文的一般规律。
严复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有巨大影响。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的重要理论,也是多种翻译方法论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是为了可以忠实而通顺的传达原作者的风格与意图。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及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存在差异,翻译时必须从跨文化视野的角度,在译文上作必要调整或变动且需注意对应的语体、语域、文体及注重文学翻译的风格。
1“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Free translation)则是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但都是为了可以忠实而通顺的传达原作的风格与意图。
汉语与英语的语言结构与文体结构有相同的一面,可直译。
但两种语言之间还有许多差别,就只能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使译文符合汉语的习惯与规范,就只能意译。
特别要注意的是:“直译”要杜绝“生搬硬套的翻译”,“意译”也不等于“信口开河,不着边际的翻译”。
2直译和意译的辨证关系直译很多时候也必须在句子某些成分上作些词类、词序、句式等方面的调整或变动,才能使翻译出的“成品”成为既“忠实”又“流畅”的“再创作作品”。
有的句子由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性,在翻译时需要对原来的语序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需要透过字面意思,用重新组织的汉语句子将原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意译。
其实,直译和意译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的本意,没有好坏之分,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辨证的关系。
鲁迅曾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所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
“易解”与“丰姿”是鲁迅关于翻译的真正内涵。
浅谈翻译目的论一、本文概述翻译目的论是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它强调翻译活动应基于翻译的目的和目标受众的需求进行。
本文将对翻译目的论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概述其基本概念和核心思想,接着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并探讨其优缺点。
本文还将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翻译目的论在文学、商务、法律等领域翻译实践中的实际运用,以期对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学习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语境和交际意图的传递。
因此,翻译者需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和目标受众的需求,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意图。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全面阐述翻译目的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旨在为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学习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翻译目的论的平台。
本文也将对翻译目的论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对翻译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翻译目的论概述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由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并由其后的学者如诺德(Nord)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换句话说,翻译并非简单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的首要原则是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这包括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目的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
因此,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影响了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
例如,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递原文的信息,那么译者可能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那么译者可能会采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的策略。
翻译目的论还提出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即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环境中应该具有与原文在原语言文化环境中相同或相似的功能。
翻译的反思总结翻译的反思总结篇1在对外经贸经济活动中,企事业单位对于各层次职业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广泛,为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和增强其英语学习的应用能力,在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开设各类应用文体的实用翻译课程已成为必需。
为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中职学生构建开放的整体学习环境,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动机和获得良好的语言翻译能力。
一、从科目要求出发,浅谈中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的问题目前中职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课时安排和教材使用等方面都亟待完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系统性。
中职学校商务英语专业翻译课程开设较晚,为便于学生参加相关的商务英语等级证书的考试,课程一般设在二年级的下学期,课堂授课课时较少(一般为60学时或80学时),学生对商务英语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掌握仅为皮毛;另外,在学习翻译课之前,尽管中职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已经学过商务英语听说、商务英语阅读及商务英语写作等课程,但是因为学生的基础较差、在校学习的时间较短,再加上学校未曾开设英汉对比、修辞、词汇学等相关课程,因此,翻译课教师的授课难度较大。
2、教材内容过时、教学模式陈旧,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教材虽然注重以“应用为目的,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编写原则,但所选用的实例不够新颖,内容仍保留一些传统教学色彩,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听说能力的重视也不够;教材虽然注重实践与形式多样化的结合,但教师对现代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够,课堂教学依旧以传统的授课方法为主,容易导致教学和实践的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满足行业的需求。
3、考试为指挥棒,课堂教学与职业教育相脱节。
目前,各种形式的外语测试直接充当着指挥棒的角色,中职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也同样沿袭着这样的趋势:即考试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测试哪方面的能力,学生就集中学习哪方面的内容。
4、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翻译课教学的要求高、难度大,它不仅要求教师要有扎实的双语基本功,懂得语言学、教学法、翻译理论、商务贸易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还要有口译、笔译的实践能力;同时,由于翻译课程的备课量大、作业批改难度大、教学任务繁重等因素,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简析对于蒙汉翻译工作的几点思考【摘要】:蒙汉双语翻译能够促进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因此,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一定要从作品中民族的背景出发,在掌握了作品的深刻内涵之后,再进行翻译,以此来做好两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使翻译作品能够得到共同的认可,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关键词】:蒙汉:翻译:工作措施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同时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其包含了该民族的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
做好蒙汉翻译工作是能够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于文化的翻译工作来说,一部作品在翻译之后,其中的内容以及表达形式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此要想做好翻译工作,一定要对该民族背景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针对民族特征来进行翻译,而语言能够直接反应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其中含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对该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全面的展现。
因此,在蒙汉翻译工作中,一定要针对两个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来促进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蒙汉翻译的主要作用1.使得读者欣赏到不同民族的文化。
语言能够有效地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要想做好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一定要做好翻译工作,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在蒙汉的翻译中,主要是利用直译、音译以及改编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内容的转换,以此来做好蒙汉两族之间的文化欣赏与交流,消除沟通的障碍。
2.促进丰富文化的发展。
文化之间的传播以翻译工作为载体,语言代表着文化,语言的翻译能够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文化的发展,所以说蒙汉翻译能够促进两族文化发展。
二、蒙汉双语翻译工作的文化视觉蒙汉双语认识功能上看,蒙汉两族之间的交流十分的密切,蒙古民族是草原的代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传承者。
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充分的展现诚信以及积极进取的草原民族精神,是草原农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的。
在蒙汉两族文化的交流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能够体会到两族之间的生活态度、思想以及价值观等。
2008 NO.01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学 术 论 坛从古至今,关于翻译方法的争论一直不断。
在中国,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开始了“文”、“质”之争,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原则,现代有鲁迅先生的“力求易解”,傅雷先生的“神似”说等等;在西方,自西塞罗以来,翻译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等的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但是,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严肃的正式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而言的。
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读者群一定会对翻译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因此,翻译方法应该是多样的,相对的。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将文本划分为三大范畴,即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及呼唤型文本。
同时,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表达型文本主要使用语义翻译的方法,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主要使用交际翻译的方法。
本文试浅谈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和上述两种翻译方法,并用具体的例子加以阐述,以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1 纽马克划分的三大文本范畴1.1 表达型文本语言表达功能的核心在于说话者或作者运用这些话语表达其思想感情,不去考虑读者的反应。
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目的看,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有:(1)严肃的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2)权威性言论,主要有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及文件等,法律法规文献,公认的权威人物撰写的科学、哲学和学术著作。
这些文本的权威性来自其作者的地位或可靠性以及他们的语言能力。
虽然这样的文本大多不具有言外之义,但往往带有其作者个人特征的“印记”;(3)自传、散文及个人信函。
当这些文本是作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当读者背景模糊时,便属于表达型文本。
1.2 信息型文本语言信息功能的核心所在是外部情况,即一个话题的全部信息,或者说语言之外的现实情况。
浅谈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及其思考(一)
论文关键词:翻译研究传统思路规定性中心性封闭性
论文摘要:在梳理中西传统译论的基础上,认为传统翻译研究思路可概括为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对我国的学者而言,尤其要注意到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惝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人的次数大小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
”(许钧《翻译思考录》,1998)毫无疑问,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译者进行积极的翻译实践。
而翻译研究较之于翻译实践,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翻译理论是研究和探讨翻译固有的内在规律,发现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
研究翻译理论,可为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某些解决的办法。
换言之,翻译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
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I.A.理查兹(IvorArmstrongRichra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并且有所创新。
然而,长期以来,译论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当然,这并不说明翻译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刘宓庆就曾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绪论中阐述了译论的三个职能:认知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作用;执行职能,也就是翻译的能动性和实践性;校正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规范性和指导性。
”这些,在为翻译理论正名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
很久以来,对翻译的研究是伴随着翻译活动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但事实是,无论中外,自翻译实践产生之日起,翻译研究一直存在,而且源远流长。
“发源于不同民族文化土壤和社会生态环境中的西方译论与中国传统译论必然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
然而,不同的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理论。
也就是说,中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有着某些吻合的迹象,如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过分注重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不懈探讨语言到语言之间的内部转化等等。
概括来讲,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侧重于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
传统翻译研究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翻译理论大多是规定翻译的标准、设立翻译的规范,而不是对人们实际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客观地探讨。
在这种翻译观念的作用和指导下,传统译论投入太多的精力,周而复始地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式对比,以期找出翻译过程中的双语转换技巧与规律,以此规范、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与此相呼应,探讨以“忠实”为本的翻译标准,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共生互动的关系,共同造就了传统译论以技巧加标准为内容、以实用主义为路向、以规范性态度为价值取向的全幅图景。
纵观中外,在2000多年的翻译史上,为翻译设章定制似乎成了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
“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
西塞罗之后的一大批优秀的西方译论家也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理论和观点:从巴特的译文必须不增不改不减的准确翻译理论以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邱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等等,无不是为译者设定一个翻译的标准。
我国的传统翻译研究,也对此情有独钟:林“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信达秽,、“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
王佐良建议我们换个角度去看翻译原则,不要总是强调译者应该遵守什么,还要看读者关心什么。
他在强调现有翻译研究应关注读者的同时,也道出了传统翻译研究善于规定的一面。
马红军对此也有论述:“以往所出的并不算少讲述翻译的书中,虽然书名各异,但内容及体系却大致相仿:先罗列出一些所谓的翻译方法或技巧,将其分门别类,再找些现成的例子加以阐述,以供初学者效法。
”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其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
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或“结构笨重”、“误导读者”等等。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
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实上,传统翻译研究对“忠实”、“对等”、“倾畅”等字眼的过分执着;对完美而又恒定的翻译标准的过分追求;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方法的过分追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原地踏步。
换汤不换药的术语变换,不仅没有因为追求“规范”而使得译界天下一统,反而使得译者在面对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规范”时显得无所适从。
译者到底是遵循“翻译必须表达原文的词语”的标准,还是应该遵守“翻译表达原文的思想,”?“译文应当读起来像原文”还是‘译文应当读起来像译文,’?面对这些,已叫人莫衷一是,更莫谈建立译学了!
再者,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更多的是个人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是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初步感觉,虽然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无法漠视它的存在,但无法否认的是,其语之过简极度浓缩,不成系统。
正如李林波所言,传统译论的基本缺陷在于“理论研究不注重系统性,因而变现为零散性;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因而具有模糊性和流变性;方法上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侧重于经验的阐发和直观推论,因而变现为印象式和感悟式。
总的来说就是理论上缺乏系统性,方法上欠缺科学性。
”因而,规范性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也必然显得单薄。
在这种情况下,译界已开始走出了以“怎么译”为标记的翻译技巧研究,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翻译,研究翻译,从而逐渐融人当代世界翻译研究以“文化转向”为主导的描述性翻译纯理论研究的主流。
(二)传统翻译研究的中心性
“传统思维方式是以主体作为基础和中心的,认为人是客观世界的解释者,他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并把握世界。
这种思维方式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认为纷纭复杂的事物下面都有一种一致性的基础。
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对基础、中心和统一性的迷恋与追求”。
实际上,在此思维方式作用下,中西方译论研究者都十分敬畏原文文本和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作者中心和原着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使得原文被看成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文本有确定的中心意义,语言能完全展现和把握思想的存在,文本的创作者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创造者。
不难发现,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译论,都已证明了传统译论对“中心性”的狂热追求。
卡特福德的‘语篇等值”、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无不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
当然也可以从一些翻译比喻来证明传统译论对“中心”的执着:17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做“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否认了译者应有的地位,认为译者应以作者或原文为中心来进行翻译;在论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时,“把不抠字面意义的灵活译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认为译者稍有‘灵活”,便是“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