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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骗子产业，每年狂赚中国人3000亿元
列举中国最大的十大骗子产业：
马路骗子：一年非法获利50亿
一天，你走在路上，有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女出现在你面前，问到银行或邮电局怎么走，然后就会很神秘地拿出一些金元宝或金佛像以及一些旧钱，说：他们在工地上挖出来的，值很多钱，问你要不要。
马路骗子的骗术不断花样翻新，包括早年的易拉罐中奖等等，经常有大叔大婶上当受骗，少则被骗数百元，多则被骗N万元。
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在上当，保守估计一年吸金50亿。
外贸骗子：一年非法获利100亿
欺骗的对象基本上是全国各地的小企业，急着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国外的中小企业。
该类骗子的公司名头很大，什么国际公司中国总部，什么什么国际集团等等，办公室很高档，当然是租的，车子也很漂亮，也是租的，他一定能让你相信他们是大公司。
请你到非常豪
华的餐厅吃饭，只要你先签合同，至少定单100万美金，当然要履行合同的话得先交保证金等七七八八的费用，等把你欺骗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司一关门，走了，你找吧。
官场骗子：一年非法获利150亿1。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十个“陷阱”作者：庄健来源：《人民论坛》2008年第14期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与预测之七评述由头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备受国内外关注。
“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忧患意识值得国人深思。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要警惕一些发展“陷阱”。
其中一些“陷阱”如果能未雨绸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也有一些“陷阱”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我们要着力面对的。
对于这些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困难和风险，一些人未必有足够的警觉性。
为此，我们约请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对这些“陷阱”进行了梳理和深入的剖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然而，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也遭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予以应对，基本保障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展望未来，要保持今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态势，宏观决策和调控部门仍需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注意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十大“陷阱”。
01通货膨胀“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发生在1988—1989年，第二次发生在1993—1994年。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大幅上涨，与上两次的成因有所不同：一是CPI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价格上；二是成本推动因素超过需求拉动因素成为主因；三是全球石油、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推波助澜。
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过低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调整扭曲的成本价格关系将影响有效供给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局势，而过快调整要素成本价格又会进一步推高当前的物价水平，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境地。
02外汇储备“陷阱”2006年10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超过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
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
易错点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录01易错陷阱（3大陷阱）02举一反三【易错点提醒一】对重大历史事件地位、影响的认识误区【易错点提醒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认识误区【易错点提醒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认识误区03易错题通关易错陷阱1：对重大历史事件地位、影响的认识误区【易错警示1】新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期间重大历史事件地位、影响1．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2．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4．1956年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易错警示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间重大历史事件地位、影响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推行。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迈出关键步伐。
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达到新的水平。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3．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4．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社会十大饮鸩止渴之举TOP 10 关闭网吧无可否认，网吧的存在确实造成了许多未成年人的迷恋网络，也是许多犯罪的原始温床。
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却离不开网吧的健康成长。
据调查，23%的人现在不能上网是因为没有网络设备。
而这一个全体正是所谓的"弱势"群体，认为造成了网络天下的分割。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将比富家子落后一个时代，这将是一生的遗憾甚至是鸿沟。
更何况，偷偷摸摸的黑网吧更加害人。
TOP 9 禁放烟花爆竹烟花的禁放使每年春节不再公布伤亡数字，但政府应该是服务型政府，人为割裂了中华几千年的风俗，不正是政府的不作为吗？恐怕有渎职的嫌疑！不管是污染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不能让我们失去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句口号。
看看现在的洋节日越来越兴旺，难道我们的政府就没有责任吗？TOP 8 全民学英语英语在如今的社会好像已经成为分割国人层次的关键，无论是升学、毕业、升职，好像只要是英语娴熟就是"高尚"的人？难道真的有那么多国人需要用英语交流，老祖宗用了5000年的汉语真的就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思了？再看看我们国人的汉语水平吧？连自己的语言都要放弃的民族还能有什么前途？TOP 7 股市圈钱中国的股市早已经成为暴富们的提款机器，等该变现的都变现了，看看现在，呵呵，套牢了吧！TOP 6 抬高房价房价确实造成了各地GDP的大幅增长，但再好的泡沫也有破灭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恐怕就是苦爹的哭爹骂娘的骂娘！TOP 5 公务员加薪有人做了个排名，中国的公务员是最称职却工资最少的辛苦人！但就是这样的辛苦，却是出现了比高考更热闹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要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要为人民服务就好了，可惜啊！看来薪水还加的不够，要多多的加才能让社会平衡发展！TOP 4 高校扩招大学生是多了，研究生也多了，可学历也贬值了。
面对每年增长的求职大军，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校园环境，我们的决策者还不应该反省吗？数量不能让中国在50年以内就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一张文凭只是用钱来衡量了，那整个民族的教育基础又在哪里？TOP 3 矿产资源有水快流中国的地大物博不管是不是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掠夺式的开采已经让各地面临尴尬的局面，我们的子孙将来吃什么？TOP 2 国企改制无数的国有资产已经不知不觉的装入了贪官和资本家口袋，工人阶级用了50年积累的国家财富，被一群自诩为"精英"的海龟手中葬送了。
中国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吗？一、理论“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成长阶段极有可能经历的一个阶段。
比较优势陷阱有两种类型：1、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
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
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
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2、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
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
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
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一、分析中国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仅从对外贸易方面来看，中国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0059.2亿美元，出口总额从97.5亿美元到12016.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显著增长。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变化相对应的即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数量及各大类商品在进出口贸易商品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数据，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品出口总额为91.14亿美元，2009年增加到631,12亿美元。
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在1980年时仅90.05亿美元，而2009年为11384.83亿美元，在其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增长迅速。
城市化10大陷阱（十）：文化陷阱——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烟雨千年，山水故园；炊烟袅袅，相闻鸡犬；老树童心，琉瓦青砖；躬耕陇亩，颐养田园。
这是每一个劳作一生的老人，都会有的一份乡土的情怀。
只有那清新恬淡静谧美丽的乡村，才能勾起如歌岁月，追忆似水流年。
“古村落消失的速度相当惊人，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
”“古城已经完蛋，别再祸害古村。
”这是中国著名作家，天津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骥才先生参加2012年的“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暨传统村落保护《西塘宣言》发表十五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出的大声疾呼。
按着十年消失90万个村落计算，平均每天中国有245个自然村落消失，到今天估计还剩200个村落，也不知道消失的速度有没有降下来，有没有停下来，如果持续下去，那不也就是“村将不村”了吗？一座座古城拆除，一个村落消失的背后，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流失，是历史命脉的截断，更是中国记忆的伤痛”。
冯老谈到传统村落保护时说：“需要牺牲自我、成就后代”。
然而我们正好做反了，我们是大拆大建成就当代自我，牺牲了文化遗产的后代传承。
这些年来的城市化完全没有顾及对古城的保护，没有顾及对村落的保护，没有顾及对文化的保护，没有顾及对香火的保护。
乡村空心化的衰退和没落令人痛心伤感。
我们终将稀释的不仅仅是乡土情结，更是中华民族沉淀五千年的农耕文化。
人类为了追求安全、合作、交流、进步、效率，从部落村屯发展出了城邦集市，进而发展出了现代的城市。
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全世界都掀起了被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浪潮。
然而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说，这是快节奏的工业文明对慢节奏的农耕文明的蚕食。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历史以来文学艺术的殿堂，不都一直都是吃农耕文明的老本才有积淀出来的辉煌的吗？这就是为什么工业化时代很难出描写工业之美的文学大作的原因。
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
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
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
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
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
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
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
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
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
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
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
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陷阱表现的主要特征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22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22)》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主要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作者:宋圭武 2010-2-12面子、血缘、权力，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构成的三角形是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陷阱，以至于长期循环而不能自拔。
关键点之一：面子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
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面子是人治社会秩序稀缺的一个替代品。
社会的人治性增大了社会正式秩序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期性，从而使秩序本身成为了一种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替代秩序就会应用而生。
例如，当国家提供的秩序不足时，有些地方就会出现一些黑社会组织，这里黑社会组织就体现了一种替代秩序的作用。
所以，人治社会必然会诱发大量非正式秩序的产生和存在。
面子实质就是一种替代秩序，类似于一种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以代替正式制度或硬制度约束的不足。
其次，面子是人们在人治社会环境下进行交往的一个有效信号。
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
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
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从而也就意味着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
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这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
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现象的经济根源。
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利益博弈时，识别对方的主要信息渠道就是面子。
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利益博弈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利益是最终目的。
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一、“比较优势陷阱”的基本含义所谓“比较优势陷阱”（也有人称为“李嘉图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
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
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
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
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
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
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二、中国贸易发展已受到“比较优势陷阱”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从贸易数量与金额来看，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但与此相伴的是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摩擦。
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提醒我们，需要警惕“比较优势陷阱”。
长期以来，受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诸如纺织企业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成其为“优势”。
涨姿势智库⽜⼈经常提到的10⼤著名“陷阱”⽔流湿，⽕就燥。
事有必⾄，理有固然。
⼈类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以逾越的、或者⽆法违背的⾦科⽟律。
正所谓：⽉盈则亏，⽇盈则昃，春去夏来，寒往暑来。
这是⾃然规律，也是⼈⽣规律。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这是事物发展规律，也是历史发展规律。
话说天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类发展总是伴随着诸多必然性。
智库⽜⼈在评论政治、外交、历史、社会、经济和管理等⽅⾯问题时，经常提到的10⼤著名“陷阱”，讲的就是哲学⾥的“必然”，历史上的“铁律”，发展中的“定律”，佛学上的“善恶有报”，⽹络上的“No Zuo, No Die”...01塔西佗陷阱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罗马帝国执政官、历史学家与⽂体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
塔西佗离我们很远，即使穿越时空抵达古罗马，也未必得见。
塔西佗离我们很近，那句警⾔流传1900多年，成⾊不减，犹在⽿畔：“⼀个执政者，⼀旦不受欢迎，他做的事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
”“塔西佗陷阱”，正是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这句名⾔。
这⼀概念最初来⾃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
塔西佗在评价⼀位罗马皇帝时说：“⼀旦皇帝成了⼈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们对他的厌恶。
”从此，这句话成为衡量政治和社会现象律条：当政府或组织失去公信⼒时，⽆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02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个新崛起的⼤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国，⽽现存⼤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此说法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换句话说，当⼀个崛起的⼤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铁律”。
修昔底德认为，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和19世纪末德国⼈⾯临的情况⼀样。
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下）默认分类2010-04-12 14:05:06 阅读572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下）来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柏晶伟对话嘉宾：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周天勇搜狐博客：供养和税费负担积重难返周天勇：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业、百姓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我发现，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
比如，２００７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５１５４９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保守地算为８５２２３亿元，为当年ＧＤＰ的３３％以上。
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ＧＤＰ税费负担率１８％—２５％为宜的范围。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
周天勇：对。
１９７８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３７．２６％，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１４９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７４．２万人，增长了９２％；行政机构公职人员从４６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９１．２万人，增长了１７６．５％，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考虑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估计在１５００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６７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５．０７％。
就是说，２００７年，实际上全国每１８．７２人就缴税缴费供养１人。
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
２００７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２９４２５亿元。
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８１０４．８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３１６６．１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３９．０６％。
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７５％，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４４％。
中国应警惕三大发展陷阱作者：辛向阳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04期中国正处在改革深水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陷阱。
尤其是政治发展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陷阱，如何规避这些陷阱，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第一个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让经济发展，工资福利能够改善，群众和党形成了“有福同享”的机制。
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永动机，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慢下来，我们就要在政治发展中解决与群众既“有福同享”，也“有难同当”的问题。
这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将来会不会演变成政治陷阱。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还带来一个问题，与以前二三十年相比，社会流动将呈现回落趋势，换言之未来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可能机会会比较少。
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破除“特权”对各种机会的垄断。
现在中国社会和欧美社会相比，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社会身份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出现了所谓“体制内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难题。
第二个陷阱是“卢梭陷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如果社会上形成了大众利益的小集团，每个集团的意志对他的成员来说是公益，对国家来说就成了个别意志。
我们应该思考，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形成“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会不会越来越突出地影响政治。
当前深化改革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会以什么方式影响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如何防止党产生自身特殊利益，防止党成为像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政党有限公司”，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另外，破解利益集团问题要解决重大公共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问题。
专家称我国十四五期间有望成高收入国
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2日02:51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初秋的内蒙古海拉尔，市场繁
荣活跃，购销两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叶晓楠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近日表示，世行将借助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调整增长方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对于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众多业内人士一致抱有信
心，他们同时指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确存在一些需要防范的风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当前存在十大挑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6000美元时，前
一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从而进入生产率
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进步速度放慢的经济发展阶段。
此前，今年7月，世行集团调整国家分类，将中国划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而研究显示出，
一国在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改变发展战略非常重要，不能继续依靠在贫困阶段行之有效的
增长模式，否则就会两头受压：一头是来自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的竞争，另一头是来自
高收入经济体通过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竞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中等收
入陷阱”，中国当前存在十大挑战，包括：一是避免“转型陷阱”，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
史机遇；二是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
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四是绕开“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五
是注意“资产泡沫陷阱”，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六是克服“老龄化陷阱”，保持经济稳步增
长；七是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八是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
安全；九是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十是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
社会安定。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
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郑
秉文说。
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业内人士指出，应该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
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
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
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
条件。
郑秉文指出，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
富经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事实上，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
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
段。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正面临第三次历史性跨越：高收入行列。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
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的区间，即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1年—15年左右的时
间。”郑秉文说。
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
按照佐利克的看法，中国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需要改革，采取措施从过去经济增
长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多依靠内需。
郑秉文说，目前，中国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
驱动的转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财经评论员余丰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破除垄断，中国才能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他说，要通过打破垄断给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腾出发展空间、激发其活力，要通
过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
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