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特点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1972年，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指的是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41年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被颠覆，议程设置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本文从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环境受众参与一、“议程设置”的理论背景“议程设置”概念源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

在该书中，李普曼将柏拉图“洞穴人”的思想引申，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的基础”。

①在此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受众所认识的世界是由媒介参与构建的虚拟世界，这肯定了媒介影响受众的力量。

然而，“议程设置”仍是一个模糊的、还未成型的概念，但早期思想已经萌芽。

在40多年以后，1963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该书的一些论述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成型打下了基础。

书中提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②这一论述堪称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经典表述，并几乎被所有涉及议程设置理论的论著所引证。

但科恩的论述还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正式提出“议程设置”这一具体概念并予以证实的，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

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媒体的报道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并在1972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这一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

该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以网红papi酱为例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

在这个时代，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的工具，而是一个互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上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海量的信息。

同时，这个平台也给广告、推销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通过对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政治决策等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会上的共识性话题以及新闻报道中的话题制定机制的一种理论体系。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它通过媒介的选择、内容呈现、优先排序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从而进而影响政治决策。

而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被完全颠覆。

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性质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影响力也从传统媒体向个人媒体转化。

网红Papi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她的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她的短视频中涉及的话题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成为社会共识性话题，从而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和政治关注。

这也证明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媒体也能够对公共议程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内容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使媒体无法像过去那样掌控信息流。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选择性意识非常强，他们会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被媒体硬性安排的话题。

在这种环境下，议程设置更多地变成了一个对话和博弈的过程，而不再是单向的命令。

除此之外，新媒体环境下的各项数码技术也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快地利用这些话题影响公共决策。

总的来说，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单一的控制者到多种形式的影响力，从单向的命令到双向的博弈，从纯粹的媒体力量到媒体与技术的结合，这些变化都对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形成和议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如社交媒体、自媒体等逐渐崛起，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不仅涉及到媒体对议程的设置，还涉及到公众对议程的参与与互动。

因此，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舆论引导与信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议程设置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

该理论主张，大众传媒通过选择性地报道和强调某些议题，能够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进而塑造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和态度。

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能够告诉人们“怎么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想什么”。

自提出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新媒介环境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而在新媒介环境下，公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议程设置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在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媒，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也从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变为互动式的、多渠道的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也从简单的议程转移转变为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次影响。

因此，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需要关注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探索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环境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也需要结合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作者：狄欣然来源：《今传媒》2024年第07期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由媒介主导到受众主导、由重视内容分析到重视受众分析的现代化转向。

本文通过阐述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梳理，总结议程设置的主要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启示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时代；理论转向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7-0032-04一、引言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强调媒体对人们认知与判断的影响。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介技术和平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已经转变为互动式多向传播，信息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议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对公共议题的影响，还涵盖了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

随着网络媒体的广泛运用，议程设置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该理论、正确看待其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Theory）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20世纪20年代，政治家瓦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1972年，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对“议程设置”的概念作出了系统阐释，即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也就是说，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注意”和“兴趣”，而对这种“注意”和“兴趣”的安排构成了“议程”[1]。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且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浅析新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新趋势与新特点作者：赵昆来源：《传媒》 2018年第20期摘要：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从传播范围、传播速度到传播距离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新信息环境的构建进一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新话语权的转移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的信息垄断。

本文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对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模式进行全新解析，以期探索新媒体的议程设置，为今后的新媒体传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新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在信息传播方面，从捎去远方亲人的问候到获取市场发展的第一手数据，从塞纳河旁跑步经过的随身听到华尔街市政办公室繁忙的电话铃声，人类对于信息如何能够传播得更快更远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歇。

互联网和数字移动技术的提升为我们构建起一座全新二次元的虚拟信息空间，并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信息时代的核心，也让人类对于实现信息传播所有美好的愿景和期待转化为现实。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手段，信息成为这个时代与物质和能量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一种资源，更成为各个国家为强占制衡高地而相互抢夺的一种无形资源。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信息资源的多级传播，使得信息成为人类社会各行业各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经济复苏与提升的助燃器，信息的传播犹如雨后春笋生长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像空气一般弥散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一、大众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与发展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印刷技术得到了普遍提高，印刷媒介随之得以普及和推广，人们每天清晨坐在餐桌前便可获知各地最新的消息抑或各行各类资讯，同时，也间接通过这些信息所在报纸页面位置和版面大小来判断事件的大小和重要程度。

而作为印刷品的编辑出版发行方——大众媒介，为受众营造了一个经过二次加工的舆论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的思考方式和信息内容的选择。

美国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拟态环境”，并在《公众舆论》这本书中首次描述了“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形成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雏形，该认为：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如图1）。

第11卷第9期Vol.11 No.9127浅析新媒体语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梁红燕（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江苏 连云港 222000）摘 要：媒介环境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当前，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本文以新媒体环境为背景，从议程设置的主体、议题内容、传播效果、把关方式等方面分析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进一步分析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性，探讨议程设置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发展完善。

关键词：新媒体；议程设置；局限性；发展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9-0127-02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议程设置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成果。

这一理论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大众传媒，在无形中为接收信息的公众设置好了“议事日程”。

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议程设置理论原有的媒介环境，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新媒体传播的特征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这些传统媒体而言新出现、发展起来的媒体形态。

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依托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向用户传播各类形态的信息，人们可以及时从手机、电脑这些移动终端来接收。

新的媒介环境使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这是由新媒体传播的特征决定的。

交互性——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不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信息，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将这些信息二次传播。

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互动性为信息的搜集、编辑以及传播带来了便利，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信息渠道被一方掌控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

即时性——新媒体即时传播，瞬间可达，人们可以随时接收和发布信息。

新媒体的即时性，突破了时空对传统媒体的限制，让信息能够及时发布和传播，这种即时性也是新媒体的突出特点之一。

碎片化——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逐步进入电子娱乐时代，“微传播”“浅阅读”成为标志性的时代特征。

对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再思考作者：肖霞来源：《艺术科技》2018年第10期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实证主义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

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以个体参与为特征的新媒介环境正逐步构建起来。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议程设置的主体开始泛化，研究重点发生转移，传播路径多元化，影响效果即时且互动性强。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受众1 理论简介20世纪60年代，麦考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媒介对公众议程设置起着中心作用”，通过报道的数量和话语倾向，媒介为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要性，进而影响或决定公众相关议题的关注度。

我国传播学者郭庆光将议程设置理论概括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1]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具有如下特征：从事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专业媒介机构居于主导地位;传播过程单向，受众被动且无有效反馈渠道;传统媒体容量有限，信息提供不全面、有取舍。

[2]2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笔者认为，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不仅降低了受众进入媒介的门槛，打破了长期以来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议程的局面。

[3]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

2.1 研究重点转移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中，主体为大众媒体，受众为客体，议程设置的方式是由大众传媒单方面自上而下进行。

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限于大众媒体，个体拥有越来越自由的发声渠道，同时包括门户网站、比较成熟的论坛贴吧等在内的一些社群对议程的设置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2000年传播效果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肖和他的两位助手在《公共议程的衰落：个人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中将议程融合论解释为：人们在使用和挑选传播媒介及其“议程”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念发展研究王溪（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摘 要：美国的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进行查普尔希尔研究时，针对调查研究的结果发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和媒介环境出发，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研究与创新，随着媒介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议程设置”理论在现实的应用中也表现出了新的内涵和特点。

关键词：议程设置；网络时代；新特点一、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一）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李普曼在他的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传播媒介选择、加工信息并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拟态环境中，拟态环境是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1]。

这被称为是最早的关于“议程设置”的思想描述。

1988年，美国学者麦克斯威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进行查普尔希尔研究时发现，媒介突出强调的选举议题对公众判断选举议题重要性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麦库姆斯和肖将这种现象称为“议程设置”理论。

媒介突出强调的事情也会作为大事反映到公众的心智中，媒介给予事件的关注度越高，那么公众也会越重视。

“议程设置”理论最核心的观点时媒介对公众的态和世界观发生作用。

（二）议程设置的三个层次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从传统议程设置到属性议程设置再到网络议程设置三个层次的理论发展。

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体是议程设置的主体，拥有绝对的权力，新闻媒体是连接现实环境和公众认知的桥梁，媒体设置的议题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周围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大众媒体虽然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可以决定人们想什么事情。

该理论着眼于认知层面的效果，媒介通过突出报道某件事或者忽略某件事来改变公众对于事件重要性的认知。

从这个角度看，大众媒体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将众多信息进行归纳、筛选，对于那些符合媒体自身价值标准的信息会通过整合后传达给公众，并且通过增加报道频率和曝光度的方式来改变公众对周围大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