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杉晋作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　第2期论高杉晋作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田　野 高杉晋作,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革新家,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作为倒幕维新志士的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者,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一高杉晋作,1839年9月12日出生于长州藩(今山口县)俸禄为150石的上层武士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藩的高级官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晋作,自小便受到了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封建观念比较浓厚,致使他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仍然与封建思想藕断丝连,并进而影响他革命的彻底性。1857年他拜日本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阴为师。这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由于受到“西方冲击”,被迫打开锁国的大门,使得勉强维系下来的封建经济及其全部上层建筑“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从此,闭关自守的日本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中,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将日本推到了决定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上。是维新图强?还是沦为殖民地?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以及日本被迫“开国”,惊醒了日本朝野内外自我陶醉的迷梦,排斥洋学的水户学的影响已逐渐变弱,而洋学家却活跃起来。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吉田松阴等所代表的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逐渐地认识到:如果继续维持现存的封建统治体制,必将使日本重蹈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覆辙。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摆脱民族危机,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尊王攘夷”,以推翻反动的幕府封建统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与科学技术,使日本社会面貌“一新”。吉田松阴在著名的《草莽崛起论》中说:“三千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并且,他指出“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 。“草莽崛起”论的提出,是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吉田松阴为摸索这条救国救民的宝贵经验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这对晋作思想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以一名爱国青年的姿态,积极地投身于挽救民族危机的革命之中。

二

1858年,晋作在游学江户时,在给本藩家老的《呈弹生益田君书》中指出:“富国之本在于节俭,富国之末在于使两国(周防、长州)之人学习洋术。”!尽管这时的晋作尚未认识到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乃富国的基础,而把“节俭”作为富国之本,但说明了他对将军、诸侯及上层武士们奢侈腐败生活的厌恶。他提出的“统一人心”,其实是要结束“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这在当时是很有战略意义的见解,所以吉田松阴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呜呼!此诚我国之文章也!”∀由于高杉晋作勤奋好学,思想敏锐,才智过人,深得松阴思想的精遂,因而在松阴众多的弟子中,晋作与久坂玄瑞并誉为松下村塾的“双璧”。日益颓落的幕府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严重阻碍着日本民族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它恪守旧序,抱残守缺,毫无改革维新之意。不仅如此,以大老井伊直弼为首的保守派竟制造了“安政大狱”,残酷地镇压革新志士。吉田松阴等许多有识之士被处死。这种逆历史潮流发展、顽固维・25・护反动统治秩序的专横行径,已不能挽回幕府的衰亡。疯狂的屠杀只会更加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仇视。于是,各地志士纷纷走上同顽固派斗争的第一线。高杉晋作的思想在这时期也开始发生转变,从纯粹的“华夷内外”、“大义名分”观念出发的“攘夷”论,转向批判旧学(儒学、国学),提倡实学,鼓励学习和传播洋学,迈上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道路。晋作曾主张“贸易之事,应派人向美国说明拒绝之意,如其不允,或即有战争。窃以为早晚如无一战,则外患终不除”#。但是,伴随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索和探寻,他改正自己从前的看法,认为“长崎互市之策,如能与英美诸夷对话则将得益不少”,“探索和夷互市商法等事,了解所谓商业之实情,逐渐认为乃使国家得益之事”∃。遂主张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恰好反映了在晋作的思想深处,已经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萌生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资产阶级意识。而且,他对幕府惨杀革新之士的行为非常气愤,表示“此仇未报于心不安”%,下决心要实现“倒幕开国”&,欲与幕府“争论是非”󰀁󰀂。1862年的上海之行,又进一步促成了他的思想转变。1862年6月初,高杉晋作乘“千岁丸”船来到中国实地考察,亲眼目睹了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惨状。他深为感触地说:“上海虽属中国,实际上可以说是英法属地。我们必须小心在意,以免陷入中国的境地”󰀁 。在探讨中国衰落的原因时,他指出,“……考虑其如此衰微之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外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造闯万里波涛之军舰,不造能防敌数十里之外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著《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苛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大炮防敌于之地,故由此于衰微也”󰀁!。他表示只有坚决反对侵略,日本才能避免陷于“清国覆辙”󰀁∀。而且,晋作竭力主张吸取“外国日新之学”󰀁#,与欧美文明国家交往,发展贸易,促进工商业,实现富国强兵。对于日本国家内部的现状,他主张有系统地自行改革,“俾由日本人来处理日本的事”;对外,他则主张实行“敌地制敌”和“以夷制夷”󰀁∃。高杉晋作主张学习西方,立足于本民族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仅从亲眼观察中国衰微这一点来看,晋作对西方的关心程度,要比吉田松阴和其他人都强烈得多,反映出他不愧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侵略使被侵略者“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蜕变成资产者”󰀁%。同时,晋作还是一位勇于把思想付诸行动的实践家。归国后,晋作立即成为长州攘夷派的急先锋。他“因政府不足依靠,故我等同志必须行攘夷之实”󰀁&,决定对在品川御殿山建筑的英国公使馆进行袭击。久坂玄瑞等人认为这是狂暴的举动而加以反对。高杉晋作把自己的行动视为“狂举”,强调“以断然独自之狂放,不顾毁谤而作此狂举”󰀁∋。笔者认为他的“狂举”不同于攘夷的鲁莽行动,而是实现他“阖藩倒幕”的第一步,即冲破幕府、朝廷的压抑和束缚,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入困境,从而断然实行革命。木户孝允当时在给京都任职的同僚信中也承认,“非完全与夷人争曲直,乃为同幕吏争曲直”󰀁(。通过这次行动,晋作想使本藩彻底改变政策,不再周旋于当时盛行的“公武合体运动”之中,而把力量放到防、长两藩,一心实现富国强兵、“割据倒幕”的目的。他在给木户孝允的信中表示,“愿尽量与国采取共同行动,若失去今日,则再等待千万年亦不复可能”)󰀂。当时倒幕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没有可以依靠的武装,因而高杉晋作试图依靠藩主,控制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小割据”。这也说明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还不可能彻底抛弃对旧统治阶级的幻想,而同人民群众携手自上而下地共同推翻幕藩体制。

三

“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1863年5月,长州攘夷派炮击外国船只事件发生后,藩政府迫不得已,遂起用高杉晋作防守下关,参与藩政。晋作认识到:依靠现有的藩兵已经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也不能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必须建立起新的武装。他说:“食肉之士不能任事”。“必须下决心矫正豪门积弊”,“不分武士与平民,一律提高薪俸,专募强健者”。可见他懂得抵抗侵略必须依靠广大民众这一真理。于是,晋作毅然撇开旧身份制和藩・26・的军制,选拔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中勇敢有志之士,组成一支新式的军队,名为“奇兵队”。虽然允许下级武士、神官、陪臣等参加,但是,“实际上,整个奇兵队全是由农民、市民的志愿者和步卒组成,除了高杉本人之外,几乎没有武士家庭出身的人”)!。“专以力量为贵”的实力主义是奇兵队的特色。从而打破了数百年来武士垄断军队的局面,把国家安危、民族危亡与全体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人民真正关心国家的命运。并且,不强制征丁,而是号召人们自觉参加保卫工作,豁免或减轻贡赋,对于受到灾害的人实行救济、抚恤。虽然为数甚微,但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深得民众拥护。“市民、农民越来越不怕打仗,勇壮的人带了一把刀来请求入队效力”)∀。加拿大的日本史学家诺曼也认为:“这支奇队中的革命性因素,在于它由非武士阶级的富农、小市民以及形形色色的浪人所组成的”。)#这也正是高杉晋作把久坂玄瑞提出的“草莽联合”论发展到创建“草莽武装”的结晶,从而为倒幕维新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他在日记中写道:“所谓勤国即是富国强兵,强兵即是富国”)∃。奇兵队的建立,从服装、武器到训练方法均仿效欧洲。实施志愿兵役制,用大炮、火枪替代传统的竹枪、刀剑,以及用近代的军事知识武装士兵头脑等等,为明治时期军队的建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人才,如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可以说这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支军队,并且,反映出高杉晋作富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魄力,因而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年仅24岁便担任首任总督。高杉晋作十分重视奇兵队的建设,制订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决不可妨碍农事;不可随便进入农家;小路上遇到牛羊时,要避至路边,让它迅速通过;即使没有种植作物的田地,也不可践踏;山林中的竹木栌楮固不必说,即使道旁草木,也不可伐砍;严禁抢夺人家的果物、鸡犬等。其中有句口号:“不怕强兵百万,却惧弱民一人”)%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了晋作“以民为本”的崇高思想。诚然,他还保留一些封建等级观念和武士道意识。例如。“礼让为本,不紊乱尊卑次序,安分守己……”等,暴露了资产阶级下级武士改革派的弱点。但是,对民众要和蔼相处,不损害广大民众利益等规定与做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在封建等级桎梏尚未打碎的状况下提出来,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人民欣然欢迎各队,或欢送各队,或送米粮,或供金钱,拥护各队”)&。1864年7月,奇兵队已达四千余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高杉晋作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当时一位倒幕维新政治家前原一诚曾为他赋诗一首,逼真地描述了晋作为倒幕维新、创建军队,不畏难辛、奔走呼号的动人形象。诗中写道:“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

四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残酷。不久,高杉晋作被免去政务役。接着,京都发生了“八・一八政变”,维新志士被驱逐出政治中心。“尊王攘夷”派中的激进分子久坂玄瑞等人,不顾晋作的劝阻,率兵进入京都而遭到幕府镇压,史称“禁门之变”。幕府又下令征伐长州藩,各藩倒幕志士受到追捕或者被迫亡命他乡。恰在这时,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长州藩惨败,保守派乘机发动政变,控制政权,向幕府请罪投降,并下令解散奇兵队。刚刚形成的尊王攘夷运动局面遭到了惨重的摧残。幕末开国以来,长州藩的草莽志士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自“八・一八政变”后,革命斗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长州藩的尊攘派屡受打击。多次的流血教训,使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首先,他们认识到,顽固守旧的孝明天皇已经成为德川幕府的同伙,尽管天皇脑顶闪着“权威”的神圣光环,但已经不可靠。除了联合草莽志士起义之外,别无它策。其次,他们也从下关战争中懂得,在与外国武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盲动的。1863年赴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听到长州藩炮击外国舰船和四国舰队进攻下关、实行报复的消息后,立即返回长州。他们认为:“继续进行这样无把握的暴战,恐怕要有连续失败的结果,如果不迅速废除幕府而还政于朝廷,在谋求我国统一的同时,打破攘夷的谬见而执行开国的方针,则一定没有希望维持国家的前途。”)(长州藩的尊攘派改变过去所奉行的攘夷方针,确立以讨伐幕府为革命战略的总目标。第三,他们还认・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