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玄学对文化的影响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由于不间断的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了胡、汉杂居和民族之间的空前的融合，多元化的文化造就了这个思想上自由解放、个性张扬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一直崇尚的儒学产生裂变并逐渐趋向衰微，于是源于老庄的玄学思想流行起来，崇尚思辨、注重审美、向往自然、追求超逸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文人们对玄学的追求以及清淡无为、放荡不羁、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对魏晋的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服饰；绘画；书法；玄学；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争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加剧、战争连绵不断的时期，王朝更替，朝臣争权，皇室内讧，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虚伪、猜忌、凶杀等卑鄙龌龊的行径，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层出不穷，以致形成“名士少有全者”的悲剧。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名士内心充满了彷徨和恐怖，许多人不愿意涉足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他们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生活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不谈政治而专言玄理的清谈自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士族阶层滋生出人生无常的观念，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随即产生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并主导了士人们的思想，他们极力放纵、奢靡享乐、愈气豪迈。文人雅士纷纷放弃礼法，行为放旷。因此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的玄学在士人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
魏晋玄学在服饰上的影响：由于玄学崇尚清谈、放荡不羁、超然无物、潇洒飘逸，以表达自我为主，所以在服饰方面对传统礼法表现得非常蔑视，因此在这个时期，男子主要流行的是大衫，其大袖衫有单夹两式，一般做成对襟，中间用襟带相连，有的不用襟带就敞开。而且有的人是穿着在身，有的则是披搭在肩上，文人多是衫领敞开，袒胸露怀，或赤足，或散发，放任不羁，轻蔑礼法；此外，受玄学飘逸潇洒之风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人中还有披鹤氅的。例如东晋王恭“尝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谈曰：‘此神仙中人也’”，还有追求个性用孔雀毛为裘。且由于玄学的影响，还出现了玄学士族服饰，其服饰特点：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族阶层以穿大袖宽衫、褒衣博带、袒胸露腹为尚，在服制礼仪上不受古法拘束，甚至出现了男子穿女装的现象。[1]这种服饰境界，表现了士族阶层既开放又孤独、既浪漫又压抑的心理。阮籍以宽袍大袖、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裸态或者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笃信神仙，研究养生之术。刘伶解衣而饮，以深林为衣裤与客人抗辩。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自己穷无以晾，便以竹竿将大裤头高悬院中以互相映衬等。这种粗服乱头、不拘礼法的浪漫与超脱，消减了《周礼》以来服饰的威仪与等级，形成了玄学士族服饰的主流。
在绘画上，在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中国绘画往往追求一种空灵通透的境界，体现出超然物表的审美风格，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画中的“线条”上，我们可以看到，其绘画的线条自由动荡，在捕捉对象骨格气韵中荡漾出
一种音乐化的节奏感，而且“线条”的组织打破了“团块”的造型结构，从而流露出一种虚灵的风致。[2]其中玄学的“以无为本”和“言意之辨”对当时绘画的影响十分深刻。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何晏、王弼都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王弼在注老子的一书中还说：“万物虽贵，以无为本，不能舍无以为体也”。魏晋的玄学“以无为本”的思想是老庄哲学的一种发挥，它不仅仅变革了汉代哲学，而且还为人们在有形有状的实在世界中敞开了一个空灵通透的“无”的境界。这一境界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的追求，也是对中国绘画美学的一种追求，如谢赫曾在《古画品录》中说过：“ 若物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他的意思是，在审美创造中，画家也应该不执著物象和形色等有限形态，这也就是庄子所说得“不能以有为有”，只有这样，才能“取之象外”，才能达到“微妙”的“无”的境界。“言意之辨”是王弼根据庄子的见解对《易传》中的某些观点作进一步发挥，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在王弼看来，“言”总是表达某种确定的有形的东西，而“意”却是一种不确定的无形的存在。换而言之，“言”代表了“有”，而“意”则代表了“无”，因而，只有超言绝象才能通向“意”的无形领域。例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他的人物画以“神”取胜的特点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影响。[3]
在书法上，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人的自觉，士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于是开始追求个性、活在当下和崇尚自然的社会风尚。基于这种情怀，加之才气和抱负在混乱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施展，于是士人们便转向了书法艺术，为了表现人物心灵与外表和谐统一的玄意美，在书法审美上，魏晋文士“选择了最宜表现魏晋风度的行书体”。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逸笔草草、不拘成法的今草和行书发展了起来。邓以蛰在《书法欣赏》中也谈到：“魏晋人浸润于老庄思想，如虚出玄，超脱一切形质实行，于是‘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之行草书体，照耀一世。”[4]其中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最高，在他的作品中点画两端映带轻灵而中断饱满厚重，真如龙腾虎跃，雄健而又灵巧。奇正相生，处处有“风气”。他的书法特点主要有：一笔法精妙，行笔潇洒飘逸，笔势委婉含蓄，有如行云流水。二结体遒美，骨格清秀，点画疏密相间。三章法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丰裕的艺术美。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字体遒美健秀，书写用笔细腻，布局结构多变，他的书法之妍美体现出一种绝去风尘的请绮，典雅蕴籍，祥和融畅，淡妆浓抹总相宜。[5]
由以上可看出，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思想潮流，他不仅给魏晋人士带来了思想上的进步以及生活上的解脱，更是为中国的服饰之美、绘画之美、书法之美带来了新的突破以及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的精神家园。此外，玄学追求张扬个性、自由意志、对人的尊崇，对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使文学作品有张力、有风格、有灵魂，且由于作品中有作家自己的精神和灵魂，造就了魏晋时代的文化在后人心中由于秦汉、唐宋不同的文化个性，并为后人所推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