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薄浮躁 害人害己

轻薄浮躁害人害己
作者：雒三桂
来源：《中国美术》2013年第01期
画道之衰，莫衰于今日。

中国画家们的艺术创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狂浮躁——甚至有些画家的创作态度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中国文化观念之中最为风雅潇洒的书画创作，在许多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变成了看似潇洒的戏耍与胡涂乱抹，尤其是在最需要功力的写意绘画领域，这种歪风最为盛行。

究其原因，大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一，笔墨功力不足，又没有耐心研习补足，却故作狂态，装作高人；二，文化修养不足，既没有什么见识，也没有什么创造力，只好应付了事；三，视绘画创作为儿戏，看似大言炎炎，声如雷霆，实则腹中空空，草包一个；四，功夫用在邪门歪道上，绝不肯对数千年优秀传统下真工夫，却自称创新，动辄以“时代气息”自诩；加上无良评论家们随声附和，造出无数声威，令俗人不懂画者望之如神仙下凡，以为高人，实则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空而已，常常连最基本的笔墨基础都没有。

至于笔会之随意涂抹，只为钱财；未下笔却故弄玄虚，蹬腿劈掌，更是随处可见，毫不稀奇。

此类人物，在今天的社会上到处可见，特别是我们称之为“跑江湖”的那些所谓的“画家”们尤其如此。

古人作画，何等慎重！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兴趣不到则绝不轻易下笔。

尤其是山水画，动笔之前，先要养性：或睹云泉，或观花鸟，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待胸中有得，技痒兴发，才抻纸舒豪，兴尽则止。

所以，未动笔前，要兴高而意逸；既动笔之后，要气静而神凝，无论工致或写意皆须如此。

董曾经谈到燕仲穆之山水绘画创作，虽然“以画自嬉”，但“平生不妄落笔，登临探索，遇物兴怀，胸中磊落，自成丘壑。

至于意好已传，然后发之”。

传说吴道子图画嘉陵江山水，虽运笔如风，一日而就，然登临丘壑、默识于胸足有三月之久。

但今日“最熟练”之名画家，却可半日之内涂抹数幅。

这种轻浮的“率意”，现在却常常被人视为功夫精湛乃至莫测高深。

笔者曾经看一位当代“著名”山水画家在笔会上画一张四尺整张的山水画，从铺纸到完成，只用了20分钟左右。

只见他将纸铺好，抓起斗笔，饱蘸墨汁，在洁白的宣纸上横涂竖抹，随意勾画，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其作品之粗糙污浊，也算得上前无古人。

用饶自然的《绘宗十二忌》来批评，更是笔笔中的。

看到这样的“艺术创作”，让我想起古代那些“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的画家们是何等的“迂腐”！出巨资购买这些“名家”笔下垃圾的买家是何等的可悲！后来与一位画界的朋友谈起此事，朋友居然对此公十分佩服，认为此公才华横溢，当世少见。

我听了不仅哑然失笑，笑后更觉悲哀。

连学习画画的人见到这样的“艺术创作”都自愧不如，艳羡不已，一般没有绘画基础知识的人更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骗术之害人，学画者眼界修养之低下，于斯可见。

轻薄浮躁的“艺术创作”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今日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画坛怪相，在古代同样存在。

这些丑陋的怪相及其所制造的垃圾今天之所以难以见到，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历史所淘汰。

但此类邪门歪道却屡灭屡兴，与正道大法相并而生，不可去除，这却也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至今无解，今后也将无解，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于基础笔墨技法之不加研习，已成今日画坛常态。

即以画家们的书法而论，古人皆知书画一事，没有好的书法，就必然没有好的绘画。

所以张彦远反复强调书画用笔同法，杨维桢说：“书盛于晋，画圣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

”王世贞说：“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

”然今日之中国画坛能书者寥寥，观其用笔，或腕弱而笔痴，全亏取与，不能圆浑；或心手相戾，运笔中痴，勾画之际，妄生圭角，欲行不行，当散不散，郭若虚所谓板、刻、结滞之病，无处不有。

“名家”们尚且如此，遑论其余！至于不知读书为何事，腹中空空，归于虚无，更是当代中国画界固有之弊端。

对中国画家而言，读书绝非余事，而是关乎修养、关乎人品、画品和画家见识、品味的头等大事。

因为书画之作，本自心源，迹与心合，乃成妙迹。

杨雄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声画形之于外，而君子小人见矣。

书画气韵之高卑，即其作者心性品格之高卑，如影随形，不可分离。

所以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又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因为丰厚的文化修养可以大大提高人的画品鉴赏能力，更能陶冶画家自己的情操胸怀。

吴宽在论及王维画作的时候曾说：“右丞胸次洒脱，中无挂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洞鉴肌理，细现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气。

”这不仅是天赋的问题，也是读书的功劳。

而画之高下，以韵为主，故古人尤重画家人品，惟品高故寄托自远，由学富故挥洒不凡。

刘学箕说：“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咏经史，见识高明，襟度磊落，望之飘然，知其有蓬莱道山之丰俊，故其发为毫墨，意象萧爽，使人宝玩不置。

今之画士，只人役耳，视古之人又万万不啻也。

亦有迫于口体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吮笔运思，茫然失措，刻乌成鹄，画虎类狗。

”说的虽然是宋代的事情，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今天仍在发生。

故古人说学画先贵立品，有品之人，笔墨之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态，神采焕发，高视阔步，虽经磨难而不可消灭。

反之则诡僻狂怪，徒取惊心炫目，动辄自称创新，动辄自立门户，实则邪门歪道而已，不能登大雅之堂。

张彦远曾说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那些所谓“画家”们“笔墨混于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绢素，岂曰绘画！”所以，“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而“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

故“人品既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方咸亨说：“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岁，刻画镂研，终一匠作，了何用乎？”今日之所谓“画家”者流全不知此理，因为腹中空空如也，常常连画品之高下也分辨不出来，欲求其画好画，是无梯而欲其登天。

龚贤说，能画好画难，能识画也难，也是对当时现实深有感慨。

学画如学诗，以器识为先，见识低下者不可学画，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必为下品；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智与师齐，减师半德。

能分辨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动，浮弱不是工致，卤莽不是苍老，拙劣不是高古，丑怪不是神奇，才可能稍具眼光，逐步深入。

而今日大部分所谓“画家”者流，以尘埃之心而欲图烟霄之质，岂不谬哉！
中国古代画论之中还有一个经常被后人滥用的概念，就是“逸品”。

张彦远首标此格，将其置之于神、妙、能品之后，皆因当时文人绘画尚未兴起，笔墨技法尚在探索，无法用当时现成的技法标准加以衡量。

后来“逸品”之所以被提到那么重要的位置，全因为经过无数文人画家的持续努力，笔墨、情韵、技法日渐成熟，方居上品。

而庸人常才，每欲自标高格，稍知笔墨，不走蹊径，便以“逸品”自居，既以自欺，亦以欺人。

殊不知真正的“逸品”要从千锤百炼中来，笔墨技巧及其情韵达于极致方可。

所以方薰说：“逸品画从能、妙、神三品脱屣而出，故意简
神清，空诸功力，不知六法者乌能造此！正如真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来，方是真实相。

”“诗文有真伪，书画亦有真伪，不可不知。

真者必有大作意发之性灵者，伪作多概括蹊径，全无内蕴。

三品画外，独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今日中国画坛这类以“逸品”欺人者正为数不少。

中国书画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就是其创作在本质上是率意的、快乐的，但这种率意不是随便，快乐不是轻薄。

圣人说“游于艺”，只是说当我们从事艺术学习和创作的时候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态，充分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美感。

它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据于德，立于仁”。

“据于德，立于仁”是要求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怀有敬畏之心，不能容忍任何的轻薄与怠慢。

儒家思想所竭力倡导的践行，就是要求士子们不要只讲空话，踏实的践行远比圆满通透的空话重要。

我们不能要求书画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只是人为的妄自尊大或别有他图。

说简单些，在中国古人看来，学习绘画是为了养性情，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所谓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

《庄子》所讲的“解衣盘礴”，同样是建立在艺术技巧纯熟且对于创作胸有成竹的基础之上。

真正的率意必自纯熟的法度中来。

东坡公论文与可画竹，谓其“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得成竹于胸中”，谈何容易！东坡公心知其所以然而不能，因为他从未在画竹方面下过苦功，因此“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此“不学之过也”！东坡公因为未曾用力于学画竹，尚且如此，何况庸碌之辈！要想画好竹子，必须一节一叶反复练习，措意于法度之中，时习不倦，真积力久，自信胸有成竹，而后才能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初时纵然失之于拘束，久则达于规矩绳墨之外，否则徒然执笔熟视，不知将何所见而追之乎？要画好相对比较简单的竹子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画种？写意绘画创作的潇洒与率意，建立在笔墨技巧纯熟的基础之上。

用笔的率意与潇洒，绝不等同于随意的涂抹。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笔墨功夫，任何看似潇洒奔放的涂抹都是轻浮而无知的，既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更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美感。

沉浸于所谓的“率意”而至于自大自狂，只能说明创作者的无知无畏。

（雒三桂/《光明日报》社摄影美术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