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

简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事业大发展以及人才大荟萃的繁荣阶段，具体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的主要类型，成员来源以及其文化素养，是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建构和基础条件的前提。

第一，学术研究群体的类型。

延安学术研究群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的领袖群体，主要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维汉等，他们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领导核心，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提供指南和方向。

另一类是延安文化人群体，主要包括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陈伯达、张如心、李达、周扬、侯外庐、胡乔木、胡绳、陈唯实、杨松、成仿吾等，他们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

第二，学术研究人员的主要来源。

延安时期，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和成熟的领导集体。

在中共七大上，正式形成了由五大书记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 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七大形成的领导集体，基本上奠定了中共政治领导的主体格局。

这个领导集体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促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文化人群体主要由党的理论文化工作者和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组成。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影响，延安政通人和的良好社会环境吸引，以及共产党人顽强抗敌、英勇无畏精神的感召，一大批怀有强烈报国志向的知识分子从国统区以及海外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当时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奔赴延安的人数将近四万余人。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在1938 年5月至8 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 人。

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使延安和边区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延安文化人群体逐渐形成，而这一群体的骨干成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苏区的知识分子，如范文澜、成仿吾、张如心、吴亮平等人，这些人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长征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定，政治思想觉悟高，能够紧跟党的路线政策，在党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声誉。

二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其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艾思奇、周扬、何干之、何思敬、柯仲平、何其芳等人，来自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萧军、雷加、师田手、黒丁等人。

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脱离生产，与劳动群众接触较少，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眼界开阔，有的还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和领导方面的工作。

三是来自归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

主要代表有杨松、萧三，他们都是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 人”。

第三，学术研究人员的文化素养。

从教育背景来看，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成员基本上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熏陶。

如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朱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刘少奇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周恩来毕业于南开中学，任弼时也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张闻天则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在延安文化人群体中，一半以上人员都接受过初等以上的教育。

据统计，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具有初中以上学历者达到71%(其中高中以上学历者占19%，高中学历者占21%，初中学历者占31%)，初中以下学历者约占30%，他们中有部分人还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名校接受过高等教育。

与此同时，延安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中很多人都有留学背景。

如党的领袖群体中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曾在苏联学习或培训，周恩来曾到日本、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文化人群体中，陈伯达、张仲实、吴亮平、杨松等曾在苏联留学，艾思奇、郭沫若、成仿吾、何思敬、周扬、何干之、王学文等人曾经留学日本。

从专业特长来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政治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军事家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哲学家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等;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宇等;经济学家王学文、王思华等。

此外，还有诗人、作家、戏剧家等文艺理论界著名人物，可谓人才济济。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探究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创作出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这些理论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统战、党建、民族宗教等不同学科领域，范围广、内容新、成果多、影响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想内容与理论支持。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哲学与生活》、《关于形式伦理学和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等，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论初步》、《新哲学人生观》、《哲学漫谈》等，陈唯实的《民族革命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新哲学体系讲话》等，潘梓年的《唯物史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它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党内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与总结，提出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和《中国历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等。

在史学研究中，毛泽东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恢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为马克思文艺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在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具体解决了革命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党建、统战及群众路线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学术角度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撰写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政治学著作。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重点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强调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以上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方法以及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章程、党史文献等党的建设理论的深刻阐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第三，马克思主义军事、经济及民族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抗战军事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等，刘少奇的《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周恩来的《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邓小平的《艰苦奋斗中的冀南》，彭德怀的《关于百团大战》，陈毅的《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刘伯承的《关于平原游击战诸问题》，聂荣臻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左权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等。

这些军事理论著述代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革命战略与军事理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毛泽东的《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陈云的《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等，王学文的《解放区工业建设》等。

这些经济方面的著述主要是根据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举措和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维汉的《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层面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山之作。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延安特色”。

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人民利益至上的群众立场、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与强烈的现实应用性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深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中共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之后，虽然解决了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问题，但是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包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仍然被束缚在教条主义思维的牢笼中，一味地将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模式化，而不注重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现实问题。