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文学人类学,基本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角度作人类学研究,二是从人类学角度作文学研究。因而从界定上看有两个角度和立场,人类学的和文学的应该说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一定见,基本上还是各持己见。以致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萨加尼干脆提出使用“文学人类学”和“文学的人类学”两个概念,以便加以区分。他认为前者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的社会文化状况,而后者则关注作者、读者在符号活动中的不同作用。
综合现在已有的尝试性界定,来自文学立场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1.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2.用文学手段表达人类学的思想,或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3.文学与人类学在某些边缘的互动,即跨学科的研究领域;4.还原文学的“人类学性”,即把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的研究;5.通过人类学的“全人类”视界(或泛文化比较)对“世界文学”的重建,以追寻世俗或人性的本源;6.通过文学的形式达成文学与人类学的资源共享。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亦园也提出了自己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的看法,同样也是六个方面:传统人类学对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文化展演的研究;人类学作品的文学化;人类学的影视表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类学阐释;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化。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正好反映了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不同学科体系和建制之间理论与方法的张力,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文本与田野的关系;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的关系。尽管来自两方面的声音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1997年于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大致认同于“文学人类学是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文学艺术,同时,通过文学艺术及其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内容进一步研究文化人类学”。显然这也反映了西方理论现状:文学理论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这两个理论构建方向代表了当前的潮流,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了文化诗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批评;而后者还进一步分化出了人类学诗学和民族诗学。二、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学人类学
人类学的本体应是人,是探讨人、人性的学问,应是向人的本质的靠近、回归和挖掘。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渴望了解自身及其存在的意义是人特有的一种本性,“人类文化的各个扇面都是开拓意义以及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人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伴随着后现代哲学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质疑,整个思想界中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结构-解构的语境转换,以及西方话语中心论的破碎,人文社会学科的各分支都纷纷对自身的学科性质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学科及学科之间的分化、整合与重建,学科边界开始模糊,相继出现了一些交叉性的边缘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出现可以说正是这个思想大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注意到,人类史、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的演进及其分支学科发展的脉络,皆呈现出对人性的认可和揭示,展现着由外在向主体趋近的轨迹:文化进化—文化播化—文化功能—文化相对—文化人格—文化象征—文化解释—文化解构,勾勒出其对象由历史规律、组织制度、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向心理、人观、主观、人性、个性迫近的轮廓。在文化的演进及古典人类学的旗帜之下,对于人类特殊性与个体心智的格外关注是被冷落的。后来,人类学者认识到,学科知识理论的相对性与个人性有关,不同文化对人的观察有一致,同一文化对人的注解也有不一。布尔迪厄指出,文化对个体的制约有范围及局限度,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也是人的造物。萨林斯则认为,复制社会文化体系更重要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而是“日常生活实践”。由是,反思人类学将人类学者和被研究者的角色与解说一同作为描述的对象。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进入中国文化权力(杜赞奇)与社会建构(达顿Ｄｕｔｔｕｎ)等研究。人类学家不再能依赖传统工具性媒介,如公共仪式、家庭或社会结构,而须凭借深层的意义系统来捕捉文化特性。自我、情感和个人成为现代主义文本的重要成分。
在人类学界,这种反思过程一方面增强了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文学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学的文化表述向更为文学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喻说理论认为,历史具有其内在的“文学性”,这也成为后来部分理论家解读人类学作品的方法论来源,即把它作为文本和话语规范内的写作进行解读。米德，萨皮尔和本尼迪克特
都视自己为人类学家和文学家。特纳、道格拉斯、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对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感兴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模糊了科学与艺术的界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格尔茨以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作品开启了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创立了“解释人类学”一派。认为,民族志权威是一个“写作的”行为,它源于一个创作的、利己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情景,在此情景中,作者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在交流中将自己的经历与别人的经历进行交流的商谈者。因此,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非传统上所以为的科学。
1984年,10位学者(主要是人类学者)以“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为中心议题,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
的美洲研究所召开了一个高级研讨会。与会者以批判的眼光对不同时期经典民族志作品的写作进行了文本的和文学的分析,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修辞的应用以及民族志的虚构性质,并试图强调文化表述的政治学和诗学。指出经典民族志中,作者的主观性与文本表述的客观现实是分离的,作者真实的田野经历以一种固定的格式陈述,在田野经历中发生的感受、困惑、变故和欢快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中都被删除了。然而隐喻、比喻、叙述这样的文学过程会影响文化的表述方式,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生动而信服的描述,说明民族志具有文学的特性,一部作品应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说具有艺术的结构。提出民族志写作的新的自传体形式,即自我反思的个人田野叙述,以第一人称单数,使田野中获得的最重要、最生动、最具情感和情趣的东西,
包括人类学家对自己的认识,得以在民族志中体现。
1986年,克里福德和马尔库斯将文集主编出版,题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此书与同年出版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道成为“写文化”大论争的旗舰性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学理论的构架和话语方向。1988年,第11届魁北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之主题即“文学人类学”,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文学人类学开始形成一定的声势。加拿大布伦斯威克大学人类学教授波亚托斯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
他提交了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范式作了全面论述。波蒂斯-温纳则指出,人类学在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人类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模塑作用,并将研究得出的模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
看到相似性中的差异。波蒂斯-温纳则指出,人类学在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人类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模塑作用,并将研究得出的模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相似性中的差异。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是民族志的新的写作方式,它与人类学诗和民族诗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诗学,并成为其主体,形成了人类学新的表达方法及风格。一些人类学者尝试采用了一些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人类学观念,它们增进了现代主义民族志体验的交流。文学或诗在强调信息所采用的形式时,以科学所摈弃的诗学作为它的首要目的,这使文学人类学的解析领域充满诗意和哲学魅力。
三、文学角度下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角度下的文学人类学的代表性研究是所谓的“原型批评”。它的提出显然受到以弗雷泽《金枝》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的写作的影响,同时也与文学领域中的神话倾向有关。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神话原型的自觉运用,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等人就曾运用神话术把文学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成功地表达了本来不可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原型批评就是以神话和仪式的模式为基础研究文学,其主要内容就是探求文学原型的发生及其内在置换规律。在这个领域中弗莱和维克雷的研究比较突出,影响最为广泛。
弗莱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可以说是原型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批评是否准确取决于对文学现象内在结构规则的认识程度。因此他极力批评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它们关注的只是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却忽略了其内在的结构,尤其是忽略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关联。由于文学的产生源于神话,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就自然地成为确认原型模式的基本方法。他自己在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时候,就参照了古希腊和希伯来《旧约》神话。后来他还开始了对具体作品的破译性解读,《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维克雷于20世纪60年代主编了一本影响广泛的论文集《神话与文学:当代理论与实践》,继续为人类学角度的文学研究呐喊。他在弗莱认为《金枝》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之后,进一步提出用《金枝》所提供的人类学方法来解读《金枝》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并认为正是《金枝》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