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

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196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这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1952年8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调到外交部，被派往中国驻缅甸使馆担任学习员，学习缅甸语。

从那时起，一直到1960年被调回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我在驻缅甸使馆工作了8年，有幸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参与中缅边界谈判。

这里仅就我所经历的中缅谈判过程作一简要回顾，并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缅甸是中国山水相依的近邻。

中缅两国的交界地方多为深山老林，当地的很多土司既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又接受缅甸王朝的册封。

中缅两国间的疆界划分比较模糊，过去并不存在边界问题。

直到近代，英国不断入侵缅甸，并最后将其吞并，这才产生了中缅边界问题。

1894年和1897年，中英两国政府两次签订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和缅甸有共同边界2000多公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3段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阿佤山区一段。

中英两国政府在1894年和1897年签订的两个中缅边界条约中对这一段边界曾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

为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1934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辖地区，遭到当地佤族人民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临危急情况之机，以封闭滇缅公路相要挟，同当时的中国政府于6月18日以换文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其片面有利的边界。

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

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

1 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剿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的时候，越过“1941年线”，在“1941年线”以西大约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缅甸政府当时并不清楚，没有马上提出交涉。

第二，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已明文承认。

但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前，英国未经中国同意，强行通过该地区兴修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时，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该领土的管辖权。

缅甸在独立以后承继了这一“永租”关系。

第三，尖高山以北的一段。

这一段边界过去从未划定。

其中，片马、岗房、古浪是由中国皇帝册封的土司统治的，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属于中国。

清朝末年，片马的一个土司因为收税问题，跟其他土司发生纠纷，被地方政府抓了起来，但很快又被释放，这引起片马土司们的普遍不满，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这本来属于中国的内部矛盾，但英国人心怀叵测，1911年初趁势武装占领了片马地区，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于同年4月10日照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3处各寨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

二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然而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当缅甸联邦政府决定首先承认中国新的共产党政权时，它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

”缅甸1948年1月4日获得独立，首任总理吴努是作家出身，他曾生动而坦率地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

”一则是对中国的惧怕，一则是国家的图存，于是在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态度上，缅甸表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想象力。

在缅甸看来，愈是害怕，愈是要友好，所以想第一个承认新中国。

在得知其友邦印度要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后，缅方专门给尼赫鲁打电报，希望尼赫鲁照顾一下，让其先行一步承认新中国。

尼赫鲁答应了。

于是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当时，缅甸国内有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有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数千人盘踞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带。

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吴努十分担心，新中国会以追剿蒋军为借口，“先发制人”，入侵缅甸，并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推翻缅甸政府。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缅方即几次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希望能早日获得解决。

1952年当我到达中国驻缅甸使馆的时候，中缅关系的前景还不明朗。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府当时需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处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可能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准备。

同时，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我们的一些同志囿于阶级斗争的观念，一度寄希望于缅甸共产党，希望缅甸革命能速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1954年6月28日，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后，开始访问缅甸。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缅甸，两位总理的初次接触使中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出访之前，对于缅甸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周总理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充分认识到缅甸作为中国一个较小的邻国，其疑虑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必须把缅甸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同宣传“共产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相区别，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逐步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周总理对缅甸的首次访问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的这种睦邻友好政策。

在会谈中，吴努表示，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甸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为此甚感恐惧。

他还提出：缅甸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和克钦族军人越境到中国云南接受军训，这使缅甸政府感到忧虑，希望中国采取步骤避免上述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周总理向吴努介绍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并按照这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中国的立国政策就是把自己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并强调革命不能输出，输出必败。

周总理提出：中缅之间应当有一个带政治性的协定，如果缅方同意，中方可提出这样一种性质的协定，以有助于两国之间友好关系和和平共处，但签订协定需要时间。

因此，在这之前可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作为开端。

吴努同意发表联合声明。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和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与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除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从周总理首次访问缅甸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和个人魅力对吴努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毛泽东主席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利用追剿国民党军残部之机打缅甸，还承认历史上中国元朝、清朝进攻缅甸是侵略，说那是中国人的不对。

吴努对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进一步消除。

他对毛主席表示：“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

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

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

”和毛主席会谈后，吴努非常轻松。

有一个插曲，当时缅甸驻华大使开了一个招待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主要领导人都去了。

这天晚上，吴努穿了一身中国的中山服，后来这引出了周总理三穿缅甸服的动人佳话。

吴努这次访华，再次谈到了边界问题。

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表示：“鉴于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1955年11月，正当中缅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准备的时候，双方边防部队在黄果园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

黄果园位于“1941年线”以西，1952年我们越过“1941年线”的时候控制了这个地方，缅甸认为黄果园是它的领土。

因为没有协调沟通好，中缅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在当时是一件震动性很大的事件，中缅边境局势很紧张，缅甸舆论把问题说得很严重。

我当时在缅甸看英文报《NATION》（民族报），这家报纸说中国抢占了缅甸领土，可能还要继续南进。

黄果园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促使两国政府把解决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

从1956年初起，两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

三从1956年开始，周总理决定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局限于中缅边界问题，因为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周总理考虑要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为解决一系列边界问题开一个好头。

周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他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

他还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

在中缅边界问题解决之后，周总理叫人给外交部亚洲司送来一大皮箱材料，让我们归档。

我们打开后发现，尽是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专家报告、历史资料、复印材料等。

这些资料周总理都亲自圈阅过。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总理就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在指导思想方面，周总理强调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由于中国和缅甸已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独立的相互友好的国家，中缅边界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从两国友好的全局出发，服务于外交大局，而当时外交大局就是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

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包围圈，而当时印度、缅甸和平中立，所以印度、缅甸是中国重点争取的对象。

为此，对边界问题必须有一个政治解决，不能过于拘泥于领土的得失。

1957年7月9日，周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说：“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

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是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设想到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和我们社会制度不同，对我们是有疑虑有畏惧的。

我们一方面应该坚持和维护我们民族的正当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而且的确应该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做出一些榜样。

就边界问题说，重要的在于我们应该做到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些地方。

”在具体方针方面，因为边界问题涉及到民族感情，任何单方面的让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周总理提出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