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的演绎

1 圣谕的演绎 发布日期：2016-03-02 陈时龙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或称圣训、圣谕、圣谕六条、圣谕六言，甚至还被称作“六句说话”[1]卷5.763。太祖六谕可能在洪武初年已经形成。曾惟诚云：“木铎老人，洪武初年设立，城乡皆有，每月朔望昧爽以木铎狥于道路，高唱圣训以警众。”[1]卷5.708所谓“圣训”可能就是六谕。在洪武十九年刊行的《大诰续编》中也常能

见到相近的思想表达。不过，六谕正式颁行并作为基层教化的指导思想，是洪武末年经皇帝的谕令而强化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初二日，朱元璋“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及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2]卷255.3677。次年刊行《教民榜文》，其第十八款即木铎老人宣讲六谕的内容。

六谕在明代影响很大。永乐帝、嘉靖帝对六谕都很重视。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初七日发布的《敕北京所属官吏军民人等》云：“尔等宜遵守礼法，各务本业，孝于父母，敬于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毋作过恶。”[3]卷4.3等于重申了六谕。次年北巡，朱棣发布的《谕北京耆老诏》，更像是对六谕的注解：“为家长者，教训子孙，讲读诗书，明达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长幼，各循其序。如此，则一家和顺辑睦，有无穷之福。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毋奸宄窃盗，毋藏匿逋逃。”[4]卷7.127朱厚熜南巡承天府，则有宣谕，称：“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抚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钦此。”[5]304在明儒湛若水（1466-1560）看来，宣谕是朱厚熜对太祖六谕的延展：“太祖高皇帝既敷训于前，今我皇上又宣谕于后，莫不同条而共贯。”[5]305 统治者重视，士大夫对六谕也极推崇。明人罗汝芳（1515-1588）将太祖六谕视为直接尧舜之道的经典。柳州府儒士王启元（1559-？）甚至说六谕的二十四言，字字珠玑，堪与六经相配，“合经三十也” [6]卷1.5。就是一般的庶民，对六谕也很熟悉。在晚明，庶民家家户户“写一张，贴在壁上”[7]卷10.187。既然被视为经典，还要用以教化，自然就需要对这简单六句话做些诠释，以便理解和遵行。耿橘（1601年进士）说：“圣谕虽止六条，而广大精深，实有终日言之而不能尽者，未可以一讲章拘定也。”[8]卷4.81江东之（1545-1599）则说：“六谕不越二十四言，謦欬成经，与日月并悬，即累千万言，未足以尽其解矣。”[9]卷23.49为此，明代士大夫对六谕有许多诠释文本。最早在永乐二年（1404）朱逢吉的《牧民心鉴》中已提及设善俗堂，其教长“以所颁教民之文，朗然解说，令民听之” [10]260，可能是对六谕最早的注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录了五种诠释文本，即 2

许赞《圣训衍》三卷、湛若水《圣谟衍》一卷、尤时熙《圣谕衍》、马朴《圣谕解说》一卷和金立敬《圣谕注》一卷。[11]302、314、733当然，六谕诠释文本远不止此。现存最早的六谕注释文本是成化年间王恕的《圣训解》。到十六、十七世纪，由于六谕与乡约合流，著名学者湛若水、罗洪先、罗汝芳等人都注释六谕，六谕的诠释文本颇为泛滥。 对六谕诠释文本的探讨，相关研究虽然开始很早，但相对零散。1903年，沙畹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撰文，介绍万历十五年（1587）钟化民所刻《圣谕图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兰荫讨论明代乡约时从地方志中抄录曾惟诚《圣谕解说》和王钦若[①]《演教民六谕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我部静雄关注明太祖时期教化机构之设置及其后的废弛，以及万历后六谕流行等内容，尤其提及沈鲤在万历朝乡约推行中的作用。酒井忠夫则关注了唐琦《圣训演》和罗汝芳《宁国府乡约训语》等作品。1985年，梅维恒发表《圣谕演绎的语言及思想》，介绍钟化民《圣谕图解》、范鋐《六谕衍义》。1996年，郝康迪发表《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关注之前学者较忽略的“对乡约兴趣不断增长”的嘉靖年间的乡约，讨论陆粲、季本、罗洪先、邹守益等人所行乡约。本世纪初，朱鸿林介绍了嘉靖年间湛若水在增城沙堤所行乡约，黄一农则探讨了韩霖对六谕的演绎《铎书》中所含的天主教思想。此外，研究乡约、地方教化及思想史的学者们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六谕诠释的问题。近年集中探讨六谕诠释的文字，是王四霞《明太祖“圣谕六言”演绎文本研究》、赵克生《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两篇论文，发掘了23种明人的六谕注解文本。2014年，赵克生出版《明朝圣谕宣讲文本汇辑》一书，汇编标点了12种现存的比较重要的注释文本，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②] 然而，要彻底清理这段明清时代的基层社会教化史，还需要对六谕诠释历程的系统梳理，包括对诠释的发展阶段、诠释方式的演变、诠释内容的相互影响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痕迹等问题的探讨。

一、 从《圣训解》到《圣训演》 王恕（1416-1508）是现在确知最早诠释《六谕》的学者。他本人出入经学、理学，以心解经，著有《石渠意见》、《玩易意见》等经学著作。对六谕的注释可以视为他注释经典的余波。马理（1474-1555）《圣训演序》说：“盖自夫圣训之垂世也，世皆钦遵之，而献臣为甚。有注而行于巡抚时者，三原王端毅公臣恕是也。”[12]卷2.435王恕巡抚荆襄、河南、云南、应天等地，均在成化年间（1465-1487），由此可知其注释六谕的大体时间。王恕的六谕诠释保存在两处，一是嘉靖十五年（1536）陕西巡按唐琦所编《圣训演》，一是章潢（1527-1608）所辑的《图书编》，两者在文字上有细微的差异。《圣训演》所载“名卿注赞”的“注”，即王恕注释，以“解曰”两字起首，而《图书编》则称之为“圣训解” [13]卷92.786。因此，称王恕的六谕诠释为《圣训解》比较合适。 3

《圣训解》依六谕次序逐条注释，先对六谕的每句话中的关键性词汇进行解释，再谈如何遵行，最后以“故圣祖亦举以教民”为结。如释“孝顺父母”，先说“事奉父母而不忤逆，便是孝顺”，再谈孝顺之行——“平居则供养衣食，有疾则亲尝汤药，有事则替其劳苦，和悦颜色以承顺其心志”。释“尊敬长上”，先说“崇重长上，不敢怠慢，便是尊敬”，随即又释“长上”一词，说：“长上不一，有本宗长上，有外亲长上，又有乡党长上。若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党兄姊之类，便是本宗长上”，再缕述尊敬长上应行之事，如“行则随行，递酒则跪” [14]卷1.409、419。可见，《圣训解》虽重在疏通大义，使六谕切近可行，然其对“孝顺”、“尊敬”、“长上”、“和睦”、“教训”、“生理”、“非为”等的解释，还是有经典注释中训诂的痕迹。 作为第一部将六谕从《教民榜文》中抽出并加以诠释的作品，《圣训解》开了六谕诠释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马理说：“端毅之注圣教，见今率由。”[12]卷4.488正德六年（1511），山西潞州仇楫（1468-1520）兄弟以《蓝田吕氏乡约》

推行乡约，同时“刊印三原冢宰王公注释太祖髙皇帝木铎训辞数百册，本乡人给一册，劝其讲而行之”[15]卷10.614。唐琦也说：“御制训词及三原王尚书注解，深切著明，人所易知易行。”[14]卷2.469隆庆元年（1567），南直隶巡按御史王友贤，“尊奉太祖高皇帝圣谕并名臣注解，令所属有司条陈两淮地方风俗之疵淳者，通行各府州县，印给书册”[1]卷5、758，所附“名臣注解”应即《圣训解》。万历间，丹徒知县甘士价（1577进士）推行乡约，“首圣谕六条，继以王三原公所为训释”[16]卷17.742。章潢《图书编》内所辑《圣谕释目》，其中一些条目有《圣训解》的痕

迹。 嘉靖九年（1530），刑部尚书许赞（1496进士）为六谕作赞。《圣训赞》无单行本，保存在唐琦《圣训演》内。许赞序云：“臣赞伏覩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训，先后六言，其于古今纲常伦理、日用事物之道，尽举而无遗。斯世斯民，所当日夜儆省而遵行之者也。夫道二，善与不善而已矣。圣训先五言，则凡善之所当为者不可不勉，后一言，则凡恶之所不当为者不可不戒。„„臣赞本以菲才，荷蒙圣上擢掌邦禁，深愧辜明刑之任，昧弼教之方，窃惟率土之民举遵圣训，则比屋可封，人人君子，而刑无事于用矣。刑以无为功。臣仰读圣训，重复思绎，谨著赞语各二十二句，尚愧无以发扬圣祖之洪谟显烈，而期望斯民遵圣训、远刑法，以少裨圣上重熙累洽之化。”[14]卷首.405从序中可以看到三点：一、赞最早是独立的，并未与王恕的解并行；二、许赞序极力颂谀六谕，称其包罗古今伦常、日用事物之道，实为晚明神化六谕之滥觞；三、序中遵行六谕可以远刑的思想，既合乎许赞作为刑部尚书“明刑弼教”之责，而且可以说为之后六谕诠释时增入律例提供了理论先导。许赞为六谕所作赞词，是整齐的四言二十二句，方便人们宣讲朗诵。内容虽然只是陈旧的说教，但有时也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例如，“勿作非为”赞词中写道：“勿贪人财，勿冒人籍。”这反映冒籍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4

但很快人们便将王恕的解与许赞的赞并称。嘉靖十五年，蒲城县儒学教授徐效贤落实唐琦宣讲六谕时说：“教民榜训词，所以诱善而禁非者，皆因其良心而谨其庸行，非有高远之事、隐奥之词也。近世名卿为注为赞，因略致详诚，可谓深切著明矣。”[14]卷2.473地方官也常将两人的注、赞附刻在六谕之后。唐琦《圣训演后序》说：“圣训我高皇帝所以教民，是彝是训。昔太宰王公之注，今太宰许公之赞，备矣。„„往见有司昭宣训词，摹勒注、赞，家给人授，蔼然尚德尚行之风。”[14]卷末.571唐琦所言不为无据。嘉靖十八年（1539），河南许州知州张良知建乡约所，其最北为圣训亭，“以奉安高皇帝教民榜文，„„刊训于石，三原王公解、灵宝许公赞勒于下” [17]卷4.15但是，王恕、许赞的注赞虽有流行，但民间宣讲不力，“诵之弗知也，知之弗悟也，悟之弗行也” [14]卷末.571，徒为具文。因此，六谕要真正成为基层教化的根本宗旨，关键仍在“讲”。为此，唐琦在嘉靖十五年着力恢复明初木铎宣讲之制，并因此催生了包括注、赞在内的一个新的文本——《圣训演》。 唐琦《察院公移》要求：“仰各拣选乡中抵业笃实者充为木铎老人，使各整衣振冠，仍将御制训词朱碑金书，上刻圣谕，分刻王尚书注解于下，沿乡劝谕。望日则集里中老稚于各社庙，逐一训谕；朔日则负牌摇铎，由甬道直入公堂，以示优礼。„„仍选教读，分投各乡训诲，各选蒙童声音洪亮者六名，将训谕、注解熟读朗诵，望日各同木铎在乡，朔日同城中童生赴有司，训谕、注解逐款高声诵说。„„仍将日记故事、《为善阴隲》、《孝经》、《小学》各摘数条有关伦理者，以类相附讲论，各乡俱照举行。”[14]卷2.571-572可见，唐琦不但要求恢复木铎巡讲之制，要求选任声音洪亮的童生参与其事，而且提出要从《为善阴隲》等书中摘录与伦理有关者，以类相附讲论，遂使得其内容于“名卿注赞”外增加了包括“嘉言”、“善行”在内的“增录事类”。嘉言、善行的编选是由儒学教官负责。实际上，儒学教官是唐琦此次推行基层教化的主要责任人。这从徐效贤对唐琦在坊乡宣讲圣谕以及在如何推行所作的阐释或落实就可以得到验证。唐琦要求：“各乡俱照举行，又各置空白文簿一扇付木铎老人收执，每遇乡中有恶善，明白戒劝，仍将明白戒劝过姓名实迹随即登簿。”至于如何登簿，徐效贤进一步作了解释：“簿内所书，不出六训，如某人孝顺父母，则书某年月日为父某、母某何如竭力尽孝，与平昔孝行如何，必卓有实迹，为通社人所共知，不徒泛以孝顺字样塞责。苟有不孝者，亦据事实书。其尊敬长上以下五训皆然。提调衙门亦将逐乡各里立过社会备置总簿，使每月朔日木铎集聚之时，各令即将所记过善恶实迹类书于上。”[14]卷2.482-484从唐琦到徐效贤，可以看到以六谕为核心的社会教化如何一级一级地往下推进。另外，唐琦为还颁行婚约、丧约各五条，而西安府儒学教授张玠便逐条“萃所闻以演之”。下卷摘录古代论妇德、妇功的文字即为张玠所作。《圣训演》初刊于西安府学，泾阳知县李引之曾重刊。[12]卷2.435《圣训演》在六谕诠释史上的意义在于，一是保存了名臣的注赞，二是从此开创了以古今事例来诠释六谕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