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袁世凯当时已是位及顶峰的大总统拉，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为独自称帝呢？要想了解真相，还要看当时的历史。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是很不完善的，革命党应该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应该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但因国民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可惜他们的言论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他们都讲到了。
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因为各省都有部队，各省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仅广东就有民军14.8万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增加了3倍半！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命新势力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这是双方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还谈不上袁世凯窃国。虽然孙中山把权让给袁世凯，但对他又不放心，老是想怎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很能干、很勤政，也很有抱负，他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种一权独大
的制度。袁世凯是“四十年来天下英雄”，他当然不会党傀儡，这也就不难怪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啦。
要谈袁世凯，必须抛开历史课本的有色眼镜来看，袁世凯一生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在朝鲜，办新政和辛亥革命。
在朝鲜，所谓弱国无外交，相信会在他的人生观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形成的强大，也会让他对与革新前的日本相似国情的中国的出路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即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的领导下进行于世界潮流同步的资本主义改革，而当时只能依靠汉人官僚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满人政府显然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该由什么样的统治阶层来完成这一变革？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肯定还在考虑和观望着。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涉足新政的一开端，但新政并不是他主导的，而是旧湘淮系崛起的官僚如李鸿章和张之洞所领导的，这一时期，是占据着中华大地绝大多数的汉人领导阶层迅速从满人的统治下攫取权利的黄金时代，这一变化在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一被后世视为国耻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当时北洋领袖李鸿章在广州正和香港的英军策划东南互保，即如果八国联军有推翻清政府的念头，则约束京津一代的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等新式北洋军队作壁上观，而远离清廷统治中心的东南各省伺机独立，以英国为保护，并看形势来夺取中国政权，南洋领袖张之洞也约束自己的故系将领的部队不得参战（当时新军的编成分两部分，即以直隶的北洋新军袁世凯部和以湖北为中心的南洋新军），所以造成了当时北京附近空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新式陆军和数倍的巡防营旧军，而清政府却只能依靠装备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装备落后的由甘军组成的武卫后军来抵抗的局面，迅速的失利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事后，李鸿章等看全国形势，推翻请政府的时机依旧不成熟，也不可能得到狡猾的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洋人的支持，故出来善后。此后旋死，由袁世凯接收了其北洋势力。在这一时期，袁世凯随着对北洋新军的掌握，显然已经意识到，由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来统治中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当时列国环饲，都愿意用清廷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加上很多省份还是满人控制政权，对于长期任职于中央的袁世凯来言，他是不愿意用激烈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因为这必然将导致国家的分裂。所以，他采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夺权。
辛亥革命，一日之间，中国半数土地易帜，让袁世凯不得不接受暴力革命的方式，但随着和孙文的会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迅速崛起，成了一个迷茫的疑问。
首
先，中国各省用一种自发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权，虽然各省打着革命的旗号，但真正奉行同盟会命令的也只有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蔡锷是梁的学生，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山西的阎西山，关起门来做皇帝，湖北的黎元洪，主要是南洋新军的将领在主导，根本没把同盟会放在眼里，其他各省，甚至有很多不过是清政府的旧官僚换个门面而已。这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需要怎样一种力量来统一？毫无疑问，这是需要一个纽带的，袁世凯首先想到的是同盟会，用政党的理想和凝聚力来把各省联系起来，于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北京之谈便出现了。
然而，北京会谈，总体来讲却让袁世凯非常失望，首先，同盟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假国人，除了空洞的口号，毫无能力，在个人能力上，他居然幼稚的对袁世凯说，中国的未来就在于三件事，第一是推翻满清，这一点已经完成，第二，在十年训练一百万新式陆军，来获得国家的稳定和抵御外辱，第三，修十万里的铁路，来振兴经济，因为美国就是依靠铁路。完成了飞速的国力的积累的。一百万新式陆军要多少军费？孙大炮大概觉得加加税就解决了。如果中国的民族实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修成十万里铁路，又有什么用处？袁世凯对孙的个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进行了大大的褒扬，但私下里，是什么想法，大家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组织形式上，同盟会也完全不具备一个党派所应有的凝聚力，当时的同盟会只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大家的目的就一个推翻满清，推翻满清后怎么做？事实证明，同盟会最后连自己控制的省份都摆不平！
于是，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日本，小小的日本是通过什么来团结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忠君，爱国！这是一种精神的纽带，让日本的武士和商人们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而投身帝国复兴的大业中来的。而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正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么？看看各省割据的军阀，甚至北洋派系的内部，所有失去理想的人们只能拼命的攫取经济利益，用纸醉金迷来掩盖自己精神的空虚，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人民都不缺少爱国的精神，即使恶劣如东陵大盗孙殿英之流，在**战争时期，也曾英勇的率领军队打过几次硬仗。被历史课本骂臭了的大军阀段其瑞，吴佩孚在下野后也都拒绝过出任日伪政权的高官，中国人，愿为国士的执拗从未缺少过，缺少的，只是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袁世凯称帝了，妄图用君臣的孝衣来重新为中国的士人寻找一个理想。我个人认为，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谈到袁世凯的称帝，自然要谈
到袁世凯的失败，我觉得他的失败并不象历史课本上说的那样是万人唾骂，失去民心的结果，他不是输给了革命党人，而是输给了时间。
二次革命的胜利，除了西南几个省份，袁世凯已经完全的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事实如此，但反抗的声音并没有真正的消除，袁世凯这一点是清楚的，但他当时对自己的时日无多，相信也是体会得到的，作为中国的华盛顿，一手复兴了汉人政权，他更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一种千秋万世的荣耀，出身于士人家庭的他，当然更无法抗拒，于是他转而对军阀内部的割据势力动手，首先，他创立了北洋新军之外的模范团，并以此扩编了几个师，希望能在北洋军之外重新打造一只军事力量来做制衡，老袁是想杯酒释兵权了。北洋内部以段琪瑞为首的军阀不可能不知道，于是，私下的抵制已经开始了。段辞去了陆军总长的职务，冯国章也躲在南京观望风色，如果能再给袁世凯十年的时间，相信他一定可以把北洋那些桀骜的老家伙们卸甲归田，可惜，他和时间赛跑的游戏是无法改变规则的，为了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打造的帝国复兴，他贸然的作出了赌博，于是，他输了。护国战争中，在蔡锷那三千老弱残兵前，北洋军阀们却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消极抵抗，袁世凯吐血身亡，而中国人又一次在分崩离析中迎来了另一个黑暗的战乱年代。
纵读那北洋时代的历史，当时的各种力量，唯有袁世凯真正能实现中国式的理想，只有在他当大总统的时期，中国是最接近统一的。也是最自主的。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的崛起，可惜，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灾难，让我们在历史的黑夜中且哭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